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与义士，改革者冯根生的朋友

前年，我随天津市政协文史委赴江、浙、沪学习考察团到杭州。在杭的友人闻讯，纷纷约请餐叙，因在杭仅待两天，又是公务活动，所以应约成了难题。还是正大青春宝集团公司总裁冯根生头脑精灵，邀请我们全团，老友也赴会，由他做东。他以最高规格招待大家。餐桌上他侃侃而谈了两个小时，听者凝神忘情，以至于冷了美酒佳肴。次日又参观了江南百年老店胡庆余堂和浙江文化遗产“红顶”商人胡雪岩已经修复的旧居。

冯根生是我采访中在浙江交下的朋友之一。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作为《人民日报》派驻浙江的首席记者，赶赴东海前沿阵地采访。那是改革大潮风起云涌，弄潮儿群雄并起的地方。步鑫生、鲁冠球、冯根生、滕增寿，是浙江响名全国的风云人物。当时，他们都处于其事业草创阶段。

1985年3月初到杭州，一头扎进杭州中药二厂，3月19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靠人才，靠改革，靠纪律：杭州中药二厂跃入同行前列》。当日早晨中央台报摘头条全文播出。这一下把冯根生推向了全国。从报道中可以看出冯根生少见的前瞻性，是改革的领军人物。

冯根生，江南胡庆余堂的最后一个学徒工，关门弟子。中药二厂原是胡庆余堂的一个破落车间，70年代初，他把它改建为中药厂。80年代初发掘明代宫廷秘方研制出抗衰老保健品青春宝。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厂，产值利税跃居同行业前列。然而改革路程艰危而困难重重。厂内少数造反派捣乱，省市个别领导对企业自主权卡压，冯根生的改革受到极大困扰。在此关键时刻，我去该厂采访。报道一经发表，张扬了正气，震慑了恶人邪气，人们把党报的报道，视同党中央的支持。从此，冯根生带领全厂职工在改革开放大道上疾驰。没过两年，杭州中药二厂的产值、利税全面跃居全国同行首位。从此，冯根生被笼罩在五彩光环下——荣获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全国首届“经济改革人才奖”金杯奖、全国优秀经营管理人才奖、国家“五一”劳动奖章、党的十三大代表……还获得数十个省市奖。

冯根生改革的脚步从未停过，他总是立于改革大潮的潮头：80年代末冲破形式主义桎梏，震动全国的“罢考风波”，是他挑起的；青春宝被“逼”与正大合资“花钱买机制”、“披洋衣”，又是他最先行动的。90年代末正式确立冯根生的身价为2.8亿元，破解了国企经营管理者受益分配的难题，为我国建立和规范厂长经理市场，推动国企改革开启了鲜明的导向性。

把冯根生推向全国的报道，我打了第一炮。也正是这一炮使我们结下了不解之缘。两年后我从杭州调回北京，他赴京或出国过京，总免不了要去看看我，有时，他会让其驻京办事处的人去看望我。退居天津这些年，我们仍保持着联系，经常捎话邀我去浙江走走。现今他已年过七旬，仍坚持在正大青春宝集团公司总裁和总经理岗位上。他说他一生有两个人忘不了，一是当年杭州市委书记厉德馨，一是王某人。改革初期因为他冲刺太猛，“不听话”，上级曾欲把他调离。是厉书记坚决顶住压力，将他留下。在改革最困难时期，是那篇报道帮了他的忙，排除障碍，改革得以进行下去。二十多年来，中外媒体对他的报道连篇累牍，写他的书出了十多本，他说记住的不多，唯独那篇《靠人才，靠改革，靠纪律：杭州中药二厂跃入同行前列》的报道他铭刻在心。有一次，他对采访他的众多媒体记者说，他改革的思路王某人最能理解。此话显然说过了头，老友不敢认可的。只能说，改革初期，在全国我是最早报道他的。(www.xing528.com)

类似冯根生这种状况，还可举出若干。滕增寿是浙江东方集团公司的大老板，在温州这个私企汪洋大海中，有“东海之舰”美誉的国企东方集团，现有资产30亿，年利税逾亿元。谁也想象不到，它是20年前由一个资产几十万元的小玻璃钢厂发展起来的。当年在工厂濒临破产之际，人们将“文革”被打倒闲居在家七八年的原厂长滕增寿请回，他以年盈利翻番的神奇速度，把“跛”脚厂子在三四年内变成巨人。我去采访他是他返厂后的第二年，“奇迹，由他带领人们创造”，在《人民日报》发报道也是头一份。他鹰击长空20载，全国劳模、优秀企业家等，头顶一大串光环，是焦裕禄式的人物。

也是那篇报道结下的友谊，滕增寿有个特殊习惯，从不陪餐，记者甚至上级来人，出面接待记者采访也很有限，有人说他“架子大”。前年，我去温州参访，在宾馆给“东方”打了个电话，接话人说滕总不在，我把名字留下，请她转告滕总。未过5分钟，还是那位接话人回电，让稍候来人接我，未过10分钟，“大奔”已等在外面。他这次破例在家里招待我。

80年代初，叶迪生被错划“右”派刚平反不久，在半导体器件厂做技术员时，我采访他，写了一篇五六千字的通讯《热恋之歌》，发表在《天津日报》。在落难的20年间，国外亲朋多次劝他出国，他始终未从，恋国之情，铮铮可鉴。后来老叶仕途一路蹿升，但他始终未忘出道前的那篇报道。有一次，他当着众多媒体同行面说，没有当年老王那篇报道也许就没有今天的我。因为太熟了，我觉得这是句玩笑话，随便说说而已，但心里却着实不好意思。

写了报道，不仅与被报道者结下友情，连其家属后代都与我保持着联系。南开大学杨石先校长、河北大学邹仁鋆教授等，都属这种情况。邹教授前些年去世，他夫人特意从石家庄打电话告诉我，我出差在外，只能唁电慰问。

一本书，一篇报道，一首歌，一部影片，成名者不乏其人。一篇报道终生成友者，也大有人在。要紧的是这篇报道写在何种时候，是雪中送炭，还是锦上添花。检点一下因报道结下不解之缘的朋友，绝大多数都是雪中送炭，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用稿子帮了他的忙。我也写过不少锦上添花的稿子，或者指令性报道，声势不可谓不大，有的是整版整版，社会反响平平，被宣扬者淡淡。对他来说有无这篇报道，都无所谓。雪中送炭，多为记者主动挖掘的新闻人物。锦上添花或指令性采写的人物，无一结下友情的。由此使我感悟到，指令性或大轰隆的报道，以及掺杂着浓厚商业味的报道，记者不可能交上真正的朋友，报道可能轰轰烈烈一阵子，便随风而逝，渐远渐淡而成过去。还怎能期望一篇报道成为挚友呢。

报道背后的故事更美丽动人。值得欣慰的是这样的报道并非仅此一篇，少说也有个十篇八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