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害文化的形成：天津地震的减灾成果

人类历史已经进入21世纪，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的频度、规模以及损失，都可以说是空前的，当今世界正在为一个日益加重的庞大灾害网所笼罩和威胁。与此同时，人类借助技术进步抗御灾害的能力也在不断增强。人类在灾害的困扰中，也越来越重视灾害中所包容所反映的社会性内容，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灾害成为一种必然。日积月累，灾害文化逐渐形成，并为人们普遍接受。

1982年3月21日日本北海道浦河镇近海发生了7.1级地震。这次地震造成的破坏大部分在日高地区，特别是中部的浦河镇等地烈度为Ⅳ度。这是日高地区二次大战后遭到的第3次大的地震袭击，其震动剧烈程度也相当大，而且地震发生时间正好是午饭时间。尽管如此，灾区的死伤和破坏都很轻，而且未发生火灾、恐震等次生灾害。这一点与历次地震和国际上一般地震时的情景大不相同，令地震专家和社会学者十分惊异和赞赏。当地官员在地震后说，这次地震未造成人员死亡和大的损失是一个奇迹。日本各界学者总结这次地震的经验体会时，提出了“灾害文化”这一理念。

当然，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灾害文化也不例外。抽象地讲，灾害文化的理念就是通过灾害与人以及社会、灾害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与平衡，形成新的关系。在共同的防灾救灾实践中彰显出的从政府到居民、从家庭到社会、从个体到群体新的经验和智慧，并启迪、教化天下，逐渐使人对灾害的理解更加深入。一方面要正确对待自然，顺其自然，尊重自然规律；另一方面还要体现人的生命存在、人的尊严及价值和意义，以及人对价值观终极理想的执著追求的勇气、精神和人的权利与责任。具体地讲，灾害文化就是指人们的灾害观，人们的忧患意识、防灾意识，人们在地震时冷静地对应行动、防震的教育宣传等。也就是说，在经常地、反复地遭到灾害袭击的地区，关于灾害性质、种类、灾害的后果及影响、灾害发生方式、灾害发生前的周密准备和防震到位、灾害发生时应急对策等，要在平时进行经常性的学习和灌输，使之渗透到全社会各组织内部，渗透到各个家庭和广大居民之中，并被他们所掌握，在灾害发生时形成全社会的共识，发挥整体作用，收到实效，将灾害减轻到最低程度。

灾害文化理念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实际上我们也在自觉不自觉地积累着自己的灾害文化。以地震为例，早在建国之初，党和政府就非常重视地震工作。1953年开始整理地震资料，1957年中国首次编制地震烈度区划图，天津基本烈度被划为Ⅵ度。1967年3月27日河间地震波及天津，引起天津市领导的重视，随即成立了天津市防震办公室，协调中科院、地质部、石油部、国家海洋局等单位开展地质构造调查和地震观测。1968年市防震办公室更名为市地震办公室，加强领导天津地区的地震工作，设立了一批地震专用观测井、短水准观测点、水化学分析室，开展大地水准测量和地质构造勘察研究。1969年7月18日渤海地震后，天津迅速建立了第一个综合地震观测台——徐庄子地震台，随后塘沽、青光观测台也先后建立。1971年成立天津地震队，与地震办公室合署办公。1974年6月华北地震趋势会商会召开，指出渤海北部、京津一带是一二年之内可能发生5～6级地震的危险区。1975年2月4日海城地震后，市委常委会议两次专题讨论防震抗震工作，成立了天津市抗震领导小组及抗震办公室，同年5月市委决定建立天津市地震局，加强全市地震工作的组织和管理。至此，天津市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地震工作管理体系，预报预防工作全面展开。(www.xing528.com)

根据京津地区震情的发展，我市采取了一系列防震抗震措施。自1975年至1976年5月，房管部门对市区房屋进行了抗震检查与鉴定，全市各重点单位、要害部门做了建筑物的抗震加固，各区县制定了地震应急方案。1975年2月19日天津市防震抗震领导小组召开了全市动员大会，对应震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包括人员疏散方案、医疗救护队伍的组织与应急准备、建立市区两级专业抢险救灾队伍、生活急需物资的储运准备、易发生次生灾害部门的备震工作、战备指挥系统与报警系统的启用等等。1976年5月市地震局提出《对我市震情的初步估计和防震抗震方案》，经市里讨论后转发全市贯彻执行。这个方案对抗震救灾的组织领导、人员疏散、抢险救护、赈灾救灾、震后恢复都做了详尽安排。我市还在群众中广泛普及地震知识，提高人们的抗震意识。市地震办公室于1972年春天在市工业展览馆举办了“预防地震展览”，之后又在天津自然博物馆举办了更大规模的地震知识展览，并轮流在市区、郊县巡回展出，一直延续到1976年，累计接待观众200多万人次。1972年市地震办公室编写了《地震》科普读物和画册，印刷发行370万册，广为散发。1976年地震发生后，市委立即指示印发了《地震来了怎么办？》10万份，地震知识宣传图集10万套，防震抗震宣传画20万张，《地震常识》40万份，发至全市居民委员会和工厂班组，对稳定民心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些准备工作都对减缓1976年大地震的破坏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可以说是天津地震灾害文化的雏形。

回首大地震前的这些往事，我们深刻感觉到灾害有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所谓灾害实际上就是自然的变异作用于社会，因为只有造成承灾体的破坏，才算成灾。重大的自然变异，在当前的科技水平下还难以控制，所以减灾的关键在于社会承灾能力的提高。社会承灾能力是一个十分广泛的概念，它可以概括为一个减灾系统工程，包括监测、预报、评估、防灾、抗灾、救灾、安置与重建、保险与基金、教育与立法、规划与指挥等子系统。我们重新审视1976年全社会抗震救灾的历史，就会得出这方面的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