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手做生意：北洋时期天津经营方式

军装行业的产品种类有军衣、军帽、军靴（鞋）、军用皮件（皮带、马鞍、马靴、枪套、弹盒、弹袋、马鞭等）及附属品肩领章、裹腿等。一般说来，生产军服者兼做鞋帽，而皮件及附属品则多为专业生产。从经营方式看，大致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门市类型。这类户均有固定门脸，经营门市零售，即预备现货，也承做大批订活，主要业务对象为警察局及学校的制服。其中有些户原来专做鞋帽，后来因承接军服军鞋的业务，逐渐兼做军服。属于这一类型的有：联陞斋、鸿胜昌、庆元、元兴、源祥、和胜、庆昇等家，大多数集中在宫北大街一带。

联陞斋，1893年开业，创办人为李霁舫，地点在宫北大街。开业时经理为李桐昇、张子祥，一年后由李霁舫自兼经理。该号最初系帽铺，制售缎小帽，并代销上海便鞋。1900年后，义源涌军衣庄委托联陞斋加工军帽，由此始和军装业发生关系。1913年李霁舫死去，改由谷宝山接任经理，此时开始承做学生制服帽。1919年又添做学生制服，并陆续承做铁路局、盐务局、警察局的警察服以及学校童子军服，此项经营逐渐成为主业。该号自承做制服后，即在福神街设立栈房，购置缝纫机二三十台，雇有二三十名工人，在门市专售现成制服衣服，但也接受大批军服订活。谷宝山死后，其子谷连芳继任经理，谷连芳死后又改为房西华。联陞斋的生意较大，用人较多，故不断有同仁出号自己领东开设字号。计先后有信丰（经理张文彬）、伟大（经理尚玉山）、同和（经理杨云甫）、庆昇（经理冯成和）、大华（经理王耀华）等军服庄，其主营业务和销售对象都和联陞斋类似，故同业视为联陞斋系统。

和胜号创立于1926年，创办人为朱辅臣及周召棠。朱原在义源涌学徒，并先后在宝聚源和直隶被服厂做事。周召棠于清光绪年间在关外新民府做生意，正值张作霖在该地受清廷招抚，因此和张相识，张任奉天督军后，周就在张手下任庶务兼采办军装，后因故辞职来津，与朱辅臣合伙在河北区大经路开设和胜号，附设栈房，有19台缝纫机和十余名工人，以门市零售各种制服为主，但也承揽铁路局和外县警察的大批警服，有时还从别家转包军衣和鞋帽业务。

在门市类型中，还有永增及华昌两军装局，其资方均为河北省深县人。永增军装局系前清末年在北京设立，创办人为封竹轩及高亚杰，先在前门外打磨厂摆帽摊，后逐渐积累资金，开设门市，是为北京第一家军装局。该号规模不断扩大，除在打磨厂设有军装门市部外，并在长巷三条设皮件厂，在先农坛设铁工厂，均制作军用皮件及铁活，并曾一度为段祺瑞的皖军制作军火。后因见到天津布匹货源多，价格廉，工人工资低，招雇也容易，乃于1912年以北京门市部为总号，另在天津设分号，经理初为姜小亭，后改李春波。分号并无厂房设备，对外亦不承揽业务，均由北京总号揽活，然后分给天津分号一部分，再招雇工人加工。产品有军服、皮件、靴鞋等项。

华昌军装局，创办人王重山、孙璧光，均系北京永增军装局学徒出身，孙后担任永增跑外，因联系业务与商震的三十二军军需处拉上关系。1928年，孙揽制三十二军一万套军服，于是就与王重山商妥，脱离永增，合伙开设华昌军装局，承接这批军服，乃在北京草厂九条和天津河北区三马路义寿里各成立一号，并各修建厂房。北京号由孙璧光任经理，有固定工人三十余人。天津号由王重山任经理，工厂在河北区地纬路，有缝纫机四五十台，固定工人四五十人，除做门市活外，并招雇临时工承做大批军装订货；另外还在河北区新大路南头设立皮件厂，制作军用皮件，为天津军装业中规模最大的一家。该号在敌伪时期业务最为兴盛，通过北京号经理孙璧光和伪治安总署主管军需的胡克之紧密勾结，垄断了承制伪治安军和冀东伪保安队的军服业务，其中多数都交给天津号承做。另外，王重山还施展同样手法，拉到南京汪伪政权的大批军服和军鞋生意，华昌由此竟大发其财，成为敌伪时期天津军装行业的首户。日本投降后，又承做“东北行辕第六补给区”及“天津后勤军服厂”的军服。解放后，华昌军装局因隐匿敌产，受罚款处分而倒闭。(www.xing528.com)

（二）内局类型。这一类型在北洋军阀时代极为盛行，其经营方式的特点，可以说都是空手做生意。一般情况是活揽到手，先领三成订款，存入银行生息。这类内局都在个人住家内设一柜房，门外挂上某某军衣庄的牌匾，有了活则临时再租赁厂房或找空地搭席棚，然后找来工头和“帮忙的”，代为招雇工人。所有设计裁活等业务规划，均有裁剪工头负责。至于缝纫机、刀、剪、尺甚至针、线等生产工具，则都由工人自备。工人工资按件计算，先干活后给钱。市上棉布“跑合的”消息很灵通，某家内局揽到活以后，很快就会找上门来，为各棉布店抢先赊销布料，期限一般是一至三个月后付款，染坊方面也是先染活后付款。因此，不名一文的外行人，只要有门路，都能开设这样的军衣庄，而且承做一批活即能赚到一大笔钱。北伐后，这种经营方式逐渐行不通，才改为设固定门脸，并雇用少数职员及学徒，经常揽活，以维持挑费。春和泰军衣庄和华泰军衣庄就是其中的两户。

春和泰军衣庄，创办人曲英奇，山东黄县人，早年在沈阳干粮行，1928年来津，住在华洋皮件公司内，曾借用华洋字号名义投得长芦盐务局税警服装的标。1934年，在河北区黄纬路三马路开设春和泰军衣庄，先以承做军帽为主，其次代东北军做军帽数万顶，搭盖厂棚，招雇工人，在将近完活时不慎失火，全部军帽及工人自带缝纫机五十余台均被焚毁，事须由曲负责赔偿，曲将所得火险赔偿费一万元全部抵偿尚有很大差数，索债者纷至沓来，无法应付，此时正值北京军分会（张学良任主任时期）招标承做军用皮带，每条限价四角七分。当时各同业家估计，按规定长、宽、厚度制作，每条成本至少在五角以上，故均不肯承揽。但曲英奇则认为无论赔多少钱，也得把这批活揽过来，只要维持开工，牌匾不倒，就可搪塞债主。于是先揽4000条皮带，以每条五角的价格转包给杨兰舫的会丰皮件厂，曲每条认赔三分。在加工过程中，曲亲自监工，并和杨研究偷工减料的窍门，即用整块皮弯着拉，如此可多拉出几条皮带，然后用水洇湿抻直，在交货时完全能合乎规格，但一经使用仍会弯曲。曲英奇用此手法做出皮带，每条成本仅合四角四分，不仅不赔，反而每条得利三分。因此，又陆续承接了八万条皮带的任务，先后共赚了数千元，并由此和军分会建立了较长期的业务关系，所以营业很好，赚的钱不但还清了欠债，还剩了不少钱。曲后来在河北区地纬路修盖章武旅馆，并投资开设了洪甡染织厂、集成公粮行等企业，俨然成了大资本家。

华泰军衣庄，经理寇仁甫，原在庆源军衣庄做事，后与人合伙开设元兴军衣庄，因遭受火灾歇业，又改营永源酱油厂。1942年，元兴的会计高敏功向寇游说可以利用他和伪燕京道尹高崇禄的同学关系，能拉到燕京道十八县伪军警服装的活，寇闻之心动，遂邀约曹恩荣投资一万元，邓秀璋投资七千元（均为伪联币）资本，开市华泰军衣庄。寇本人无钱，除借到高利贷一千元外，并将自己的住宅租赁给华泰，预收一年房租一千元，共凑了两千元作为投资。华泰由寇任经理，高敏功任副经理。不料高崇禄这条路子没走通，寇大失所望，乃将高敏功辞退。但企业已然组织起来，不愿收张，只好到处奔走活动，终于找到伪河北省长吴赞周的卫队长王文波的路子，由王代为拉到伪保安警察及外县保安团的警察服装活，得以维持开工。吴赞周下台后，由于日伪当局对棉花、棉布统制逐渐严厉，华泰无生意可做，竟将资产耗尽，于是商妥，曹、邓两人退出股份，改由寇独自经营。不久，日本投降，寇又通过国民党警官雷凤举的关系，承制河北省各县的保安警察服装。寇还和国民党天津警察局司法科长饶周法勾结一起，由华泰制作一批“国旗”交警察局加盖合格戳记，然后由警局通令各派出所查禁未盖合格戳记的“国旗”，强迫市民购买这种“合格国旗”。华泰就此作了一笔大生意，赚了不少钱，饶周法也从中捞了不少好处。

（三）皮件类型。这一类型以制造军用皮件为主，多系转包各军衣庄的活。在天津军衣庄中，除华昌军装局一家附设有皮件工厂外，其他如新泰、兴业、利昌祥、华昇、协昌、华源、天和、鑫泉益、金华、永康等家，对外均以军服皮件厂为标榜，实际多系向外“过作”而吃“过水面”（即在价格上盘剥一层油水），其专营皮件者，只有华洋、义成、新华、启新等家。其中以华洋皮件公司及新华皮件厂规模较大。在民国初年，有一家德生成皮件厂，经理魏敬斋，原在天后宫摆摊修补鞋，后以代元隆绸布庄做200个军用马鞍开始，陆续为各军衣庄做皮件活发了财，开设了德生成皮件厂。

（四）其他类型。多系制造一些军装附件的小厂商，如英记号、巨康号做肩章、领章，德元成做裹腿，“像银楼”做帽徽、勋章等。这些字号规模很小，依附于各军衣庄，承包一些军装附件，无多可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