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我出行采访的有“三宝”：相机、收录机和采访本。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字记者报社不配备相机，自己又无经济实力，所以，伴随我整整40年记者生涯的惟有采访本。
携带“两机”采访，已是改革开放后的事了。大学一年摄影专业课，端的没有白学，数千张照片，是记者生涯的录像，尽管见诸报端的照片有限，但可资纪念把玩的影集却积累了二十多册。至于收录机对记者之不可或缺，我是深有体会的，不管走到天涯海角，每时每刻，它都能将变幻莫测的资讯及时向我传递。“我最美好的青少年时光是在天津度过的。”这是数学大师陈省身存留在我录音机磁带里的声音，时间是1982年9月1日下午。这可能是他最早面对天津媒体记者采访的铿锵之言。是我采访中首次使用录音机录存大师音韵，更显弥足珍贵。
相机、收录机，是采访的辅助手段，主打还靠采访本，尽其所能记下受访者的言谈，甚至环境、气氛及对人的印象，也会顺手划上几句。不像有的大记者，谈半天，记不了几句话，顶多记几个关键数字。傲腾同志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他陪田流同志到内蒙采访，跑了几个地方，开座谈会，找人谈，田流不作记录，他也光听没记。采访结束，田流谈了稿子主题和思路，让他写个初稿。这一下傲腾抓瞎了，他说我没记呀！田流说，用不着全记，记个人名和关键数字就行了。这可着实把傲腾难住了。
记得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说过，“身边永远要带着铅笔和笔记本，读书和谈话时，碰到的一切美妙的地方和话语，都把它记下来。”以创作为本的大作家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这些对现实作实录的记者了。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烂笔头可以作文字记录。我这个人比较笨，但我不偷懒，我勤快，勤能补拙，笨鸟先飞嘛。每次采访我都作详尽记录。外出旅游，我会作旅途日记，眼观耳听，都用烂笔头记到采访本上。小本本巴掌那么大，行不离身，停不离手。看书读报，精妙句子，有趣事情，我都摘录在小本本上，用时经常翻翻查查。(www.xing528.com)
前年重游延安。对延安的发展变化，市委书记向我们作了详尽生动的介绍。随后，我们登上宝塔山，俯瞰革命圣地，新建筑在秋阳下熠熠闪光，对我们这群来自东部沿海的老记们来说，看不出翻天覆地的变化，更不要说惊叹不已。延安给人的印象更像改革开放初期东部沿海一个最普通的县城。然而，我就有与彼不同的感觉。印证我这感觉的，是30年前的1973年8月5日采访日记。“乘车从神木出发，途经绥德，宿一晚，到达延安整整两天，300多里。在城里转了几圈，旅店爆满，最后只好在马车店加两张床，之后在小餐馆等了一个多钟头，花两毛钱吃了一碗面，面淡而无味且沙子碜牙。”次日在延安参观游览一天，饭费1元。当年惨状已可见一斑。——至于神木深山沟农民生活之苦之惨就更难以言状了。我去采访插队深山沟的天津知青，同贫下中农同炕同饭3天，其情状至今记忆犹新。小采访本亦可见证。如今火车从西安可直达神木，延安至神木只需3个多小时即达。在延安再不需为住店犯愁了。
巴掌大小的采访本，我把它视为珍宝。小学就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坚持十几年。“文革”初期日记本带来灭顶之灾的不乏其人。为避祸，将十几年日记付之一炬。日记本涅槃，幻化作采访本，有时它就代行了日记。从事记者工作至今，日积月累已有200余本。多次迁徙搬家，丢掉了不少杂物，包括部分书籍，唯采访本珍存如初。伴随我走南闯北，辗转迁徙。
黄山曾游梦已远，往事如烟。但打开小小采访本，往事又一幕幕重现眼前。记录着欢乐的，悲苦的；惊心动魄的，平淡如水的；尽在我生命小溪里，泛着浪花，无声无息地流淌，犹如今日延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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