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社联的发展历程

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社联”是“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的简称，后来，这个全称虽然有了变化，但“社联”这个简称却始终没有改变。

1958年，这在中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年代，那时候我还在大学二年级读书，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炽热程度，已经“烤”得我们无法在教室里继续读书。“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在当时已被认定为社会生活的普遍准则，而“先上马，后加鞭”则是开展工作的一条规律，天津社联和前面说的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分院历史研究所，同是那个年代的产物，所以连办公也都在一个楼里。

等到我工作的时候，这种局面还没有改变，社联办公室就设在一楼历史所书库旁边，房仅一间，人有两位，主要是维持日常工作。记得我报到后头天上班，第一个遇到的便是社联的首任秘书长张济同志，中等身材，方面、微胖，见面后主动跟我打招呼，表示欢迎，亲切和蔼，平易近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听说张济同志当年是天津的学生领袖，当过天津学联的主席，还在团市委工作过。

当时历史所的红漆大门之外，挂着四个单位的牌子，且有“三横一竖”之说，为什么呢？因为大门左手竖向并列着三块横牌，第一块横牌就是“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第二块横牌是“天津市历史学会”，第三块横牌是“历史教学社”；大门右手挂的竖牌，才是“天津市历史研究所”。因为两个单位的人都不多，也很少有车辆往来，即便上班的时候两扇大门也从不敞开，以至被人戏言为“门虽设而常关”。

那会儿，白天与社联的同志同楼出入，晚上还要抵足而眠，因为历史所和社联都没有单身宿舍，只好寄篱于不远的河北大学（今天津外国语学院）青年楼。社联办公室的张广仁同志年龄最长，是宿舍里的老大哥。广仁同志原是北京大兴县的一名乡村教师，后来考入天津师范学院（今河北大学）历史系专科，毕业后分配到社联工作。广仁同志为人，十分的忠厚老实，大家对他都很尊重。我们相处不久，社联即划归市委宣传部直接领导，办公地点也由历史所迁到市委跨院一幢二层小楼的楼上。“文革”期间，社联被迫停止工作，广仁同志随市委机关干部下放到东郊赤土的“五七干校”劳动。不知是不是因为“君子可以欺其方”，据说广仁同志一直留守到干校撤销。屈指算来，广仁同志早已过了退休年龄，想必正在家乡含饴弄孙，尽享天伦之乐。

由于当时的特殊政治环境，“文革”后期，历史所竟意外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相继建立了文学、哲学等研究室，办公地点显得不敷应用。彼时河北大学已迁校保定，于是由市革命委员会文化教育组把原河北大学外语系教学楼（系原工商学院附中）划拨给历史所，但因一些原因没有办成；不久又争取到一笔拨款。恰在此时，天津大学准备把校属幼儿园迁到校内，苦于无款施工。后经与有关方面协商，我们搬进了马场道32号的天大幼儿园（说来也巧，历史所在马场道188号的小洋楼原是河北大学的幼儿园）。这幢小洋楼结构很好，设计也很现代，原为一位犹太商人所建，门厅水磨石的图案就是一个六角星；原来还有一座很大的后花园，后来划归重庆道小学（即美国总统胡佛的故居）当了操场。现在，这幢楼，连同右侧的重庆道小学，左侧的北洋政府总理潘复故居，均已拆成平地，准备兴建新的项目了。

“文革”结束后，天津市委和市政府决定在原历史所基础上扩建天津社会科学院，几乎与此同时，天津社联也重新组建并恢复活动。有趣的是，这时两个单位再次合署办公，都在马场道32号院内。每次上班，都会与社联的同志打头碰脸，很多人就是那时认识的。直到1987年社科院迁往迎水道新院址，32号那幢小洋楼才由市里拨给社联机关专用。不过这时的社联已经今非昔比，远不是当初的“两人世界”了。(www.xing528.com)

历史学科在天津的社会科学领域里一直是个强项，所以社联恢复活动后，对历史学会和历史学科特别予以关注。在我的印象里，社联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现仅将躬逢其事者，简记如下：

一是与历史学会、高校历史系和历史所共同承办许多专题性的会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为了深入探讨十年动乱的社会根源并总结教训，中国史学会与天津联合召开了关于中国封建专制主义问题研讨会，彼时国内著名专家到会，中宣部理论局的领导专程参加，并作了讲话。会议开得很好，也很有影响，当时全国各大报刊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历史研究》等都有详细的报道。中国史学规划会议、首届沿海城市经济史学术讨论会、第三届近代中国城市史学术讨论会也先后在天津召开，天津社联的领导从各方面予以支持，相关部门的同志则热情地参加了会议的各项筹备工作与服务工作，我与社联的许多同志都是那时结下的情谊，而且历久弥深。

二是积极参与和组织具有本地学科专长或纪念意义的学术研讨会。如纪念义和团运动80周年学术讨论会，以天津为中心，汇集了全国各地的著名学者，时任天津市长的李瑞环同志亲自莅临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后，为出版论文专辑，社联的工作人员不管路途远近，亲自到各位作者家中去组稿，这件事给我的印象至深。为推动北洋军阀史的研究，社联领导亲自给市政府打报告，筹备国际学术讨论会，很有成效。这个会议虽然未能如期召开，但影响不小，国内外学者至今翘首以盼。其他如纪念戊戌变法100周年学术讨论会、纪念义和团运动100周年学术讨论会，社联都做了大量工作，并出版了论文专辑。此外，为迎接香港回归，为纪念七七事变70周年、五四运动80周年，社联都是一马当先，受到天津史学界的啧啧称赞。

三是邀请国内外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到社联召开小型研讨会，以沟通学术信息和提高社会科学学科水平。如美国犹他州大学的高爱德教授，是研究中国俄侨史和在华犹太人史的专家，掌握着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在座谈会上，与会专家了解到了天津俄侨档案的下落，以及天津俄侨侨领的生平经历，极富价值。类似的小型座谈会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

三四十年来，我从历史学界的一名黄口孺子，不期接近古稀之年，得益于社联之处甚多。如今，我虽身膺中国史学会理事和天津史学会副会长，但因离岗有年，参加社联的活动日趋减少，姑借此机会，聊表宿日情怀，以资谈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