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08辑）揭示经营内幕

开设军衣庄不仅要能打通门路，揽到活，而且还要会“交活”，因为承做军装没有不偷工减料、弄虚作假的，只要和主顾方面的经手人勾结妥当，不论什么样的活，都能验收合格，否则，一经挑剔拒不收活，就有赔垮的危险；另外，还必须即时收款，这直接关系到军衣庄的生存，因为军阀不时火并，遇到军头发生变化而货款没有收，就要蒙受损失。当然，大多数军装商人都是在军阀之间浑水摸鱼、发财致富，但其中也有被大大小小军阀所坑骗的事例。如豫诚信军衣庄经理齐凤山，有一次承做孙殿英部队的军服，交活后，孙竟付给假中国银行钞票，齐花用后被人发觉，群起追索赔偿，齐竟一跑了之。又如华洋皮件公司经理金宝善，在张绍曾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时，承做北京陆军部军服，系以盐余债票抵付价款。不久债票不值钱，因而受到损失。又该公司从华武军衣庄潘少棠手中转包陆军第一师（师长李魁元）的军装，交活后，李部士兵在河北省河间县哗变，货款五千余元没能收回。

各军装店揽活到手时，照例要与对方签订合同，规定出定件的种种规格，并且还要附送标准样品，看来手续似乎非常严密，其实交活时，根本谈不上规格质量，各家都是采取“瞒天过海”的办法，一混而过。

偷工减料是比较普遍的赚布料的手法。按当时军装的一般规矩，军衣分大、中、小三号，其搭配比例中号占40%，大小号各占30%，实际上，承做商都是按小号占多数，大号占少数的比例来做。交活时打成大包，把小号的写成中号，由于和验收人员早已勾结妥当，根本不逐包查点，马虎收下了事，这样就可赚出不少布。另外，在裁剪时，也嘱咐裁活的工人尽量多裁，如每匹斜纹布规定裁8套，粗市布裁10套，裁时即设法每匹布多裁出1套，如大号规定长45寸，实际都不够尺寸，验收时用皮尺斜着量，就多出1寸活。验收不过是走走形式，根本无人认真追究。在布的质量方面，如事先应的是五福市布，而事后竟改用次牌子小阳光、兰百蝠等，每匹差价几角，如果是一批大活，算在一起为数就很可观了。再有就是在染色时，和染房说好在卷染和烘干时抻长，染后1匹布能多抻出一码长，但一下水后又缩回去。反正“管量不管穿”，在交活时先准备好一包未抻长的，包外记号，受贿的验活人就专找有记号的那包抽查，因而无不合格。在棉花方面，也是以次充好，甚至以洗过的旧棉花代替新棉，从中吃价；也有的是明赚分量，比如棉军衣讲妥每件用4斤棉花，实际只用3.5斤半或3斤，验收时并不过秤，马虎照收。在染色时，如规定用西力色（一种进口颜料名称，类似阴丹士林），实际则用直接色，这也能赚不少钱。

后来有了公开投标的办法，军衣庄虽然不能再像过去一样垄断生意，但也随之想出另外的对策，照旧是偷工减料、投机取巧。其中有表面合乎投标的规定手续，实际仍是与招标单位有关人员勾结把持，不准别人插足。这也有几种方法：

（一）规定苛刻的投标登记条件。有些军衣庄和招标单位的有关人员勾妥，为了保证某军衣庄能够得标，事先对各同业家营业照上的资本额及实际资金情况进行充分了解，登报招标时，故意把投标登记条件限制在资本额若干元以上；同时，还要缴纳很大一笔押标金，这样一来，有一大部分户便不够条件，纵然营业执照上的资本额能够投标登记条件，但押标金也未必拿得出，特别是在敌伪及国民党统治时期，通货恶性膨胀，缴纳押标金要蒙受很大损失，因此，就限制了许多同业家不能登记或不愿意登记。相反的，从与招标单位勾好的某军衣庄来说，如营业照上的资本额够条件自不必说，即使不合条件，亦可临时贿通伪社会局在短期内办理增资手续换领营业照。至于押标金，则只需缴纳一纸空头支票，不必实缴现款。这种限制资本额及押标金的办法，后来比较普遍地流行。因此，各军衣庄也就经常不断申请增资和换领营业执照，于是又给伪社会局经管人员提供了从中捞钱的机会。(www.xing528.com)

（二）“假投标”。这一方法主要适用于去外地投标，其具体做法是，某军衣庄事先和外县招标单位有关人员勾结好，私刻几个假图章，派其本柜几个同事同时前往该地，分头投住在各旅店内，分别领取标单，除本字号外，各假字号均填报高价，到开标时，自然稳得标权。这主要是用以遮掩外人耳目，但如遇有外人参与竞争，就要另想抵制办法。如敌伪时期，我曾代表天津华泰军衣庄去滦县“假投标”，不料唐山有一家军衣庄得信也赶来要参加投标，于是我就和伪滦县政府的财政科长密商对策，一方面告知唐山家等看公告，一方面商定到截止登记的当天晚上再将招标的公告张贴在县府门外，次日一早就开标，等到唐山家看到公告时，早已开过标了，这样华泰就以自己人的“假投标”把这笔生意抢到手了。

（三）以假标样夺标。这一办法是先送去假标样，以质量高取得承做标权，然后再设法掉换标样。如华丰军衣庄有一次投津浦铁路局的标，开标后得的是第三标。但因事先早与局里勾通，故意将送去的标样用最上等的材料精工细制，开标后，津浦铁路局又以华丰的标样质量最高为理由，舍弃第一、第二两标而取第三标。实际上，华丰如按原标样照做，肯定会赚不到钱，于是用“掉包”的办法，另做质量次的标样，由路局经手人暗中将原来的密封标样设法掉换，这样，验收时完全符合标样，华丰和津浦路局的经手人亦就从中大捞一笔油水。

再有一种就是“合标”。天津当地投标，同业竞争激烈，独家垄断不易，为了避免两败俱伤，“一致对外”，于是就有一种“合标”的办法应运而生。按照投标的一般规定，应由标价最低的得标，有时由于质量或其他原因，也可以选择标价较高的第二标或第三标，但是第四标以下，质量再好也没有得标权。因此，同业间在办完投标登记手续后，就可召集已登记的各户进行“合标”，其实就是开会秘密协商，哪家愿出面承做，就定为第一标，并商妥第一、二、三标的应报价格，其他各家则均填报大价，等于放弃权利，在一般情况下，都是第一标稳得承做权。“合标”有个秘密规定，即将全部利润由承做家独得40%，其余60%交参加“合标”的各户均分。这也就是“利益均沾”，不吃“独食”，以免大家落空。如敌伪时期，北京伪治安部署承做军用雨衣一批，登记限北京、天津两地厂商承做，条件是营业执照上的资本额限在五万元伪联币以上，押标金两万元，凭伪社会局颁发的营业证交款验照登记。当时参加合标的共有21家，最后商妥由北京华昌军装局得标。这笔生意共得利约七万元，除货款分40%以外，其余60%由其他20家均分，每家约分伪联币两千元。

“合标”办法，在敌伪时期最为盛行，有的小户揽不到生意，甚至靠参加“合标”分取利润来维持挑费。还有专为“合标”跑合的，当时有两个“著名”的跑合人，一个是华昌军装局经理汪子平，一个是英记军衣庄经理章冠英。跑合的本身不参加投标，在每次招标登记截止后，他们即到参加登记的各家去奔走说合，讲妥由谁家承做，然后其余各家就放弃得标，大家静候到时分钱，跑合的也分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