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出逃事件：天津-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08辑）

林彪出逃事件发生后，“批林批孔”一时成为了全国的舆论宣传中心。当时天津有两处被认为是“典型”，一处是天津（火车）站，一处是宝坻县的小靳庄。1974年6月初的一天下午，办公室通知我说，所党委要找我谈话，我去了才知道是市委要组织一个小靳庄工作组，所里决定派我参加，而且马上去市委报到。

及至赶到市委大楼，早已有人在门口等候，工作组成立会由当时天津“三支两军”一位负责人主持，组长是当时的天津市委分管农业的副书记，但未到会；负责日常工作的副组长是市农委宣传处的一位处长（原系河北省廊坊地委宣传部部长，后因廊坊所属部分县并入天津市，遂调入天津），组员分别由宣传部、团市委、农代会、妇联和历史所派出的5位同志组成。会议内容主要是：一、宣布市委工作组正式成立。二、江青不日去小靳庄视察，市委已先期派人准备，工作组成员明日晨6时在市委门前集合，集体进驻小靳庄。因为没有一点准备，于是大家急忙回家准备被褥及盥洗用具。

小靳庄属宝坻县林亭口公社，车行至宝坻县城再向东即到林亭口。林亭口是京东古镇，建置规模，甲于全县。离林亭口东南里许的东凤窝（原名毒蜂窝），是嘉庆年间举人李光庭的家乡。李光庭号朴园，自署瓮斋老人，通籍后长期做京官，撰有《虚受斋诗钞》等，所著《乡言解颐》曾由中华书局列入“清代史料笔记丛刊”出版。李氏家族坟茔虽经“文革”破坏，规模依稀可见。由林亭口沿河堤向东南驶，路过前后尹家圈，再走不远就是小靳庄，自林亭口以下，正在抢修路面，据说是因为江青的防弹汽车自重量很大，怕原来的路面承受力不够。

工作组一行下车后，由先期到达的市委政策研究室的负责同志向我们介绍了大致情况，饭在大队食堂吃，因为这里是麦产区和蒜产区，一日三餐离不开白面、蒜苗和大蒜。饭后号房，我和这位负责日常工作的副组长就住在老贫农王永顺家。村里的房子都是一明两暗，明间为穿堂。东间房子收拾得很好，原本是王永顺夫妇所住，现在腾出来让给我们，两位老人则搬到西间和儿子同住。王永顺是一位非常忠厚老实的老农，年轻时在东北学得剃头的手艺，后来在唐山赵各庄（读“掌”）矿区以理发为生，解放后才回家务农。儿子不到三十岁，幼时常患感冒，因不能及时治疗，落下了哮喘的毛病；老伴前些天闹肚子，一直未愈，拉得起不来炕，永顺老人暗中问我们有什么好药没有？当时来得匆忙，谁顾及拿常备药？我们这位副组长觉得非常不好意思，浑身上下翻了一通，竟找出来几片抗生素来，递了过去。谁知这几片抗生素起了大作用，第二天王永顺老伴的肚子竟奇迹般的好了，也能下地干活了。结果是这一消息不胫而走，都听说工作组带来了好药，上门求索。这几片抗生素究竟是什么“素”？谁也不知道；要是搁在平常，也许早就扔了，到了这里竟成为灵丹妙药，彼时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形，于此可见一斑。入住的当晚，还有一些社员摸黑来找工作组，说是要反映队里的情况，我们只好耐心解释说，这次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大队搞好“批林批孔”，有什么问题可以向公社反映，一定能得到很好的解决。社员也都知道这些无非是套官话，从此很少有人登门了。

紧接着便是集中精力准备迎接江青的到来，这项工作当时被视为全县的中心任务，由县委书记亲自抓，又派一位县委副书记常驻小靳庄，任工作组的副组长。这次市委分管农业的副书记亲自来小靳庄听取汇报，一切程序敲定后，便是汇报保卫安排情况，这时除了这位副书记，大家均主动回避。事后听说，江青来小靳庄那天，周围庄稼地里布置了一个团的兵力，昼夜警戒。

江青来的头一天晚上，市委宣传部来了一位副部长，而且就住在我们号的房子里。这位副部长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是一位非常聪明的人，思维敏捷，思辨能力很强，语言极富逻辑性，据说他的讲话记录几乎不用整理，就是一篇文章。那天吃晚饭的时候，大家面对一幅工农兵学手捧毛主席语录的宣传画问他，为什么现在画知识分子总是戴眼镜（因为他本身就戴一副深度近视镜），他不无调侃地回答说：“不但戴眼镜，而且总是站在最后一排。”听他言此大家笑了起来。

第二天江青带领大批人马来到小靳庄，大家在村口列队相迎，江青戴一副白边眼镜，背一顶大檐草帽，短袖绸衫，绿色军裙，半勒儿尼龙丝袜，半高跟塑料凉鞋，望之如四十许人，完全没有老年妇女的龙钟之态。江青来到我们面前，一眼就盯上了我们这位文绉绉、满脸书卷气的宣传部副部长，劈头就问：“你是哪里的？到这儿来干什么？”这位副部长并不紧张，而是谦卑地回答说：“我是到这儿来学习的。”江青不再理会，慢慢向前走去。后面跟随的有当时中央军委的一位领导人，还有中央党校的一些老教授，但我只认识北大的周一良教授。周先生见到我，主动上前小声搭话：“你怎么也到这儿来了？”我回答说：“是随工作组来的。”尔后再也没有找到机会和周先生多谈。(www.xing528.com)

小靳庄社员的汇报会是在村边的小学操场举行的，江青坐在一排课桌搭成的“门”字形临时主席台中间，对面土台子权作舞台（后为一排教室），两侧坐着大都是江青的其他随员。各区县的书记和我们一样，站在会场的两旁。大会开始后，江青像往常一样拉长了声音滔滔不绝地讲起话来。之后是社员们的诗朗诵，江青一边听朗诵，一边给朗诵人改名字，什么“克周”、“灭孔”都上来了，后来又把自己戴的那顶草帽，送给了一位有名的老知青。大会结束时，江青临时安排了三个文艺表演节目，一是她与一名随行的京剧演员合作，清唱了一段《红灯记》里“临行喝妈一碗酒”；二是由另一名随行的舞蹈演员折了一节树枝做道具，表演了芭蕾舞《红色娘子军》，江青用嘴为他伴奏；三是大家在随行的文化部长指挥下合唱了一首《国际歌》。随后江青说：“小靳庄是我的点儿，以后我还要常来。”场外有随行的一辆水罐车，备江青一行随时饮水用，还有一座江青专用的移动厕所。会后江青表示要到社员家里和庄稼地看看，而随行人员中的其他人立即围在了操场的课桌旁，啪啪地打起了扑克，这使在场的我们非常诧异，因为扑克牌在当时尚属被禁之列。我们趁机参观了一下江青的防弹专车，仅车门的玻璃就有二三十公分厚，据说该车自重达数吨。

江青走了不久，北大、清华和中央党校的“大批判组”十几个人（包括“工宣队”成员）驻进了小靳庄，说是此行目的系帮助小靳庄社员编写《历代劳动人民反孔斗争史话》，及至他们到来，我才了解到，书稿已经基本完成，从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到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写了若干个单元，实际上不过是把已经写好的稿子念给部分社员听听，然后让我写了前言和结束语。此外还动员女社员撰写批判《女三字经》的文章，当然这也是有人代笔的。三校“大批判组”在小靳庄呆了大约一个星期，便打道回府了。这时我们的住处已经安装了两部电话，一部是普通的，另一部是保密专线（俗称“红机子”），还拨了一部北京212后开门吉普，所以打电话和来往市里都比较方便了。过了一段时间，三校“大批判组”回话说，稿子已经通过，准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而且聘请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同志作了插图。很快这本书就出版了，我专程去北京拿回了一批书，分给社员们。在我印象中这是一册“骑马钉”的小薄本，本来我的手中曾保留一册，“四人帮”垮台后，被新华社天津分社的一位女记者借走，再也没有归还。

金秋时节，我们工作组又到天津周围各县转了一圈，所到之处听说是小靳庄来的，自然是远接高迎，询问种种情形。回到小靳庄不久，已是天气渐凉，这时由市里传来消息，说是江青的建议，让小靳庄参加1975年春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展览。为了落实这项工作，市里拨了一笔专款，抽调了一名会计，成立了展览筹备组，办公地点设在市农委一楼，日常工作由农委办公室代理。这样，我又被抽调到展览筹备组。

关于整个展览的内容，是由我们确定的；沙盘和展牌制作，包给了天津工艺美术公司；各种农副产品的实物样品，由自然博物馆协助加工；预展在北京农业展览馆，并由农展馆的领导把关，结果，跑北京便成了常事，为此从天津汽车出租公司专门包了三辆天津吉普。与此同时，还要配合展览，编印一本中英文对照的介绍小靳庄的小册子，以便在展览会上分发。为了译文的准确，筹备组特聘了南开大学外文系的李宜燮教授作翻译。李教授是福建人，年轻时在天津印字馆作校对，后去英国留学深造，回国后专事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如“三言二拍”的英译，很有成就。那时候，李教授住房被压缩，两位老人只住一间斗室，连缝纫机都要架在桌上；即使如此，我每次去李教授家里，总是以牛奶咖啡相待，老一辈知识分子的真挚和热情，令我着实感动。对于天津筹备工作的积极认真，农展馆的领导非常满意，尤其对小册子英译的准确无误，给了高度评价。翌年5月初，市农委宣传处负责同志带领我们几个人乘波音707去广州参观展览，这在当时实在是一次不易得的机会，对我来说更是第一次乘飞机，大概这也算是对我们半年多辛勤工作的一个酬劳和回报吧。

此后我们只是不时去小靳庄，当时来小靳庄“取经”的社会各方面非常之多。这一年的七八月份，一个令人打寒噤的小道消息在底下不胫而走，说是毛主席严厉批评了江青，而我竟是在小靳庄听说的。对于这样的政治新闻，当时只能在两个人在场的情况下传来传去，假如有第三者在场，大家便缄口不语，噤若寒蝉。8月中的一天，市委突然通知说，小靳庄工作组立即撤回。我们没有丝毫准备，赶忙去取行李，社员们则是自发地列队含泪相送，我们这些大小伙子也是两泪如麻，王永顺老人特别掖给我们几辫子大蒜，作为临别的礼物，中国农民的淳朴、老实与忠厚，使我终身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