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历史研究所的成立及发展

天津市历史研究所的前身是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分院历史研究所，成立于1958年。当时中国科学院在全国省、市、自治区成立分院，一时间各地纷纷大干快上。天津是当时的河北省省会，分院下设若干研究所，属于社会科学的有两个，一个是语言研究所，一个是历史研究所。语言所的所长是著名语言学家朱星，历史所所长是曾任天津市教育局局长和天津师范学院院长的梁寒冰同志。

梁寒冰，山西省五台人，曾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生，读书期间参加革命，天津解放后任教育局局长，1952年院系调整时奉命组建天津师范学院（天津师范大学前身），遂改任院长，后任中共天津市委文教部部长。因为他是学历史出身，又对研究中国现代史有着浓厚的兴趣，所以历史所成立后，不但由他兼任所长，还由南开大学聘请了郑天挺和吴廷璆两位教授担任副所长，同时调进了一批干部，日常工作由副所长左建同志（曾任师范学院政教系主任）负责。1962年为贯彻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分院撤销，这两个所却存留下来，改称天津市语言研究所和天津市历史研究所，属文教部直接领导。1962年中共中央华北局成立，梁寒冰同志调任宣传部副部长，历史所所长一职改由新任的文教部部长王金鼎同志担任。王金鼎同志毕业于津沽大学，读书期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史和历史研究亦有兴趣，解放后曾任南开大学党总支（相当于党委）书记。

调整后的历史研究所人员不多，但设有中国近代史研究室、中国现代史研究室、资料室和日本史研究室（原亚非拉研究室），还准备筹建明清史研究室，后两个研究室主要是为了发挥郑天挺和吴廷璆两位著名专家的作用，初衷原是很好的。要我进这个所，就是为将来建立明清史研究室打底子，所以进所后并没有明确的去处，说是由近代史研究室代管。

既然是“代管”，当然也就没有固定的任务，于是得以终日在书库中徜徉，这是我平生最乐得的事情。大约从中学开始，新华书店就是我周日最好的休闲去处，稍长，又增添了一门爱好——逛旧书摊，现在则叫作“淘书”，彼时身无分文，看见多么喜欢的书，也只能大致翻翻再放回原处。

当时，历史所资料室的采编工作主要由卞慧新先生负责。慧新先生出身于津门世家“乡祠卞家”，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因肺病一度休学，抗战胜利后去清华复读，师从著名的明史专家吴晗先生。毕业后曾经在开滦矿务局当职员。1956年天津文史馆成立了天津史编纂室，遂调入该室工作。1958年该室并入历史所，慧新先生也就来到了历史所资料室。历史所虽然成立很晚，但当时社会上各种历史资料留存量还是很大的。慧新先生毕竟是门里出身，他采购史籍的目标性极强，大致说来，一是基本工具书类，因为这是研究历史不可或缺的；另一类是有关河北省、天津市的各种志书及乡邦文献，特别是有关天津的各类资料。由于这些资料在当时只有历史所和历史博物馆等一两家收集，积累起来相对较易。

20世纪60年代，有关历史学的新书出版量不大，依照新书书目采购即可。旧书的流通量还不小，像北京的中国书店、天津的古籍书店、泰州的古籍书店等等，定期会邮来书目，包括版本、价格，此外还有缺书配送等服务。天津古籍书店在天祥市场二楼，送书上门的业务员叫王振勇，河北省人，原为书铺学徒，公私合营后并入天祥，大约每周他都要骑车驮两大摞占旧书到资料室，任凭采编人员挑选。如今古旧书价格飞涨，拍卖盛行，这样的服务犹如昨日黄花，是再也见不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我在天祥市场旧书店见过老王两次，较之“文革”以前老了许多，牙齿也脱落了不少，服务虽说还是那样热情，但精力与精气大不如前了，据说在“文革”中吃了不少苦头；再后来，便听说他故去了。

当时由于没有什么具体的研究任务，便在工作时间写一些文章，投给《天津日报》的“史学”版，不久校样来了，准备刊用；那时刚刚参加工作，不知道在投稿前还有交给领导审阅的规矩，报社在发表前打电话通知所里，没想到领导回答说不知此事，结果未得刊用，这事在今天想起来，还是百思不得其解。

1963年底，“中国历史小丛书”编委会与我取得联系，约写其中的一册《永乐大典》，我收集到了当时关于《永乐大典》的现状和所有研究成果，没想到稿子完成后，“五反”、“四清”、批《海瑞罢官》等一连串的政治运动便发生了，而“中国历史小丛书”的总负责人正是《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需要人人过关，于是不得不把稿子交给所党支部，此后杳无音信，多少天的心血付诸东流，至今想起来仍是后悔不已。(www.xing528.com)

紧接着便是“文化大革命”、下放“五七干校”等等。1968年历史所一度解散，1972年又得到恢复，增设了文学研究室。当时因为“珍宝岛事件”发生，把1964年以来日益紧张的中苏关系推向了极点。这时人们开始关注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历史。恰巧当时又有马王堆汉墓的发现，在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中，历史研究首先出现了“复苏”的迹象，在全国各地开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编写中国近代史的热潮。当然，那时所谓的“研究”，主要是效仿“四人帮”当政期间流行一时的“影射史学”，设法把历史绑在政治的战车上，先是批判陈伯达，不久又开始批判林彪和批判孔子（即所谓的“批林批孔”），这期间的历史所确实忙活了一阵子，不断有“批判”文章见诸报端，直到“四人帮”垮台。

其间，我还做了两件工作，需要说一下。

一是参加了《中国近代史》的编写。大约在1974年，天津人民出版社约历史所写一本具有当时“新观点”的《中国近代史》，领导决定这件事由我和同室的吴思鸥同志承担，为此我们先后走访了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余绳武等先生，以及联络点设在北京的华北地区高等学校中国近代史编写组，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初稿完成了，遂交给领导“审阅”。没想到这一“审”竟是遥遥无期，此后便赶上了唐山大地震和“四人帮”垮台两件大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百废俱兴，出版社这时想起了约写《中国近代史》的事情，向我们索稿。经过一再追问，说是稿子找不到了。出版社不知个中原因，没办法，只好另找他人重写。人生在世，不该是自己的，大概永远也属于不了自己。

二是参加了“七四八工程”。《中国近代史》的编写完成后，除了批这批那，依然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当时自己三十多岁，精力充沛，浑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力气。大约在1975年，我碰到一个偶然的机会，有幸参加了一项在当时来说算是很前沿的科研项目——“七四八工程”——用代号代表某一项目，在当时是特别时髦的。

所谓“七四八工程”，实际上就是编制一套用电子计算机检索专业文献的软件《汉语主题词表》。当时，这项工作是由电子工业部领导和北京图书馆（也就是今天的国家图书馆）负责组织，由国内部分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协作研制，我承担的是中国近代史部分。从20世纪初到70年代，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各种文献，远没有近三十年涌现出的成果量大，所以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手头的工作已经完成得八九不离十，剩下的就是各地的参研人员汇集在一起进行通稿，也可以说距离整个项目的完成只有一步之遥了。

1976年的6月接到通知，说是7月23日到北京日坛附近的全国总工会招待所报到，先是学习培训，然后在一起通稿。正在紧张的工作中，谁也没有料到28日凌晨发生了唐山大地震。当日下午，会议宣布提前结束，在后来余震不断的情况下，这项工作终于完成了。1979年多卷本的《汉语主题词表》终于正式出版，在全国科技大会上，获得了国家科委颁发的科技进步二等奖。如果说，在当今世界计算机软件开发已经成为热门职业的话，那么我就可以“骄傲”地说，我也算得上是这种热门职业的“先行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