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08辑：武清碑刻概览

王　毅

中国书法，乃国之瑰宝。所谓“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姿、鸾舞蛇惊之态”，无不诠释着中华民族的世事认知、蕴涵着中国文化的思辨哲理、表述着志士仁人的道德胸襟。

勒石记事之风大抵始于秦而盛于汉。其文多歌功颂德，其意在传之后世。武清乃秦汉旧邑，古雍奴、泉州故地，唐天宝初改名武清，后人雅称雍阳。初因东汉寇恂封侯于此而名著青史，后以雁门太守鲜于璜碑出世而声动天下。两千年历史可谓久远、人物也称繁多，但伴随朝代的更迭与历史的演进，诸多的文物典籍或焚于战火，或散于乡间，或毁于无知，或湮于风尘，故所剩弥足珍贵。1997年，武清县政府通知将区内尚存之四十余通石碑、经幢集于杨村“小世界”管藏，由著名书法家刘炳森先生题字并建“御碑园”以飨世人。

通观武清碑刻按朝代分，计有东汉一、辽金五、明朝十、清朝二十一、民国一共三十八件；按内容分计碑记十八，墓志十二、御（诗）碑三、经幢五；按书体分计隶书二、楷书三十二（其中小楷六）、行书三、另有十二篆额。除草书外可谓诸体皆备。

现存世于武清的有被称之为武清“三大名隶”的三大名家，其一为东汉石刻《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书者不知其名，但此碑与其书法却是国宝级文物；其二为清末民初天津名人、书法大家、教育家严修的《马宜人墓志铭》；其三为当代著名书法家、邑人刘炳森的作品。

首先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该碑立于东汉桓帝延熹八年（165年），距今1837年。该碑于1973年5月在天津市武清县高村乡兰城村出土，后被天津市历史博物馆收藏。该碑呈圭形，高2.42米，宽0.82米。出土后曾被农民砌猪圈用，为取其方，尝用斧锤斫其圭首，致使碑阳文首字“君”字损毁。碑额为颇有古隶意味的阳刻篆书“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十个字。碑身阴阳两面铭文皆为方笔隶书。碑阳16行，每行35字；碑阴15行，每行25字，共计827字，是解放以来发现的字数最多、保存完整，既具历史研究价值，更有书法艺术价值和装饰鉴赏价值的一件珍品名碑。虽然此碑一面世就引起部分相关专家学者和部分书家的重视，但因此碑在历史文献和金石书籍中未见著录，故而未能引起国内外专家像对待《礼器》、《华山》、《曹全》、《张迁》诸碑一样的予以评价与关注。应该说《鲜于君碑》的艺术价值和地位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都比上述名碑毫不逊色。《鲜于君碑》是集汉隶之大成的名碑。

《鲜于君碑》具极高的书法艺术价值。自汉以来，可谓碑碣云起。清人王澍云：“隶法以汉为极，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虚斋题跋》）《鲜于君碑》因湮没早、出土晚、未见著录，所以无法为前世所重。但该碑立世于165年，与其他名碑立世年代相仿，上下大抵不过20年。如同是汉隶的《石门颂》（148年）、《乙瑛碑》（153年）、《礼器碑》（156年）、《张景碑》（159年）、《孔宙碑》（164年）、《史晨碑》（169年）、《西狭碑》（171年）、《尹宙碑》（177年）、《曹全碑》（185年）、《张迁碑》（186年）等。这个时期正是汉碑的成熟并登峰造极的阶段，流派纷呈。就其风格来说，或雄健朴厚、结体方整，或结体端庄、骨肉均匀，或秀丽飘逸、流利清越……而观《鲜于君碑》，不但隶书的“藏锋逆入”、“逆入平出”及“蚕头燕尾”等笔势尽蕴其中，而且形成自己的特色。从笔致来看，一方面其书用笔方整、深厚凝重，遒劲端庄，古雅雄健，如佩刀贯甲汉将军，颇具阳刚之壮美（尤其碑阴）；而另一方面其结构紧凑匀称，锋芒含蓄沉着，点画变化灵动，于法度中洋溢着一种典雅恢宏之美（尤其是碑阳）。碑刻通篇布局方扁兼用，错落有致，疏密得体，美不胜收。如果说碑阳之刻较碑阴更细腻、更完美，那么碑阴之刻方整朴厚的成分就更多一些，更散发出一种镌刻的自然、潇洒乃至粗放，不假修饰，通篇一以贯之，一气呵成，且有一种情绪上的流淌与感染，仿佛让人在字里行间能品味到一种碑文中“奈何悲夫”的长歌当哭之慨。所以，窃以为前人或称《乙瑛碑》为“汉隶之最”；或赞《礼器碑》为“汉人隶书第一”，今日观之，《鲜于君碑》的书法艺术地位可谓上承秦汉，下启魏晋，应不在《乙瑛》、《礼器》诸碑之下。

《鲜于君碑》碑首形制精美绝伦，在目前出土的汉碑中十分罕见。诚如昔者王芑孙在《碑版文广例》（卷六）中所言：“碑首或刻螭、虎、龙、雀以为饰，就刳其中为圭首，或无他饰，直为圭首，方锐圆椭，不一其制。”该碑上锐下方。圭首阳刻篆额十字可谓铁划银钩，秀挺崭齐，在“凸”型框内“汉故”二字居上，“雁门太守鲜于君碑”8个字分两竖行居下。“凸”边倚角刻有简约云纹为饰。篆额两侧刻左青龙、右白虎各一，碑阴独刻一朱鸟，四方之神惟少玄武一兽（或因碑居国之北地，汉墓碑又与今制不同，皆面北而立，玄武在，故不刻？）。三神之像雕刻精巧，线条明快，形神兼备，不但使碑显得典雅庄重，而且也增加了种种的神秘与迷离。另在篆额与碑文之间正中有一圆形碑穿，这主要是立碑时宜运宜安，而且也有一定的装饰作用。

《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碑文拓片（左为碑阳，右为碑阴）。

此外，《鲜于君碑》也具相当的历史价值。碑文颂扬这位永元初年（89年左右）拜雁门太守的鲜于璜“勋绩著闻”，说他“折节清行，恭俭束脩，政崇无为，声教禁化”。当北方乌桓肆虐为害时，“君执以威权，征其后伏”，“单于怖畏，四弟稽颡”。碑文也同时反映了当时人们“内和九亲、外睦远邻”的良好愿望和“民殷和睦，朝无顾忧”的史实，对正史的记载也是一个有力的印证和补充。

其二，《有清例赠宜人旌表节孝赵母马宜人墓志铭》，撰书者为天津严修。严修（1860—1929），字范孙，号梦扶，因其曾在清翰林院任职，人称严翰林。严家先世自浙江慈溪迁居天津，世业盐商而巨富，进而代代官绅。严修是天津近代的文化名人。他1883年乡试中举，次年中进士，后点翰林，做过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学部尚书，掌管全国教育。1897年，他向光绪帝上书《奏请设经济科折》，被梁启超称为“戊戌政变之源点”。变法失败，严修辞官归里，并多次婉拒与他关系甚密的袁世凯及其后黎元洪、段祺瑞等的要职相邀，专心兴学。以其严氏家馆为基地，改旧制，兴西学，倡女校，于1904年建成南开中学并倡办南开大学，为其奠基人和一代宗师，并一直以奖学金资助周恩来国外学习与革命活动。晚年倡组城南诗社，著述有诗、文、函、札多种。其书法风格秀逸雄浑，颇有功力，为当时津门四大书家之一。在这篇《有清例赠宜人旌表节孝赵母马宜人墓志铭》中，声名卓著的严修肯为一个家境零落、年方29岁就“笃志守节、奉养翁姑，竭诚尽劬、备尝艰苦”、孝长睦邻的王庆坨村妇为铭为赞，实在值得后人钦敬。这位马节妇“茹苦含辛、沈潜自知，莫以语人”，但她的身上有中国传统妇女的优秀品德，她孝友睦姻，顺翁姑之大义，求满门之大和。公公乐善好施，遇到邻里亲朋有事，总是又出力、又出钱，不管家中怎么困难。而马节妇能曲意周旋，“酬应之费，有时庆、吊辐辏，一日之间竭蹶不遑，则奔走称贷典质以给之”，为难处全是媳妇一人承担，所以“庭无闲言，乡有称誉”。严修的这篇隶书墓志用笔细瘦匀称，潇洒自如，平稳端庄，仰俯顿挫皆见率真，这通碑文的发现在我区乃至严修书作中也属难得的珍品。

其三，当代邑人刘炳森，著名书画家，特别是他的书法牌匾、题字，在武清颇丰。近期武清北运河改造，拟将其所书清康熙帝《潞河三首》隶书镌于石上，以飨游人。刘炳森字树庵，号海邨，幼年自号刘五先生。1937年出生于上海，祖籍天津武清海自洼村。2005年因病去世。曾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学会书法教育委员会理事长、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委员。刘炳森是国内外著名的书法家和国画家，多年来其画名为书名所掩。书艺向以隶、楷著称于世并兼长行、草，传统功力深厚，书风凝重稳健而又俊逸潇洒。特别是他的隶书在当代书坛独树一帜，世称“刘体隶书”。

对于刘炳森的隶书成就，著名书法家、教育家欧阳中石有非常中肯的评价。他说：“隶书所膺之历史趋势，炳森当然戚戚以求。他既得《曹全》之规整，又得《礼器》之开阔，更得《孔宙》之洒脱，尤其得《史晨》之旋律，于是结体严谨合度。至于用笔，除隶法而外，更于汉简章草处取得了铺毫拈管，率意轻松，笔墨成趣之妙。时而更以草隶笔法间插其中，益显得神采飘逸。因而，炳森的隶书规矩俨然，而清灵飞动。既有古源宗法，又有灵犀独慧，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这是书界师辈及同道诸友常常称许相贺的。”（《刘炳森隶书历代游记选》序）观照刘炳森留在武清的《潞河三首》书法作品深感中石先生其说的中肯。

刘炳森的楷书是从颜（真卿）入手的，他的楷书从颜脱胎而走向清俊。诚如范曾所言“更将颜体、楷书推向时代的新境，骎骎与先贤比肩”。这并非溢美之词，如果我们看了他的《滕王阁序》和《包公神道碑》，就更会感受到刘炳森楷书的那种“浑厚博大和疏朗清俊”（范曾语），那种“风华舒和的骨格、庄密挺秀的韵味”，“格古气新，娴熟流丽”和“他个人独具匠心的经营”（王学仲语）。

刘炳森的书法为武清赢得了赞誉。他作为书体的开宗立派者应该足堪与《鲜于璜碑》、严修的隶书比肩并称为武清的“三大名隶”。

经幢：是古宗教石刻的一种，始创于唐，往往为柱形，用多块石块砌建而成。柱上有大于柱径的盘盖，上刻垂幔、飘带、流苏等图案。柱身则刻有经文、佛像等，而经文则以陀罗尼经为多。武清现存的石经幢有辽国及金代“皇统”（金熙宗年号）与“大定”（金世宗年号）年间字样的大小不一、出处不一的石经幢5块。

其一，是原存于大沙河乡瓦屋村东的、被专家认为是辽代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俗称《瓦屋村经幢》），梵汉语对照刊刻，年代不清。经幢为汉白玉石质，首座皆佚，仅存幢身一段，四面抹角，高1.75米，直径0.4米，周长1.11米。其上有“然也禅师宝塔”字样，但字体与经文不同，应该是后来所刻。

其二，是出自有“熙宗皇统二年”字样的四面抹角石幢，高0.6米，周长1.16米。大理石质。因当初被村人曾剔槽为夯砸地基用，字多残缺不清，但从幢上现存字“纯质寂澹，其出天然”来看，柳骨颜筋，有较浓的唐人笔意。

其三，是原存于高村乡里老村小学门前的《大佛顶尊胜陀罗尼曰唐梵本石经幢》，金正隆三年（1158年）立，青色大理石质，八面体，曾有幢身、幢座。幢身高1.73米，直径0.42米，周长1.51米，一行梵文一行汉字相对照，为“中都河南郡宫万昌书刊”。

其四，为原存于东马圈乡董标垡村的《敕赐吉祥院石经幢》，大理石质，高1.58米，周长1.51米，原字早已斑驳，经幢应早于金大定三年，所谓“大定三年三月二十七日敕赐吉祥院”字样是后来镌刻上去的，内文出现了“大金国中都大兴府武清县”字样，但后面又出现了大明正德五年广福寺住持的记名和众多文字。一个经幢上起码出现三个不同年代文字，却也保存了较多的历史信息。

其五，是《普安寺石经幢》，原存于豆张庄乡西柳行村，属金代。普安寺早年被毁，基址无存，仅存幢身一段，金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立，八面体，高0.94米，直径0.45米，周长1.28米，梵汉两种文字。该经幢保存比较清楚，汉文题为《大金国中都大兴府安次县普安寺监□□□寿□记》，此经幢与上述吉祥院经幢字体、风格极似。只是不知安次之物何以来至武清西柳行村？安次置县于汉代，至金时似未闻西柳行村属安次之说，立此存疑。

僧人志宏，本邑（时为安次）人，“自童有知，志乐出家，九岁礼普安寺圆干为师”，以及后来“功夫既到、心镜自明”，被举为寺监及后来修建寺院的情景，宣传了“来如魂梦去如迷，贵贱皆同此路歧；唯有平生真行业，无言无语自相随”的思想。其后梵文刻的是尊胜陀罗尼经。结尾空白处也有后来地主、和尚、太监杂刻之辞。

碑记18块，均为明清时期旧迹，但1991年出版的《武清县志》多遗漏未载；1992年统计、2002年出刊的《中国文物地图集·天津分册》（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下简称《文物图集》），也出现一些遗漏错误。现按其年代简述如下：

其一，为明弘治甲子年间（1504年）的《重修旧迹关王庙碑记》距今已500年。碑身高2.16米，宽0.9米，厚0.26米。其碑由赐进士出身、观□部政、蜀郡人陈猷撰文，赐进士出身、承德郎、刑部贵州清吏司主事赵廉书篆。内容主要记述了关帝庙所在地武清河西务的繁华景象：“河西务自古士夫商旅往来总会之处所也。是地也，英才萃聚，风俗淳雅，且清流激湍，□萼葳丛，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有非他地之可及焉。”但此时此地的关帝庙却已“墙倾壁倒”，有当地居士胡士英、刘纪等不惜己资重修庙宇金身、神马等。后附出资人姓名官职众多，除有当地皇亲及报恩寺住持人等外，余多为武人，如武清卫指挥使舍人、营州前屯卫指挥使、通州神武卫百户、天津三卫千百户等，应该说这是一篇信息丰富、颇有价值的历史文物资料。

这同时使我想起了清乾隆七年《武清县志》“碑记”一节刊载的一篇碑记，题为《河西务汉前将军关壮缪侯庙记略》，撰者为明户部郎中米万钟，大抵立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后，碑已无存。这篇《记略》说的也是这个关王庙，但时间要晚于《关王庙碑记》百余年。两碑相印，一是找到了关王庙的建庙朝代；二是发现了这位户部郎中所言年代的一个错误。米万钟的《记略》中说：“旧有汉关侯庙，建自胜国。”“胜国”就是前朝，即该庙建于元代。米万钟又说：关侯庙“一新于弘治丙寅……”按：明弘治最后一年是十八年岁在乙丑（1505年），到丙寅应该是明武宗朱厚照的正德元年（1506年）了。正确的说法应改为“一新于弘治甲子……”这与《重修旧迹关王庙碑记》最后标注的“大明弘治甲子仲夏吉日立”完全相合。

其二，《重修大良义济禅林立石记》，撰文者姓名无存，身份为明嘉靖年间赐进士出身、奉议大夫、通政□□□政前兵科左给事中，书写者为寺中弟子名思宁，乃本山住持友良长徒，内容也是述重修禅林寺院“两廊之旧迹”，考其年当为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正月。碑残损多处，高1.64米，宽0.79米，厚0.2米，青石。

武清之大良为运河故道旁的古村落，初为大良屯，系唐以前成村。天津地区所存唐时遗址并不算多。大良之地东北（一说东南）曾有被后来专家颇为重视的古塔一座，有资料记载说塔上石额镌有“隋唐古物”字样，而专家判定为辽代文物。大良塔因样式在本地区少见而扬名，当地亦有“大良塔、小良锥”之说。大良塔原系高层窣堵婆式砖塔，由基座、塔身、覆钵、相轮组成：其基座为石砌八角形须弥式，上砌八角形塔身、半圆形覆钵和十三天相轮。该塔于1964年倒塌，从地宫出土铜、瓷器47件，其中一批定窑白瓷器尤为珍贵，包括13层密檐小塔、牡丹纹花盘、执壶、碗、碟等。塔基仍存于地下。但这座塔被今人称为永济寺塔。义济寺的这块碑中也提到了宝塔，而且从残文中可看到“有异人所出，知行为师，法名玄空，修行奇事，宝塔所载”。想当时的大良只是一个村落，会有两个都叫“×济”的寺庙吗？一个村会有两个塔吗？会否以前称为“义济寺”而后改称“永济寺”？或许永济寺是义济寺的讹称，也许因寺庙早已颓圮，唯塔独存，寺为塔名所掩的缘故。但从碑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明代的地方官员人等对这所寺院都十分重视，在永乐年间、嘉靖中期和嘉靖三十五年就对它3次重修，由此可见一斑。

其三，是于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的《移建杨村驿公署记》。公署建立不应晚于明万历初年，至清时毁损，基址无存。仅存石碑一通，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立，螭首，座佚，高1.45米，宽0.81米，厚0.2米，为杨村管河通判赵桐、武清县知县汪鹤龄同建，撰文许守思，居何官职不详，大概是天津、霸州兵备类。碑文为楷书，古朴秀劲，篆额字呈方形，两边为云纹。碑文内容记述修造杨村公署官廨经过，残损多处。该碑除了其书法价值外，也为我们了解杨村驿和公署职责有所了解。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天津、霸州地方兵备因公来杨村，看到当时杨村无驿，“以问邮吏，曰：此地以驿名，驿何在？”这就提出一个“杨村以驿闻名”的说法。杨村成村当于宋、辽。元定鼎大都，杨村凭借北运河与地扼京津的位置遂成为南粮北调的重要漕运枢纽和水陆驿站。至明朝从京师皇华驿起程，第5站到达杨村驿。但当其时驿址久废，显然不利公事。呈请抚、督两院，一个月后告成。“斯署成也，行旅驻节得所依归，有送旅之义焉；倚置徼巡，禁诘非常，有防宄之义焉；雄址伟竖，潜消暴慢，是有镇抚之义焉；上下洄游，舟子望次，又不有通流义乎？缭垣百堵，保障有资，鸠聚千夫，挽输上供，而庇民尊主之义更在斯也！”有此“五义”，显见杨村驿公署的作用重大。

其四，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的《古刹观音寺勒石碑记》（《文物图集》未载），碑身高2.18米，宽0.9米，厚0.21米。观音寺地址在南大口哨下哨军屯，因“肖太后运粮河”而设，曾名大口哨。该寺创自金皇统四年（1144年），历辽、元至明，其规模“巍赫赫今人凛然”，后重修了大雄宝殿1座、伽蓝祖师殿2座、僧房3间及山门等，另有园田14亩，该碑前题为奉直大夫二部营卫清吏司主事高进□，文林郎、知醴泉县事芮宝田撰。落款上部不甚清，中间有“内府司设盐□使升工部文”字样。该碑虽残，语言却看得出颇具文采。如“夫梵刹者，植人天之善本，种贤圣之良田；五宗关键由斯大阐，三藏□玄赖此弘通；入四心之通衢，泛六□以舟航；居招提而道业圆成，住兰若而禅心寂静……”读来感人。

其五，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的《重修玄帝庙记》，赐进士第、承德郎、礼部仪制清吏司主事、四陵郑振先撰立石。因出土时间晚，《文物图集》未载。该碑系2002年5月31日杨村北运河修光明桥施工时出土。碑高1.6米，宽0.66米，厚0.1米，青石，石座为花岗石，但非原座。与碑一起出土尚有道教护法铜人2尊。碑字清晰，清丽隽永，矩法森然，碑下沿局部残缺十字。内容记叙郑及家人行船被风阻于运河，其妻病重，遇玄帝庙祷告后病愈而出资再修玄帝庙之事，颇具文采。如写在北运河夜间逆风行船的情景十分生动：“夜飓风作，飞砂扬石，舟触岸土辄崩裂，疑立风露中，又疑在悬崖绝壑、且不测。舟人震恐……石尤不解人意，日行里许，仅抵杨村。”另如写自己因妻子病重、对神的敬畏而自己心生检省与愧悔，也都描述得十分传神。

《重修玄帝庙记》碑与铜人的出土引起了轰动。碑文记载“舣舟水浒，得玄帝庙。庙在水一涯”。但据现在所知，武清有志自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始，杨村北运河岸边有一处玄帝庙却未见明确记载。再说几句碑外的话：因为一并出土了真人大小、造型精美的两尊护法神，就向人们昭示了一个鼓舞人心的前景：道教护法应是四具，那么另两具护法铜人呢？金童玉女呢？护法都是铜像，那么作为玄帝庙的主神真武大帝呢？史无记载，但据出土情况判断，杨村玄帝庙其规模、水平均很高，真的应该列入我国北方道教场所的一个重要发现，这对天津地区元明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与宗教的研究均具有多方面重要意义。

其六，《玄帝殿碑记》与《创建观音阁碑记》（《文物图集》未载），均撰书于崇祯四年（1631年）仲夏、且均出于明太监曹化淳之手。撰书时其衔为“钦差总督忠勇勇卫、总提督礼仪房大庖厨、总提京营戎政兼掌御马监内府供用库□□□监掌印太监，两督东厂官旗办事，掌尚膳监惜薪司印务”。撰碑人曹化淳，字皞如，道号上虚子，武清王庆坨人。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间自宫入内廷。后入信王府陪朱由检读书。史载他工儒业、善草隶。崇祯五年（1632年）七月“以司礼监太监提督京营戎政”，善于谋事，被帝嘉为“公清直亮”。在京建武清会馆接待同乡食宿，助建尊经阁，冀振文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帝“遣司礼监太监王承恩提督京城，召原太监曹化淳等分守诸门”。李自成率义军逼京城驻彰义门外，派降臣杜勋（原太监）入城劝帝禅位、受叱，曹化淳缒杜勋下城，勋顾谓曰“吾辈富贵固在也”。十八日，义军攻城益急，“日暝，太监曹化淳启彰义门”助义军灭明。崇祯帝出宫登煤山自缢，曹亲为含殓。清定鼎北京后，曹上疏乞封陵安厝，“诚恳悉沥肝膈”。顺治帝召侍讲幄，准不受职，对启门之事下旨曰“化淳无端抱屈，心迹已明，不必剖陈”，赐号“弗二居士”。《玄帝殿碑记》述建祠之缘，讲善恶之变、善恶有报；《创建观音阁碑记》述天启改元、逆贼作乱、计害大司礼、曹氏兄弟被难、脱难，许愿“俾得生还、即建是祠”之事。两篇碑刻均为楷书，峻劲清朗，但观部分字结体似有偏执欹缺之憾。

其七，《藏经阁碑记》，藏经阁早已无存，碑立于清乾隆二年（1737年），原存于武清河西务中学。螭首，碑身高1.55米，宽0.85米，厚0.27米，碑文楷书，由渤海高銮撰文并书，内容叙述性善和尚倡建藏经阁，历时5年，至乾隆元年竣工的经过。高銮书法清新典雅，灵秀细润，有书卷气。碑残。

其八，《玄真观开立常住碑记》，是刻于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的一通道教活动碑记，其碑中断已残。青石，碑身高1.44米，宽0.58米，厚0.18米，碑系“丘祖龙门派第十代弟子”张清华立，文由古晋神山南阳子杨机如撰，经文林郎、知武清县事吴翀检阅，后学弟子谢之琦书。内容记武清世居柳行村“望门巨族之裔”张老师弃其田产、皈依玄门、开立玄真观“以待四方有道之士”的事迹，折射出当时南宫村桥北有真武古庙和道教活动的一时盛况（《文物图集》未载）。碑的两面碑首及“丘祖龙门派第十代弟子张清华立石”均用双勾法镌刻，书法不大可取，但南阳子杨机如反映道教追求的题撰还是可读的：“乾坤毓秀兮神清气爽，淡泊自守兮志洁行芳；髫年慕道兮老当益壮，损己利人兮遐迩共仰；弗尚奢餚兮福寿难量，□然独立兮吾侪雅望，游历多方兮不获再见，道高德重兮用是旌扬。”

其九，《杨村天齐庙碑记》，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立碑于武清杨村，碑首高0.5米，宽0.64米，厚0.21米，碑身1.14米，宽0.63米，厚0.19米，青石质，由候选知县、拔贡王世昌撰，生员贾宗翰书。述天齐庙住持僧源福、三义庙僧履中和村民王慎修共举重修天齐庙（《文物图集》未载）“寸积铢累”，历14年化募而重光之事。

十，《义学碑记》，所载义学早年被毁，基址无存，有碑一通，原存于武清汊沽港村，清咸丰八年（1858年）立，方首，方座，通高1.78米，首高0.61米，宽0.69米，厚0.18米，篆额“义学碑记”，篆文下楷书上有武清县衙篆印，其下碑文为楷书，字体清秀俊逸，内容述义光绅士办义学经过并县府谕照，反映了“邑近京都为首善之区”人们对地区教育的重视：“先器识而后文艺，说礼乐而敦诗书”，“下可培桑梓材，上可储栋梁选”。

十一，《杨村药王庙戏楼明柱石刻》，传为杨村人诸葛光泰所书，系杨村药王庙戏楼二石明柱上所刻。戏楼建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有两根木明柱，历九十年朽损后以石柱替之，竣工后刻此事于石柱。石柱高2.8米，宽0.33米，厚0.34米。字下部所刻“天马行空”和“犀牛望月”两幅图像，下面是金钱满斗。刀法简捷，形象生动，既有很强的装饰意义，又含良好的祝福喜庆之意（《文物图集》未载）。

十二，《重修河神庙碑》为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立，灰石，碑高1.25米，宽0.72米，厚0.23米。由署理北运河关务同知张恩霨撰并书，文中记述光绪十三年（1887年）后一段时期民生凋敝的情形、重修河神庙经过及皇上御书“流安岁稔”等史实。只是感觉该碑有阿谀之嫌。本来“两岸民生凋敝”，御书“流安岁稔”颁发后，“天语煌煌，是年庆大有焉，于是歌舞报享，境内之民扶老携幼而来，观者率皆欢忻踊跃无菜色。”但该碑楷书既有魏晋笔意，又有欧体书风，且清逸舒展，铁划银钩，颇具品位。全碑保存也相当完整清晰。碑阴有官员监修字样（《文物图集》未载）。

十三，《瓦屋村关帝庙碑》，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立于武清大沙河乡瓦屋村，所提关帝庙创自明朝，清雍正年间重修，于20世纪50年代被毁，基址无存，仅存残碑一通。碑方首，已失。碑身高1.01米，宽0.48米，厚0.16米，青石。碑文述瓦屋村民张裕顺为修庙募化，后于孔道设一茶棚，叩化路缘，往来船民、向善诸公共助，五易寒暑，乃得成功一事。候选训导李登瀛撰文书丹并篆额，因碑残篆额无存。

十四，《咸丰、光绪谥周济昌谕旨碑》，原存河西务东仓村，墓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已毁。碑立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汉白玉质，螭首。碑额宽0.92米，高0.88米，厚0.39米，碑身高1.78米，宽0.85米，厚0.33米，篆额有“谕旨”二字。碑文楷书，书丹人姓名残缺，内容记周济昌于咸丰五年（1855年）在广西富川县任知县时“单骑谕贼解散”，被匪戕害，骂贼不屈而死的殉职经过，后经礼部议赠官、建祠。碑刻有咸丰帝一次、光绪帝两次谕旨并赐“刚节”。

与其内容相联的是《皇清诰封授中宪大夫晋赠光禄大夫、建威将军周刚节府君庙碑铭》，其品制规格与上碑相同，而且这在我地应是封赏品阶较高的一位官员。其祠堂应在原河西务东仓村东，“去先茔不半里许”，今早已无存，仅此府君庙碑铭遗留。此碑立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汉白玉质，螭首，额宽0.92米，高0.88米，厚0.37米，碑身高1.76米，宽0.85米，厚0.35米，两侧刻龙纹，有篆额“清故周刚节府君庙碑”9字，碑文楷书，记周济昌家世、生平、殉职及建祠经过。周济昌，字普霖，号云舫，一号晓帆，其祖初自山东迁居辽阳，后从龙入关，始为正白旗。济昌任职广西富川，有功德于民，其被害后“道及英风惠泽，有涕下者……辄相与叹息而去。郑小谷《京卿粤西殉难录》推为知县第一”。府君庙碑文由其子荣禄大夫、振威将军、内务府大臣、承袭云骑卫周庄山撰，中宪大夫、四品衔户部主事商廷修篆额，奉政大夫、翰林院编修商衍鎏书。

十五，《重修龙泉寺碑记》，龙泉寺古刹在定子务村（现石各庄镇），寺早已无存，仅存此碑，曾流入安次县境被个体户做糖块用，字多毁损，2003年被村人追回。该碑立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由“奉政大夫、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本衙门撰文记名御史加四级潍阳梁□□撰并书”，内容大抵述龙泉寺原有地四百九十余亩引起外人觊觎，经官断归于本邑书院，后大抵有人出金重修寺院等不甚详。碑方首，篆额“万古流芳”，周以云龙戏珠图案，碑长1.69米，宽0.56米。碑文为楷体，颇挺拔秀逸（《文物图集》未载）。

十六，《梨园西娄庄书院碑文》（又称雍阳书院碑）。梨园西娄庄清时属“京都顺天府通州武清县地方”（现为河北省安次区），该碑现存于梨园村委会，汉白玉质，碑椭圆首，高0.48米，宽0.49米，上有“雍阳书院”四个楷书字，周边刻二龙戏珠图案，云蒸霞蔚，栩栩如生。碑身高1.56米，宽0.4米，厚0.24米，内容为梨园、西娄庄为培养读书人建书院之事，阐教书育人之理：“教弟子之道慎于所习，而由来不外乎善导，何也？童心未艾，恍同山泉，后此之清浊不外当前之徐引，试观椎埋屠宰，可知俎豆戏陈。彼夫弟子孝悌忠信者，可不慎于所习欤？”该碑立于清乾隆丙午年（1786年），重洗于光绪乙巳年（1905年），邑庠生贾奇舟撰文，卫成梓书丹，王兆麟书。这是所传“雍阳书院”首次得到碑文记载的证实（《文物图集》未载）。

再有一个亮点是清两通“御碑”。一是立于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的康熙御笔“导流济运”碑。该碑上有“御笔”篆额，下为“康熙御笔之宝”大印，中有“导流济运”四个榜书大字（每字均高约0.4米，宽约0.3米），气势森然，笔力千钧，刚柔相济，结构谨严，应是帝王书法中的上品。碑阴记由被皇帝称为“河工熟练、人甚谨慎”的“工部郎中兼理密云县城垣河堤事务加三级”的牛钮所撰。武清地处京畿，多水患。从康熙五年至五十六年期间，帝先后28次巡幸武清，驻跸于当地。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北运河于筐儿港处决口，康熙帝亲临阅视，命牛钮等于决口处建减水坝，转年改为石坝，长67米。雍正六年（1728年）增至400米。坝旁立此碑。碑为方首，通高3.8米，宽1.1米，厚0.46米，原有碑亭，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重修。承修官为原湖广总督喻成龙、原户部侍郎庸爱、原甘肃布政使司布政使朝奇、原山西按察使司按察使觉罗巴哈布（《文物图集》误为觉罗巴哈）、原内阁侍读巴图善。

另一块是乾隆帝途经武清题写三次的诗碑。其一为乾隆帝于三十二年（1767年）巡视天津途中由北运河过境书《阅筐儿港减水坝作》五言诗一首，中有注释文字，后立碑于筐儿港，其诗曰：“导流还济运，圣训久昭垂。夏备减涨用，春来断港时。酌中诚已善，筹外小资治。取曰继绳凛，安民意廑斯。”落款处钤印两方：“所审惟贤”、“乾隆御笔”。其二为乾隆帝于三十五年（1770年）二月阅视筐儿港，题五言诗《阅筐儿港工作》并附刻前碑，其诗曰：“减河制诚善，日久注为阬。前度命修筑，今来阅接成。港春流则断，涨夏杀其盈。原始宣防意，本因一篑营。”落款钤印同上。其三为三十八年（1773年）乾隆帝阅视永定河等处河务途经筐儿港，又留下了一首《阅筐儿港作》加注的五言诗。因其字小，故后来附刻到诗碑之侧。其诗曰：“北运殊南运，中泓沙底翻。赖斯方貯水，以彼少来源。夏潦复虞盛，涨彼此泄屯。功成亏一篑，深意视名存。”这几首诗虽则诗味不多，但治国安民之情跃然纸上。作为书法来说，通观乾隆帝的行书诗碑雍容大气、潇洒自如，颇具大家风范。乾隆所留诗碑各地甚多，优差不齐，而我区所存这三块均属上乘，而《文物图集》未载。

墓志。除了前文已述及的《鲜于璜碑》、严修的《赵母马宜人墓志铭》及《周刚节府君庙碑铭》外，还有明代3块、清代7块，概述如下：

《明故封承德郎、户部主事刘公合葬墓志铭》：系2000年初，本区城关柳林屯村民周文茂挖出。碑为灰大理石质，边长0.63米，小楷，字迹清楚，盖篆字如题，志文述昌黎人刘忠之祖，“以兵故”西抵武清入赘柳林屯孟家落户，“公方九岁，其父告终，与母孟氏寡居”。“读书勤苦，有儒者气象”。后因“中外无赖、家贫亲老，故不得已弃文事以务农贾”。因其子芳为户部主事，“受孝宗皇帝敕封如子官”。墓志立于明正德丙寅年（1506年），由翰林院国史编修、文林郎郡人孙清撰，承德郎、兵部主事句容曹崐书，观工部政潞阳宁河篆。其墓当地人称“刘坟疙瘩”，后有人于碑下挖出石头，发现棺材（两大一小），有铜钱数枚（因出土晚，《文物图集》未载）。

清·乾隆帝《阅筐儿港减水坝作》（局部）。

《明故恩荣官张公墓志铭》：张公名璘，字廷珪，“世为燕人”，按碑文三位“赐进士出身”的人所撰碑文，说其乃“乡之君子，国之逸民”，生前曾“作南园、构小轩，题曰‘会文’”，曾说“吾得半闲足矣。遂建楼，扁额号曰半闲……”所葬在“武清□□三里屯”，证为武清人。有盖篆，志文残，边长0.69米，当立于明正德庚午年（1510年）十月。

《明中宪大夫、山东按察司副使东河赵公墓志铭》：赵公名绅，字子缙，别字东河，世居武清运河之东蔡家庄。历任太谷知县、山西道监察御史、山东按察司副使等职，公正廉明，有政声。碑文记载：“公生而颖敏第多疾，十五岁始学举子业，一目数千言不忘。为文立就，有奇气。”后“初授太谷知县，抉奸除弊，均役募逋，八月境内大治”。丁忧后复职于阳曲，“励精任事，不避劳怨，民无不安居乐业者，故有‘替天行道’之谣焉”。“三年政成，征为山西道监察御史，风裁凝重，抗疏敢言，屹然为台端望”，当道者称之，后迁判无为州、升裕州守，“所至辄有惠政”，未几，升陕西按察司佥事，“发不遑节而垢不问沐，军民之务肃然具举矣”。后升任布政司参议，驻节上郡，督修延绥中东西三路城堡墩台，“障蔽之功，至于今赖之，”被部属誉为“边鄙之长城”。“入齐鲁境巡察登莱海巡，时海寇不靖，公益殚心力，修明防御诸务，鲸鲵远循，而民有渔盐之利、无烽火之警矣！”评价其人“精研有大计，且性慷慨，历宦二十余年，建竖显赫，比归，行李萧然”。这在当时的官场确实难能可贵。其家墓地在原武清双树乡小河村东，面积约一千平方米。1978年平整土地时发现砖室墓3座，皆略呈方形，边长四米左右，拱券顶，铺地砖，下修有泄水道。随葬有白瓷罐、黑釉四系陶罐、灰陶罐和银簪等。墓志边长0.69米，有篆盖如题，志文小楷，撰者为翰林院庶吉士、余姚邵陛，书者为资德大夫、治政上卿、户部尚书、东安刘体乾，题篆为中议大夫、赞治尹、巡抚辽东等处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蓟州李秋。字、篆、文可谓珠联璧合。

《皇清文林郎、知临汾县事胤台李公墓志》：李公名□槐，字胤台，辽阳铁岭卫人，文武兼备，生于明万历乙酉年（1585年）正月，卒于康熙四年（1665年）四月，享年81岁，与妻妾合葬于标垡村。碑载：公“以挥霍全才授知临汾事。汾之民善健讼，公下车而人称平允，案牍无文；汾之民善逋赋，公下车而羡□□立捐输将辐辏，居无何，廉明之声彻□”。“时西陲未靖，戎马生郊，公则视国事如家事，左执鞭弭，右属□鞬，周旋其间，戢一隅而四国以安，文经武纬，公其兼之矣。”赞其“传家以孝，报国唯忠”、“出宰百里，人颂廉平”，“古良司牧不是过矣！”乃“循名大噪”。其有李氏家族墓地，面积约四千余平方米，其碑记墓地四至：东至杨仲河，西至半城，南至标垡，北至辛庄。墓原有封土被平整，曾暴露数个小型砖室墓，随葬品有釉罐、耳杯、铜钱等物。此墓碑原形为螭首，后改制磨平刻成此碑。碑应为康熙十年（1671年）立，长方形，方座，通高2.4米，宽0.86米，厚0.26米，楷书。碑上写明撰者为“钦命巡抚湖广等处兼理粮饷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二级、前巡抚直隶等处地方内国史院学士眷侍生董国兴”，而没有写明书者等，大抵均为董国兴一人所作。碑文石刻迥异于前后，刀法娴熟自然，仿佛不书而直刻，不假修饰，但又很好地凸显了书者大气的颜体书风，在诸碑中独具特色。《文物图集》载为“李氏家族墓地”“碑字不清、墓主不详”，实际应说是基本清楚。

《皇清诰封淑人李母曹氏墓志铭》，小楷，极工整，端庄秀丽。碑为大理石质，边长0.76米，志文由通议大夫内阁□□兼礼部侍郎归安孙在丰撰，中宪大夫、翰林院提督四译馆太常寺少卿袁景星书，通议大夫兵部督捕右侍郎南昌熊一潇篆盖。淑人李母曹氏为克生李公之配、户部员外郎李炜之母，其家“世居武清县治之西，是为官地，乡代多显仕簪缨奕叶”及李姓家世，褒扬曹氏为“女子而有士行者”，“事姑孝、相夫顺、教子严、持家肃，厚于姻党，笃于同气，周贫赈乏，乐善好施”之懿行。碑应立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十一月十七日武清丘家庄（《文物图集》未载）。

《皇清诰封中大夫待赠资政大夫坦斋李公墓志铭》，大理石质，边长0.76米。志文为小楷，撰者为朝廷起居注官、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前礼工二部尚书等衔的桐城人张英，书者为中宪大夫、兵部督捕左总督官等衔石门人劳之辨，篆者为中宪大夫、通政使司右通□、前顺天府□□提督学政永年人刘超凡。李公名可桢，字克生，坦斋是其别号，为武清望族，世居武清邑东门之丘庄里。乃前碑“淑人李母曹氏”之夫。公年幼即“颖异过人，读书目数十行下。十龄时，操笔为制举艺，千言立就，才思浩翰，命意超越……”但后来“屡试不售”，“于是绝意进取，博极诗古文词，寝食经史、探索源流，含英咀华，自成体格”。后来就在教育弟侄民众上著力。一是“鞠育幼弟”，幼弟偶有不尊训导，就痛加自责，跪在父亲遗像前流泪开导，一定要等到弟弟悔悟才罢，所以后来弟弟长成“蔚为闻人”，兄弟间感情也很好；二是劝诫桀骜，明末强寇作乱，他“毁家发粟，周济贫民”，并劝诫城内“桀骜少年辈”“循份守法，毋陷于非”，所以别的地方多“不逞煸乱之徒，而武清独帖然，公之训也”；三是教以做人为官之道，对他所教弟子从读书开始“即教以孝弟友爱忠信廉节为大防”，到后来这些子侄辈的人当官者，他们凡当一官，他总要概括几句训导之语相赠。如湖北李君，在他上任“佐饶阳，则教以勤慎将事，悉心调济；监司东兖，则教以无畏而自阻，毋偷安而自怠，毋纵吏胥以散国法，毋隐贪墨而费官评；其为粤东臬司，则训以洁己爱民，实心任事；其为湖北藩司，则训以廉以律己，惠以爱民，正以率属，和以接物。其词甚伙，大旨则以有利于民生、有益于国家、不愧为人臣、不愧为人子，语异而指同，理明而词挚。”李公在这方面无疑是成功的。此碑应立于康熙辛未年（1691年）丘庄（《文物图集》未载）。

《皇清敕赠承德郎、翰林院检讨加三级、近野曹公暨元配张太安人合葬墓志铭》，志文小楷，撰文者光禄大夫、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管礼部尚书事加五级海宁人陈世倌，篆盖者为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太子太保太傅、军机大臣、工部尚书兼管刑部尚书事新安人汪由敦，书丹者为资政大夫、内廷供奉、乐部大臣、工部左侍郎、总管国子监算学兼钦天监正事析津人何国宗，三位均为“赐进士出身”、且均身为高官，为曹公作传可谓荣耀。曹公名传，字书言，号近野，上世自东楚徙居于武清王庆坨，其祖曹化雨以武功特进荣禄大夫、后军都督府左都督。曹传年少时即聪敏，喜读书，性至孝，但却羸弱多疾，“既冠，益肆于学，病转剧，太安人诫之。”不得已“辍举业，专研理学，工诗，通六书，辨其源流”。当其时，王庆坨“环村皆水，左为三角淀，西达赵北口，实洪池清御之区也。”康熙三十一年（1629年）三月，帝水猎于此，驻跸其家。后来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帝春巡至此，“圣心忆及曰：‘朕向年北围，曾幸王庆坨曹传家，其人当来迎，可传谕毋得遏阻。’于是内大臣宣旨宫门，询之抚镇，抚镇只肃奉命遍索并无其人，咸张皇不已。而先生方挈族众，鼓枻赴围场，为卫士呵止。舣舟远渚，闻沙中卫士籍籍耳语，推篷出询，各道所以，乃曰：‘如汝言，即某也。’卫士大惊，拥舟诣行营，内大臣带领覆旨时，天子方御凤艒、投文竿，闻奏霁颜曰：‘朕固知其来也。’辄令进见。先生遂以败席野航径趋龙舟，攀纤而登，九叩行幄。上慰劳再三，询水旱、问疾苦、给御膳，不啻家人□子并蒙恩询及后嗣，覆奏一子已就外傅。上曰：‘乡间安得好师？尔归，择子弟能读书者，朕内廷令人教之。’三月，先生率子涵暨侄孙康、钟等四人诣阙，俱蒙引见，留万善殿读书，官给廪饩，洵旷古未有之异数矣！自是每岁迎銮，必荷召见，见必询所欲言。”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先生以诗并手书对联进祝万寿，天语褒嘉，命留内廷供奉，先生固辞归里。是秋，检讨举于乡，先生躬率诣密云谢恩，停銮顾问，圣颜开霁，赴行在御书‘惠迪吉’三大字赐之。”

先生“惇睦九族，乡党有缓急，殚力相助，有争讼，曲相排解，必使归好而后已。与人交，恺易诚信，喜诱后进；见人善辄称道，不置过，则阴相劝诫而阳为弥缝。捐金立义学，令贫无资斧者得所师……其诗有《大雅》遗音，合少壮所作甚伙，晚自删汰，仅存四卷”。曹公晚年别号虚极道人，乐参研老庄之学。(www.xing528.com)

由上所引可见，此曹公墓志铭碑文别具文采，状物写情亦颇生动，具有很高的文史价值。碑原应立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三月初三，地点武清安家标垡之南原。碑大理石质，边长0.98米，周有纹饰，制作精美。字体亦俊美端庄，为小楷墓志中佼佼者。

《王勈著神道碑》，墓前开道、建石柱以为标者，谓之神道。王勈著，号果亭，其墓在武清大宫城村，早年已毁，系清乾隆、嘉庆年间官员，历官中宪大夫、工部员外郎、贵州布政司经历。碑阳上篆额“皇清”二字为阳文，下书“貤封中宪大夫、工部员外郎，贵州布政司经历王讳勇著号果亭公之神道□”一竖行大字。碑阴系嘉庆帝圣旨碑，又称皇帝制书（《史记·秦始皇本纪》：“命为‘制’，令为‘诏’。”）。内容表彰王勈著及其侄王世绂（工部虞衡司员外郎）、封王勈著妻于氏为恭人之事。《文物图集》载“立碑时间不详”，实际立碑时在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十月二十日。额有楷书“龙章宠锡”四字。全碑加座通高3.98米，碑身高2.12米，宽0.88米，厚0.3米，灰石。

《侯松林墓碑》（《文物图集》误为“孙松林”），是清宣统三年（1911年）为侯松林及其夫人下的“圣旨”、“诰命”。侯松林，号秀谷，其墓在武清大孟庄乡霍屯村西，墓原有封土，砖砌，20世纪50年代被毁，形制不详。所存墓碑一通，灰石质，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十五日立，通高1.9米，碑首高宽0.75米见方，厚0.27米。碑身1.15米，宽0.68米，厚0.25米。上有“奉天诰命”篆额，碑文楷书，圣旨表彰现任花翎盐运使衔道员、候补知府、山东莱阳县知县加三级侯荫培的祖父、祖母，封其祖父侯松林为资政大夫，封其祖母耿氏为夫人。这大概是作为封建王朝宣统皇帝最后的封赐了，因为辛亥革命的枪声已经在这一年的十月十日在武昌打响了。

上述之碑刻，除汉《鲜于璜碑》存天津、《梨园西娄庄碑文》存安次、《龙泉寺碑》存石各庄、另有明曹化淳所撰等几通碑在王庆坨镇外，其余大多存于杨村“小世界”御碑园内。但因碑刻年深日久，字迹多已剥蚀模糊。抚无字之碑殊为痛心，遂起拓碑成书之念，报请区政府、文管会领导，得到大力支持，遂将区内现所集到的碑文拓印成册，体例上按时间顺序排列，字体上除个别如“导流济运”等大字外，尽量保持碑中原字大小，其中残碑不因其残与字迹模糊而见弃，虽然这使成书质量似有降低，但可使碑拓的文物意义与书法艺术并存，既可欣赏，也益考证，利当代而泽后人。领导与书家不弃还欣然赐字，使此碑刻集生辉。此书题名为《武清碑刻集》，成书于2004年底，出版于2005年初。16开本，868页。但检校起来，发现因为拓印技术、印刷制版技术、文学水平和文字校版都有很多错误及不如人意处，这使我深感遗憾。

翻阅有关资料及所见所闻，发现因前文述及的原因，已知的仍有四十余通碑文难寻踪迹，那是比现存碑刻还要多的一份宝藏，现简列如下备寻：

1.唐代隶书碑《大唐故高士荥阳郑府君之碣》，由节度判官兼掌书院朝议大夫行监察御史胡詹撰。

2.辽代武清里老村《赵氏夫人墓志铭》。

3.元代《大朝中都路武清县重建东岳行宫碑》，宣授中都路提举学校官敬弦撰。

4.明代《河西务汉前将军关缪侯庙记略》，明户部郎中米万钟撰。

5.明代《修武清县砖城记》。

6.明代武清城关尹窑村《李廷瑞墓志铭》。

7.明代《本县城隍庙碑记》，邑人王维垣撰。

8.明代《重修城隍庙记》，韦守仁撰。

9.明代《新建八蜡、马神二庙记》，梁津撰。

10.明代《重修河西务灵应祠记》，户部主事邱齐云撰。

11.明代《社学说》，知县陶允光撰。

12.明代《新建文学泮池聚奎楼记》，知县陶允光撰。

13.明代《桃柳堤记》山阴王机撰。

14.明代《刘芳传》。

15.清代《重修儒学记》，左佥都御史、邑人赵之符撰。

16.清代《重修文昌阁记》，赵之符撰。

17.清代《义学记》，知县刘润撰。

18.清代《重修儒学两庑记》，山东巡抚、邑人李炜撰。

19.清代《重修儒学鼎建尊经阁明伦堂记》，大学士吴典撰。

20.清代《李公生祠记》，陈懿典撰。

21.清代《祖公生祠碑铭》，邑人赵珣撰。

22.清代《章公去思碑记》，贡生田士章撰。

23.清代《吕来亭祠》，河南李远撰。

24.清代《瘦槐轩记》，保定陈僖撰。

25.清代《重修隆兴寺记》，宛平赵东旭撰。

26.清代《建八蜡庙碑记》，知县吴翀撰。

27.清代《重修城隍庙记》，知县吴翀撰。

28.清代《庆成书院条约序》，知县吴翀撰。

29.清代《重建萃文书院碑》（王庆坨）。

30.清代《河捐晓谕碑》（梅厂）。

31.清代《曹书言墓志铭》（东马圈）。

32.清代《重修天齐庙碑》（旧县）。

33.清代《重阅永定河》，清乾隆帝。

34.清代《邑侯胡公志思碑》（南蔡村）。

35.清代《王庆坨营豁免船记》，邑人曹传撰。

36.清代《庆成书院序》，邑人曹涵撰。

37.清代《纪异》，邑人曹涵撰。

38.清代《大中承浣庐李公传》，天台陈傅撰。

39.清代《怡斋赵公墓志铭》，宛平王熙撰。

40.清代《冰崖赵公墓志铭》，武遂刘谦撰。

41.清代《绎亭赵公墓志铭》，太仓王掞撰。

42.清代《澄溪赵公墓志铭》，胡作梅撰。

43.清代《松庐赵公墓志铭》，海宁陈世倌撰。

44.清代《养公赵公墓志铭》，浙江徐本撰。

45.清代《武清正堂告示碑》（梅厂）。

46.民国《新建辅阳桥、重修凤阳桥碑记》，（西柳行）。

47.民国《凤河西岸二十四村修筑残堤决口纪念碑》，（城关），张承烈撰。

48.民国《救生船记》（杨村）。

先人留下的碑刻是宝贵的文化遗产与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我们目睹碑刻之风格迥异、书法之精美绝伦，体味人生之跌宕起伏、历史之丰富多彩，这足以让我们在其中徜徉与沉醉。但在考古与欣赏之余，我们又不能不警醒，不能不感受到一种责任。唐代大诗人韩愈在《石鼓歌》中有“拣选撰刻留山阿”的大声疾呼。时至今日，我们面对遗存不多的古迹更应该大声疾呼，呼吁全民都要为保护这些文物多所作为。如此，我们应多做挖掘与丰富我们文化底蕴的善事，让传统文化在继承中得到发扬、光大，且能荫及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