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孝近照
我的记者梦始于少年。
我的第一篇稿写于初中一年级。
1951年，我在郑州读初中一年级时，适逢“六一”儿童节，少先队要求每人做一件有意义的事，献给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我把这一活动，写了篇三四百字的小稿，投给报社。过了几天，在《郑州日报》二版登了个“小豆腐块”。又过些日子，报社寄来几元稿费，喜不自胜，大受鼓舞。受这个“小豆腐块”的刺激，极大地引发了我写稿的兴趣，由“小豆腐块”到“中块”，由“本报讯”渐渐变成“大块头”长篇通讯、特写。从初中到高中，几年间在报刊上发表新闻稿子逾百篇。百篇中有99篇成了“易碎品”，不见了踪影，唯有两篇没有“破碎”，至今还珍存如初，一是那篇“小豆腐块”，另一篇是发表在1955年2月26日《中国青年报》的长篇通讯《大义灭亲》。
这篇稿写的是我高中同学姜文赞捉拿其血债累累在逃恶霸地主父亲的故事。期末考试前，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同学们都在紧张复习功课应考。姜文赞突然接到电话，让他到市里（我们学校在郊区）某处见面，当他问清是他在逃的父亲时，立即叫上团委干部刘成安，两人赶往市里，同时报告了公安局。经过斗智斗勇，直到晚上，终于把这个在逃恶霸地主缉拿归案。
通讯在《中国青年报》发表后，省市报、电台纷纷转发，并被当年出版的三本小册子收录，其中一个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的集子《大家都来检举反革命分子》，由团中央书记胡耀邦作序，公安部长罗瑞卿长文开篇。随着书报播扬，姜文赞“大义灭亲”壮举传遍全国。
虽然不会有人知道通讯作者是个中学生，但我的内心却兴奋不已，也就更坚定了我走记者路的决心。
中学生时期，我是个活跃分子。我在郑州读初中时，是少先队大队长。升入郑州第一高中，我担任校学生会主席、团委书记。郑州是1948年解放的。解放初期，不像现在报社有那么多的记者，那么强大的通讯写作队伍。一个中学生经常写写稿子，渐渐引起了报社编辑的注意。《郑州日报》编辑王振洲，有天到学校见到我，鼓励我要多写，从中磨练提高，并具体指点我怎样写稿。报上经常露名字，也引起了省市团委领导的注意，省里开大会或搞活动，也邀我参加，并叮嘱写篇报道。再加上我记者梦的驱使，于是写稿一发而不可收。还有个促我积极写稿的因素不可不提及，那就是写稿从经济上资助了我的学业。因家境贫寒，从小学就靠助学金（我是从小学四年级读起的），中学全程助学金。助学金只能解决吃饭问题，零花钱就无着落了。虽然每稿只有三五块钱稿酬，可别轻看了，这对一个穷学生解困来说，还是满顶用的。
随着《大义灭亲》一炮打响，我周身的新闻“细胞”仿佛也急剧增长，当记者的欲望直线上升。读完高中，放弃保送留苏学理工的机会，毅然孤身闯荡大上海，踏进了复旦大学新闻殿堂。50年代大学新闻专业号称北有“人大”，南有复旦，江北学人大多报考“人大”，江南才子争相投奔复旦，唯独我这个中原学子跳槽到了上海。
真正圆了记者梦的还是在内蒙大草原。那时候，并不是说读毕新闻专业的就十拿九稳当记者、干新闻工作，而是“党叫干啥就干啥，哪里需要哪安家”。我们那届毕业生是最倒霉的，正值天灾人祸造成的国家极端困难年头，复旦新闻系毕业生，分配工作时竟然少有单位接收。我被“发配”到内蒙古，经过一番周折，总算进了新闻单位——自治区广播电台。
圆了记者梦，犹如身上插了翅膀，涉沙漠，越草原，钻煤矿，探盐池，鄂尔多斯风雪高原，大兴安岭茫茫林海，幅员辽阔的北疆大地，几乎无处不留下我的足迹。稿子，为这两年做了忠实记录，但很可惜，稿子并未化作铅字，大多随电波消逝在了太空。
一个偶然的机会，把我从大草原调进北京，在中共中央机关做党刊编辑。“文革”开始不久的1968年夏天，又转到天津日报社，重归记者队列。
“懒人做不了记者。”
如果说我对几十年记者生涯有什么领悟的话，恐怕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
我把做合格的记者概括为一个“勤”字：勤读书、勤跑路、勤思考、勤动手。读书是基础，勤于动脑思考是关键，再加腿勤手勤，有了这“四勤”，就不愁写不出好作品，就能成为一个合格的记者，一流的记者，优秀的记者，响名的记者。
倒过来说：名记者，没有一个是懒汉。这同样是一条为实践证明了的真理。
人生最富于创造性的年华是30岁左右，而我的这个黄金年龄段却在国家劫难中度过。
在那不堪回首的年代，自己命运都不能掌握还能谈得上什么？报纸是小报抄大报，千报一面孔，有什么看头？当时我是《天津日报》总编室负责人之一，有个时期我轮值夜班，每晚，待《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版样拼就，一个电话打过去，照葫芦画瓢就是了，甚至连标题都照搬过来。老实说，那时办报是最省劲的了。报纸也是最没有看头的。连办报人自己都觉得面目可憎，懒得瞥它一眼，更何况读者。乏味的文字，恶劣的文风，写一篇稿子，可以重复用上数十上百次，只要把时间、地点、主语略加变换即可。那是糟蹋人生命的年头。想读点书，明着，只能读红本本。白皮书，得偷着点儿看。我唯独感兴趣的是《参考消息》。有个时期，四块版上的东西，几乎一条不漏地看完。不是浏览，而是认真地读，品味儿，并随手记点笔记之类的东西。《漫谈西方新闻写作》系列篇，就是这么积累起来的。先行在天津师大新闻班开讲座，后又陆续在报社内部刊物发表，并被多家省报内部业务刊物转载。我在这系列文章里提出，要借鉴和学习西方新闻的写作技巧，无产阶级新闻也要搞竞争，没有竞争，就不能前进。现在，对这些都司空见惯了。但那时，斗胆这样讲，是冒点风险，准备挨批的。事实上也确招来了一些非议。除了对新闻也要借鉴西方搞竞争之外，还甩过一顶“帽子”——名利思想作怪。名者，文后署本人大名之谓也；利者，稿费分文皆无。更何况这些东西都是节假日和晚上业余时间写的。别以为这“帽子”扣得荒唐可笑，当时，扣者可是一脸认真哩！
新闻界前辈邵飘萍说过，记者应该是“其脑筋无时休息，其耳目随时准备，网罗世间一切事物而待其变。”时势的险恶，可以束缚人的手脚，但绝限制不了一个记者的思维。除了懒汉才不思考问题，浑浑噩噩混日子。对我来说，逆境、困境都经历过，但手、脑从来也没有被捆绑住过。风华正茂时，有人戏称我为“稿癖”，有写稿子的瘾。实际也确是这样，几日不写稿，手就发痒痒。有一年春节，我到一个朋友家串门。朋友是采访医院时交上的，眼科主任宋国祥。他老伴重病卧床，只有女儿在家照料。问之，答曰宋主任到医院值班去了。我追踪到病房，大夫说，宋主任下班了。我又赶到他办公室，见他正伏案赶写一篇论文。我深深被他舍家忘我的精神所感动。我没有回家，返回报社赶写了一篇千字文——《宋主任的年假》，翌日报纸在一版显位发表。
在市报十几年，我曾历任工业、政教、科技、总编室负责人，但首先是把自己看作记者，做个合格的记者，然后才是“新闻官”。这标志就是写稿，不管换到哪个部，始终不放下笔杆，平时挤时间写点业务研究文章，或为记者稿子配点言论；经常挤时间就下去采访写重头稿。1983年从《天津日报》抽出几名中层干部、老记者，在李夫同志带领下筹办《今晚报》。记者都是从社会招考来的二三十岁青年。我负责新闻部，主管一版新闻。这三十几个刚刚入伍的新闻兵，热情高，干劲大，就是刚入新闻门槛，尚未“上路”，作为带兵人是格外吃力的。自然很难再抽出时间下去采访写稿了。老总一再叮嘱我，可不必写稿，只要求把这支新兵队伍带“上路”就行了。写大稿没时间就写小稿，反正这枝笔是决不停挥的。插空划拉一篇几百字的“今晚谈”。几个月下来，也有好几十篇。
我在日报社做记者十几年，如果问给同志们留下什么印象的话，当年的总编辑石坚同志为我的通讯、报告文学选集《大潮集》写的序中有这么一段话：“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恢复了总编辑职务，和学孝同志打交道多起来。对他的事业心和勤奋刻苦的精神有更深刻的印象。他作为报社中层领导，不仅当好新闻官，尤其注意当好一名记者。他从不满足于一般的完成任务，总是对自己提出严格要求，不断向新的目标迈进。他每隔一段时间，总要深入采访，精心写作，给报纸提供高质量的通讯或报告文学。”(www.xing528.com)
摒除溢美之词之嫌，这段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的真实。
我很欣赏林巧稚事业成功的肺腑之言：“我所经历的一切都告诉我，唯一的一条可以靠得住的经验就是勤奋。一勤天下无难事！我的一生就是靠着比别人多消耗一点勤奋的汗水，这才得到今天青年们向我提出的诸如成材‘秘密’之类的问题。”
经过历史和现实的验证，并为众人所公认的公式：成功=勤奋+天才。我说不上是成功者，更非天才，唯有勤奋为我所拥有。只有勤奋不息，终会结出果实的，甚至结出硕果。所以，每做一件事，写一篇稿，都特别认真，加倍努力。如果说起敬业精神来，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相对于同仁是决不逊色的。我倾心记者工作，辛勤笔耕数十年，在新闻园地洒下的汗水多多。能给石坚同志留下“勤奋刻苦”的印象，绝非一朝一事所可能的，而是十几年如一日，百千事叠印出的影像。在《天津日报》的十几年，及后来在《人民日报》的十余年，不论做记者或做新闻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日平均工作都在十几小时。节假日也难得休息。星期天，上午做家务，下午晚上，又躲到办公室，看书学习或写稿子。我的稿子绝少是在班上写的，多数是别人的业余时间——晚上写的。有同志半开玩笑地戏称我“工作狂”。我这个“工作狂”，害苦了我爱人。我们是同行夫妻，她比我的新闻龄还长，敬业精神决不比我差，说起贡献比我也不小。她除了全身心地投入新闻事业之外，还肩负着全副家务重担。掐指算来，我们结婚三四十年，几乎有将近一半时间两地分居。在一起时，家务重担主要落到她身上，两地分居期间又全部由她担负。为了我，她在事业上是做了牺牲的。夫妇俩都是事业的强者，但总要有一人作出些牺牲，否则，不是家庭破碎，就是事业难成。
到《人民日报》做记者，是我从考取复旦新闻系那天就向往而又不可攀的。1984年梦想终得变现实。但勤奋艰苦的本色依旧。去报社报到后，就把我派驻浙江省做首席记者。驻站记者理所当然就是写稿。玩命地跑，玩命地采，玩命地写，但好景不常，1986年底浙江省记者站建起，立即把我调回报社任记者部副主任，免为其难地又当了“新闻官”。繁重的业务和行政工作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整日穷于应付。一段时期，读书和写稿显著减少，深怕笔头生锈，忧心忡忡，甚感不安。补救办法就是抓住一切机会写稿。
机会是很多的，就看你能不能抓得住。我任记者部副主任的前三四年，到全国各地跑的机会最多，重建《人民日报》驻各省市记者站。虽不是采访之行，但决不放过这一难得机会，不能写报道，可以写散文、游记。每出走一次，都不空手而归，总要写点东西。1991年春，我陪报社一位领导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开一个加强边疆地区报道的会，期间，我抽空飞越天山到南疆喀什呆了3天。喀什，这座古丝绸之路最西端美丽的边城，一下就把我迷住了。我贪婪地寻踪千年前的丝路风情，驱车奔驰在帕米尔高原，跑到我国西部边陲的吐尔卡特山口，登上3000多米高的边哨瞭望塔，遥望天山皑皑白雪，俯瞰山脚团团棉絮似的牧羊，足踏国门，只要再往外跨进一步，就出了国门。据传，一千多年前唐三藏玄奘就是从此西行赴天竺取经的。在南疆呆了三十多年的喀什市委宣传部长张非说，首都新闻界至今踏此国门的我是独此一人。感情的闸门被撞开，像溶化的天山雪水，任其流淌。《喀什风情》、《天山哨卡》两篇散文，就是这样无可阻挡地奔泻出来的。
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邂逅中日尼联合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英雄们，纯属偶然。我们飞临太阳城的前一天，他们才从登峰大本营胜利归来，与我们同住西藏宾馆，双跨珠峰的日本两位记者幸好也在。本来是陪同社长钱李仁同志赴藏挂牌建站的，但我没有放过这一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偷闲对他们作了采访，写成《拉萨巧遇双跨珠峰日记者》的散文。
这些都算不上惊世之作，但它却熔铸着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这样的机会对一个记者来说，是不胜枚举的。它可以擦身而过，白白溜掉，也可以立即捕捉，采访成篇。关键全在自己。“良机对于懒惰没有用，但勤劳可以使平常的机遇变成良机。”鲁迅还说过：“伟大的成绩和辛勤的劳动是成正比例的，有一分劳动就有一分收获，日积月累，从少到多，奇迹就可以创造出来。”
“记者是猎手，他像猎人一样随时瞄准猎物。”——记者不仅仅是一般的猎手，而且应是勤快的猎手，眼疾手快而十分敏锐的猎手。这样才是一个好猎手，好记者。
1988年秋天，我们人民日报社代表团应邀赴泰国访问，由谭老板（同志们对总编辑谭文瑞同志的昵称）率团，访期一周。从北部古城清迈，到南临赤道线的普济岛，车驰机飞3000里。其紧张程度可想而知。返回后我写了14篇随笔、游记。出国前并没有交待采访写稿任务。但作为记者，出行就是任务。其间，采访、观察，手脑并用，五官全都调动起来，不放过一切机会。汽车穿行在高高的椰林带，突然闪过一辆摩托，后座还蹲着一只猴子。我好奇地问陪同是怎么回事。于是，引出一段佳话——训练猴子爬树代人采摘椰果。那是绝好的贱“劳力”。接着陪同讲了一段如何驯猴采椰果的趣闻，一篇颇具可读性的散文不费吹灰之力顺手拣得了。一天疲累，同伴倒头进入梦乡，我在灯下追记一天的见闻。
据说，泰国寺庙比学校多，全国有30万出家人，没有一个和尚是自己做饭，可是他们吃的斋饭却比一般人家好。何故？全靠化缘。到了黄袍佛国，寺庙和尚是经常的话题。但对僧人们的生活缺乏具体了解，更难得直接接触，观察体验。总觉这是个缺憾。我决心探个究竟。离开泰国的前一天，天将蒙蒙亮，我就悄没声息地披衣起床，走出旅馆。大街小巷，除了早点摊，隔百米远就是双手托钵和手拎塑料桶的青年男女，钵和桶内放着食品、饮料、水果，静候脚趿拖鞋的黄袍袈裟来光顾。我随着僧人穿街走巷，目睹了化缘的全过程。近年，国人赴泰的旅游者成千上万，见诸报刊的报道和游记，比比皆是。唯独形象生动反映出家人生活的作品寥寥。而要写这方面的东西，没有记者的勤劳、辛苦，是不易捕捉得到的。
记得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说过：“身边永远带着钢笔和笔记本，读书和谈话时碰到的一切美好的地方和话语，都把它记下来。”
我外出旅游，必备三件宝：相机、采访本、半导体。比托尔斯泰那年代现代化多了。眼观、耳听、手记，经过脑思加工，最后成文。外出一次不能白跑，总得有点收获，其成果往往就是一二篇文章。偶未成文的，会自责不断，后悔不已。前些年，甘肃省金融界邀请首都记者访问丝绸之路黄金段——河西走廊，从兰州至敦煌。我是记者团团长，奔赴十余日，行程三千里，采访记了好几本，返京后排了十几个题目拟写系列篇，当草成三四篇初稿时，就因故搁笔了。如今，时过境迁，我还念念不忘。——总有一日要把它写出的。每每这时，耳际就会响起哲人的警言：“一个今天抵上两个星期，能在今天做的切莫留待明天。”
出访美国，就吸取了丝路行而未能完成预定写作计划的教训，随访随写，将所见所闻，摄入镜头，记录在本，晚上作一粗略整理，十几篇题目和文章的思路和框架，基本搭就，返国后稍作加工，即可成篇。
我是笃信笔记永远比脑子管用。再好的记忆，也没有当时笔录到采访本上的东西可靠，而且持久。所以，我每每出访一次，常常把携带的几个采访本记录得满满的，属新闻的素材，作及时报道。还有相当多的“矿石原料”，备后熔炼成材。只能写“本报讯”的记者决不是一个有出息的记者。记者一定要做多面手。不仅写消息，还要写言论，写通讯、报告文学、散文、游记。各种体裁，是相辅相成的。每个记者，都有自己所见长的文体，即自己的优势。要扬长避短，但不可“单打一”，“单打一”的记者，局限着自己的思路和发展，是不可取的。
读书是根治空虚无聊的良方。
旅游是读书学习的良方。动态读书比静态中读书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我外出旅游、采访时，总要根据所去之地、采访主题，翻阅大量有关资料和书刊。有针对有目的地读书学习。同时地方志和当地的人文史料也是绝不可少的。因工作关系，这些年，我国的省城，几乎跑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我不敢说全去过，但游到的的确不在少数。每欲去处，总要将徐霞客游记的有关篇章再重温一遍。赴丝路采访，我干脆把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带在身边，途经那里，拿出书对照实地，边读边考察。越读越有味道，越觉得范长江的深邃、高大，对其油然倍增崇敬之情。其直接间接，潜移默化的影响更难以估量。写出的东西觉得厚重，似平添了深沉。游长江三峡时，重读屈原、宋玉、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等历代大诗人有关三峡的诗作。平时读来，脍炙人口，但其韵味品不到家。在三峡飞舟上吟咏三峡诗词：“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千多年前诗人描写的三峡美景，如今虽已移景移情于小三峡（大宁河）了，但其意境的妙不可言，那是未去过三峡游的人所难以体味得了的。在学校时读刘白羽的散文《长江三日》，与在江轮上读，是大不一样的，其感受真有天壤之别。
当然也有这样的旅游者，不去珍惜难得的大好时机，饱览祖国山河风光美景，而是凑到一起用打扑克、搓麻将消磨时光。如此，何如在家里玩得痛快。
每到一地，逛书店、遛书摊，是必不可缺的节目。因为反映当地风土人情、历史科学的作品，不是首都大图书馆所能企及的。这对扩充知识，了解当地是必不可少的食粮。而且有浓厚的乡土风味，读来亲切、淳厚。尤其到边疆、民族地区，出一次差，就带回一摞摞当地的“精神”土特产品。这倒不是为填充书架，而是对这些大城市购不到的土特“精神”产品怀有浓烈兴趣。从兰州到敦煌的丝路行，一路上购的书返回带不动只好邮寄托运。吃、穿方面花钱还要算计一下，但购书花钱我是绝对大手大脚的。书籍的拥有，我绝不是贫困户。家藏万卷书，也是财富。当然，藏书多并不等于读书多。
我读书不算少，最大缺点是“好读书，不求甚解”。读和用的不成比例。至于学了能用的，主要得益于比较法。搞新闻这一行，自然看报纸最多。全国几千家报刊，读不胜读，只能看几家主要的，再看几份报刊文摘。想看出点门道，对比着看，不失好方法。中外比，纵横比，一比见高低，显优劣。《漫谈西方新闻写作》是中西比较，多是择人之长，比己之短。借他山之石嘛！自己跟自己比，譬如同一件事、同一题材的报道。比较而后看出深浅，分出高下，其教材俯拾皆是。一般应是重大题材，重点报道。这样才能优劣分明。
这些，人人皆知，但真正实行起来，绝非人人可行。唯一需要的就是两个字：勤奋。
“勤是无价宝”，“一勤天下无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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