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军装行业的兴起及沿革

天津军装行业的历史，截至天津解放时已近六十年。大体上可分为3个阶段：由清末至民初为兴起时期；北洋军阀时代为全盛时期；北伐成功后至解放前夕为维持时期。

清光绪年间，天津已成为水旱码头和对外贸易商埠，工商业逐渐发达。当时清军的京畿禁卫军和驻防各地的庆军、毅军、定武军、武卫军等，多来津向各大棉布庄采购布料制作军服。交往熟悉后，各军便委托棉布庄代找成衣加工店。

那时的陆军军服，上身是中式袄，外穿四周镶边的大号坎（坎肩）；下身是紧身裤，裤腿系带子，外套战裙；军官穿靴子，士兵穿青布鞋。1895年袁世凯在小站成立“新建陆军”，军服改为西式上身，中式便裤，戴大檐军帽。稍后，聂士成的武卫右军驻扎在津，步队也改穿紧身短褂，马队仍着战裙。袁、聂的军队都向各棉布庄大量订制军服。据说最早承做新建陆军军装的是春华泰棉布店。该店开设于清光绪十几年，地址在北马路通衢胡同，经理最初是王鼎臣，庚子后改为李竹臣。该店原来只经营绸布，后因承做“新建陆军”军装，才在锅店街设立栈房作为军装部，招雇成衣工人，把布匹剪裁后，再找郊区各住户加工缝制、锁钉扣和絮棉花等，制成军装，这项工作有专人负责，往来城乡之间，发活收活，俗称“撒官活的”。春华泰承做军装后，利润优厚，便逐渐以经营军装为主。1912年旧历正月，天津发生“兵变”，春华泰的北马路绸布门市部被抢掠焚毁，复业后就改为军衣庄，放弃绸布生意。

春华泰经营军装生意兴隆，而且客观需要不断增加，于是春华泰本柜同人有不少都陆续离号，或领东或与人合伙开设军衣庄。陈秀甫早在1900年前即出号，并设铭利军衣庄，曾承揽清朝兵部的军服生意，很得利。史世甫也是1900年前出号，开设华懋昌军衣庄，曾承做北京禁卫军的军装。1900年后出号的有左荫棠，1902年开设义源涌军衣庄，其领东经理是张汉卿，也是春华泰的同事，以后张又脱离义源涌，自己开设宝聚源军衣庄。义源涌和宝聚源都以承做警察制服为主，大主顾为直隶警察厅、铁路局、盐务局等。另有文生祥、鸿兴懋等军衣庄，也都是春华泰出柜同事开设的。除以上由春华泰派生出来的军衣庄之外，当时尚有同发厚军衣庄、王子云经营的直隶学工厂（专做军装），以及专为该厂制造军用皮件的华洋皮件公司（创办人金长庆）。以上是清末民初天津军装行业的大体情况。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割据，竞相扩充军队，军服需要不断增加，天津军装业也随之进入全盛时期。当时，凡能与军阀拉上关系的人，不论是否内行，有无资金，都能开设军衣庄，大发其财。因此，军装行业户数增加很多，但当时尚无行业公会组织，所以确实户数无从统计。(www.xing528.com)

民国初年，段祺瑞任陆军总长时，曾在北京设立陆军被服厂，凡在编制内的北洋系统陆军军服，均由该厂统一制发。可是，各地军阀都在私自超额扩编军队，政府所发军服不敷需要，且制做军服又有很大油水，各军阀都不愿舍弃这块肥肉，因而多要求改为直接领取饷银，自己招商承做，或自己设厂制作，借以从中取利。如曹锟之弟曹锐任直隶省长时，即在天津设直隶被服厂，专为直隶军队制军装被服而设，规模之大为一般商营军衣装望尘莫及。曹锟失败后，该厂即倒闭。至褚玉璞任直隶督办时，又设直隶被服厂，吸收商人齐凤山的豫诚信军衣庄原班底，厂长亦由齐担任，具有半官半商性质。褚失败后，亦就随着关厂。另外，在李景林任直隶督办时，亦设有第一、第二、第三等3个被服厂，存在时间也不长。这些“官办”的被服厂，有时也找天津军装商代做部分加工。此外，各地未设被服厂的大小军阀，更多向天津采购军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天津军装业的兴旺发展。

北伐成功后，北洋军阀势力垮台，在国民党取得表面统一的形势下，仅有冯玉祥的西北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尚不时在天津订做军服，业务较前大为减少，因此不少军衣庄歇业。其尚存者亦多改变经营方针，业务重点转向承制警察局、铁路局、盐务局和各县地方团队的警察制服，以及各学校学生制服和童子军服等。这些新的业务对象改用登报招标办法招商承做制服，各军衣庄不能再像北洋军阀时代那样独家长期垄断。因此，同业之间竞争更为激烈，多暗中贿赂，拉拢单位的经手人，否则不能中标作成生意。北伐成功后到七七事变这一时期，军装业失去了北洋军阀时代那种在短时期内即可暴发致富的机会，基本上处于维持局面。

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日本商人纷纷在津开设军服厂，有丝岗、田村、山下、中村、谷口、高岛屋等洋行。这些洋行都直接从日军专管军需的1820部队承包日军的军装被服、皮件等。有时因任务大，也找春华泰、天津被服厂、兴亚被服厂、华洋皮件公司等中国军衣庄代做一部分加工，原料由日军供给，中国商家只拿加工费和折发的一部分实物粮食。但因加工费还被日商从中剥一层皮，故多以“裁剪技巧”从中赚取布料。那时，军衣商的业务对象主要是伪治安军及各地伪保警队、自卫队和县警察军警服装。另外，南京汪伪政权也有一部分伪军服交天津厂家承做。到沦陷后期，日军对棉花、棉布统制更严，各军衣庄业务所受影响更大，因而有些户坐吃山空，资金耗尽而歇业。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接收天津，日商军服厂有的被官僚资本接收，改为“后勤总部军装被服厂”，有的由中国商人接营，如丝岗洋行归华经理王尧昆接办，改名尧记被服厂。国民党的“后勤部被服厂”，有时也发出一部分衣片，交各商家代为加工。但承做加工也不是很容易的，必须事先向其主管人行贿，才能拉到生意。那时，能为国民党加工军装的有义记被服厂、新亚被服厂、聚丰军装局、华兴军衣庄等家。其他各户，则以承做铁路局、警察局、盐务局及各县地方团队的制服为主。当时，通货恶性膨胀，承做军服均不按货币而按大五福布或粮食计算费用，等于实物交换，故能维持直到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