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08辑：我与记者站

我于1984年底调《人民日报》，1985年初赴京就职。记者部主任林钢同志向我交代任务，派我驻浙江首席记者，边抓报道边筹建记者站。在报社招待所住了十几天，初步熟悉一下报社情况，查阅了有关浙江资料和报道情况，匆匆就奔赴我国改革开放东南前沿阵地。

年近半百，还去一个新单位开辟新天地，有的朋友不大理解。其实，调我去《人民日报》是几年前的事，种种原因拖而未成。1983年随李夫同志筹创《今晚报》时，我提了个小小请求，待晚报创起，李夫即践诺，放我走人。晚报刚起摊子，三十多个记者都是招聘来的，李夫要求扶上马，送一程。于是我又带领新记者干了半年，至1984年底，方才离开晚报。

初到浙江，拜访了省委书记王芳，省长薛驹，报个到之后，就一猛子扎进杭州中药二厂（正大青春宝公司前身）。十几天后，《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出——《靠人才，靠改革，靠纪律：杭州中药二厂跃入同行前列》，这篇报道把在当地颇有点争议的国企改革典型推向全国。紧接着我又奔向另一改革先行地区温州，采写了个体经济和小商品市场迅猛发展的温州系列篇——《温州市场活》、《小钮扣魔力大》、《信息，翱翔的翅膀》、《陋巷深处信息库》等，从一个侧面，将温州改革模式介绍给全国读者。尽管我没有从抓全省宏观报道入手，在要求以典型报道开路的那年头，这几篇报道还是引起了省市领导和读者的注意，也为建站做了铺垫工作。

1986年11月，作为国内首批建站省之一，《人民日报》驻浙江记者站正式建立。距我到浙江工作还不足两年，我被任命为首席记者（后改为站长）。这年底，又调回报社任记者部副主任，任务之一就是具体负责抓各省市记者站的重建。

《人民日报》国内地方记者站的恢复重建，前后经过七八年的艰苦努力。

新中国诞生后，《人民日报》在全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相继建立记者站，或派驻记者。20世纪50年代末期，《人民日报》地方记者站与新华社各省市分社合并，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实际上人马是新华社的，《人民日报》只挂有记者站一块牌子，这样的状况持续了二十多年。“文革”后，70年代末期，由于形势发生很大变化，这种状况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办报的要求。于是80年代初，报社陆续向一些省市派驻记者，采访报社需要的稿件，几经周折，1986年5月，《人民日报》编委会向中央打了恢复重建地方记者站的报告。中央于6月12日批准并同意重建记者站。记者站定为司局级单位。(www.xing528.com)

中央发文后，《人民日报》在国内的建站工作迅速展开，建站原则是当地派有记者，记者站有办公地方，条件成熟一个建立一个。建站是由沿海省市逐步向中西部推进。

《人民日报》重建国内记者站，也是各省市自治区的强烈愿望和迫切要求。他们普遍要求《人民日报》加强对该地区的宣传报道，尽早尽快地建立记者站。报社对建站的重视是不言而喻的。社长钱李仁，总编辑谭文瑞以及几位副总编陆超祺、范荣康、李仁臣、保育钧、余焕春等纷赴各地主持建站挂牌。有二十几个站是由我陪同诸位领导前往挂牌的（我能跑遍全国省城，与此有直接关系）。各省市领导非常重视《人民日报》驻当地记者站挂牌工作，党政一把手，有的省市四大班子一把手全都出席挂牌仪式。上海市长江泽民、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辽宁省委书记李长春等，分别出席了当地记者站挂牌仪式，并作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地方记者站的显著特点是，人员少，摊子小，战斗力强。建站初期，除京沪每站二三人，其他省市都是一人站。站长（时为首席记者）身兼数职，既当记者，又兼做干事、司机。1993年我回天津当站长时，有同志开玩笑说，你们单位有意思，有将无兵，光杆司令。《人民日报》有个好传统：做记者，是写稿的，不是做官的。当今我国几大名记者如田流、金凤、柏生、华山、纪希晨、顾雷等等，战争年代，他们是前线记者，建设时期，他们是驻地记者。他们天职就是写稿，即使当了新闻官，如田流任记者部主任，始终也未曾辍笔。《人民日报》驻站记者是贯彻了少而精的原则，个顶个管用。如同驻各国记者站一样，美国等大站有二三个记者外，其余七十多个国家都是一人站，甚至还有一人分管两三个国家的站。驻站记者虽少，获得好评不少。省市领导和群众普遍反映：《人民日报》记者素质高，从政治、业务到作风，都是一支战斗力强、过得硬的队伍，他们对报社对当地的宣传报道是满意的。

事实确是如此，各省市记者站建立后，《人民日报》对各地宣传报道有明显加强，报道质量显著提高，特别是深度报道和突出当地特点的报道增多。记者站建立后，记者部驻站记者所发一版头条，每年逾百篇。

随着《人民日报》事业的发展，记者队伍也在不断壮大。全国由建站初期的31个记者站、四十几名记者，至2005年国内已建36个记者站、驻站记者达110余人。天津也结束了一人站的状况，目前在岗有3名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