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政协文史委的重要贡献及两位委员的故事

二十余年来，在研、治天津历史的过程中，对我启发和帮助最大的，应是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及其众多的出版物。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的征集与出版，一直走在全国前列，至今已经连续出版了一百余辑，在我书桌对面的书橱里，这些书是利用率最高的一部分。

我受聘为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是1984年七届政协的事，现在是第十一届了，至今我已连任五届，历经二十余年；从第十届政协开始，我又荣膺文史委副主任一职，直到现在。目前，在学习与文史委的全体委会员中，我已成为年龄最大、“资格”最老的一个，也可以说，政协文史工作已经成了我的“第二职业”。

我聘入政协文史委，缘于1984年市政协文史委举办的一次区县政协文史委的培训班，其中由我作了一次关于《文史资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与意义》的学术报告，列举了文史资料是如何帮助研究工作者解决诸多学术问题的典型例子，同时从历史上论证了文史资料工作的巨大意义，受到与会同志的好评。这次会议由市政协副主席周茹同志主持，主办人是文史委办公室主任游德昌同志，我记得当时分管文史委的秘书长郭金侯同志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彼时的文史委员人很少，常来开会的大约不到十人，年纪最长的是张同礼先生，年纪最小的是我。张同礼先生是北洋政府时期财政总长张弧之子，年轻时即从政，直到日伪统治时期，曾任察哈尔省兴业银行总办，最高职务为直隶省的代省长与河北省政府的参议。我见他时，年已近九十，身材细高，腰不弯，背不驮，眼不花，就是耳聋，所以总戴着助听器，但仍骑一辆自行车往来开会。也许是久历官场，平时穿着朴素，谨言慎行，遇事总是一副颟顸状态。七届文史委换届前夕在枫林园开会，会议结束后，时任副秘书长的卢鹤文同志大声问他：“张老，您身体这么好，有什么养生秘诀吗？”他回答说：“新社会，共产党领导得好，心情舒畅。”说罢，便径直向外走去。卢秘书长回过头来，笑着对我们说：“这就不好学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过张同礼先生，后来听说，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去世了。

曾任文史委主任和顾问的乔维熊先生是天津知名的工商业者和民主人士，为人谦和热情，办事落落大方，尤其是对待属下，态度平和，且极为尊重，这是一般领导难以做到的。乔老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经济系，一直在天津从事面粉业的生产、经营，是天津面粉业巨子孙冰如先生的女婿。20世纪70年代后出任天津市工商联的主任委员。乔老识多见广，每当文史委开会之余，便给我们讲故事，我印象最深的，便是著名历史学家、《三国志集解》作者卢弼先生的高风亮节。卢弼，湖北沔阳人，著名教育家卢木斋之弟，毕生从事著述，藏书甚富，有精刻善本二十余万册。解放前，因生活窘迫，又身罹重病，不得已曾向孙冰如先生告贷，冰如先生慷慨解囊，重款相赠。卢弼病愈后决定卖书还贷，事为冰如先生所阻；卢弼遂亲选善本数十箱遣人送至孙宅，冰如先生只好把这些箱书暂存面粉厂仓库。解放后，冰如先生乃将卢弼先生的珍藏古籍捐赠中国科学院（彼时尚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该所特辟“他山室”收藏，押送这些书去北京的，就是乔维熊先生。乔老晚年在家休息，但关心国家，心系社会。2000年津河改造工程开始，我曾在报上写一短文，介绍津河历史；乔老读后，立即打电话给我，讨论了许多他关心的问题。还有一次他以顾问的身份出席文史委会议，在发言中深为报刊上铺天盖地的性药广告担忧，他认为这会对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会后不数月，即闻乔老在洗澡时不慎受凉，乃至卧病不起，遂撒手西去，闻听后不胜悲哀。

谢天培，天津东乡新城人，著名民主人士，曾任文史委副主任。年轻时奔赴广州，投身大革命，参加国民党，在宣传部工作，曾亲聆孙中山先生讲演，是中国为数不多的老国民党员。台湾国民党将领李汉魂到大陆访问，就是谢老促成的。他的夫人罗慕班，是天津著名爱国教育家、广东中学校长罗光道之妹，曾任宋庆龄的秘书。谢老身材瘦小，但着装笔挺，精气神十足，直到病逝前一直担任政协常委。谢老的另一特点是阅历广泛，博闻强记，知道的事情非常之多。晚年目力不济，但又无人帮他整理见闻，老人时常以此为憾事。在彼时的政协常委中，谢老连任数届，年事最高，听谢老娓娓谈往事，曾是政协生活的一大乐趣。

刘炎臣，政协文史委的委员。18岁就职于《实报》，到天津解放，一直从事记者生涯，生前为天津资格最老的记者。在担任记者期间，他一直报道天津的文艺和社会，与著名的演艺人员多所交往。刘老曾亲口对我说，他收藏有京剧名伶照片一千余帧，背后都有他们的亲笔签名，可惜在“文革”中被造反派付之一炬。刘老是“老天津卫”，对于老天津的民俗、掌故十分熟习，信手拈来，即可成章。很多文章，在解放前即已结集出版。晚年笔耕不辍，文章常见于书报杂志。我认识刘老时，他已七十有余，受聘于政协文史委，后来又被聘为天津文史研究馆馆员。刘老虽有些驼背，但身体颇佳，一次去塘沽出海，航行时间很长，但刘老站在船头，无丝毫倦怠之意。后来，刘老不在文史委工作，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一次听说刘老身体欠佳，我和时任文史办主任的方兆麟同志去河东（属河北区）粮店后街大狮子胡同的他家（曾与一代佛学与艺术宗师李叔同住邻居）探望，兆麟同志还特意买了两个大西瓜。及至进到屋内，方见他已卧病不起，但精神尚好。见到我们，有些激动，说：“我一见到你们在报纸是发表文章，自己就着急，我怎么就写不了了呢！”而且感叹自己后继无人。我们劝他静心养病，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的，尽可说话，我们一定想方设法，遂告辞。大约过了半年多的时间，听刘老的家属说，老人家已经去世。当时因东站拆迁改造，刘老的住房在改造片内，家属迁居何处，就不清楚了。(www.xing528.com)

刘续亨，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曾任天津金城银行襄理。说话东北口音，身体稍胖。解放后一直在人民银行的分理处当业务员，退休后受聘于政协文史委，也是天津文史研究馆馆员。刘老谙习天津解放前的金融界情形，为人热心，有问必答。所以无论国内外的访问学者，凡遇有金融史方面的问题，往往都要向刘老“取经”。比如说，中国的中青年学者及研究中国金融的一些外国学者，对旧时商家账面上常用的“苏州码”就不认识，刘老写了一张1至10的“苏州码”字条，很受欢迎，大家争着抄写或复印。刘老晚年身体虽欠佳，但精神很好，思维也很清晰。2006年春刘老病逝于养老院，享年94岁。

高平叔，曾任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的秘书，“文革”期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后经业师吴廷璆先生的努力，落实政策，来到天津。最初住在南开大学，后来市里在红桥区给了他一套住房，并在政协安排了工作。高老曾主持过《蔡元培全集》的编纂，在天津写了不少关于北京大学与蔡元培先生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发表在《历史教学》月刊上。一次，高老要参加学术会议，希望《历史教学》能给他一部分油印本，但这种做法早就没有了，我只好设法帮他复印了数十份。这些小事本不足挂齿，高老得知后却是十分的感激，不久见到我，握住我的手，虽未说几句话，但发自内心的谢意已溢于言表。这件事给我的印象极深，中国知识分子那种传统的人情味，在高老身上体现得是再典型不过了。高老晚年孑然一身，只有一名小保姆服侍左右，据说对待高老如同生父。高老生前立下遗嘱，死后把住房和所有物品全部赠与这位保姆。1999年高老去世，市政协副秘书长田桂林同志亲往操办一切，并著文表示深切悼念。

据我所知，文史委嘉惠于史学研究之处亦甚多。1988年，经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庆成所长介绍，我接待了人民大学清史所戴逸教授的一位日本博士生。因为她所选的博士论文研究方向是清代的盐业，而芦盐是清代重要的盐产地，所以希望能到天津进行考察。其间，曾与几个相关单位联系，结果都不理想，最后找到了时任文史委副主任的杨大辛先生，通过杨老的努力，文史办约请了五六位曾经经营过盐务或了解其中内情的老先生，其中包括“鼓楼东姚家”后裔姚惜云先生，彼时姚老已经行动不便，政协遂派人把姚老从楼上背下来。座谈会开得非常成功，不但使我大开眼界，而且也使这位博士生了解了许许多多从书本上得不到的和闻所未闻的东西。最后文史办还在政协俱乐部安排了午餐，招待几位老先生和这名博士生。会后，这名博士生说，座谈会大大丰富了她的论文研究内容，文史委对她的帮助，永世不会忘记。

1999年香港实业家、集邮家哲夫先生把他多年来精心收藏的天津老明信片拿给市政协文史委，希望编辑一本《明信片里的老天津》。在文史委的策划与安排下，经过各位同仁的共同努力，由天津人民出版社作为精品出版，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哲夫先生也非常满意。紧接着，哲夫先生又把他多年收藏的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大量外国报刊、邮品拿到文史委，希望再次编辑成书。经文史委组织专家鉴定，确系珍品，且绝大部分未曾在中国披露，于是又编辑成大型历史图册《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并约请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李文海教授撰写了序言。是书出版于2000年，适值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纪念，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2004年是天津设卫筑城600年，文史委抓住这一契机，决心做出自己的贡献。第一，拍摄一部有关天津历史的多集电视文献片，采访了一大批天津史的相关专家，我曾多次参加录影；后因经费不继，且于天津电视台的选题相冲突，遂将这些录影作为珍贵的口述资料保存起来。第二，编写了《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天津》，这本书主要是解读和宣传“为什么说天津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这一前沿性的问题。经过十数位专家学者一年多的努力，是书于2005年出版，书中的第一章由我撰写，反映还算不错。

关于文史委对天津史研究的巨大贡献，我已在《纵横话文史挥笔写春秋——天津文史资料百辑回眸》中写有专文，兹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