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我进入北京二中读高中。这所学校的校址在内务部街,校舍就是民国初年的内务部,一色的青砖西式平房;除初中在西侧新盖的楼房上课外,高中各班教室一律设在平房;冬天需用煤炉取暖,生炉子和做卫生,由班里的6个学习小组轮流负责。操场很小,在学校的对面。体育课教师陈兆岚是同班一位同学的表哥,教课时因此多少有些腼腆,近闻陈师已故去多年了。
二中的校长蔡公期,是1928年“济南惨案”中被日军残酷割去耳、鼻,最后与其他17名外交人员同遭杀害的中国国民政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之弟,蔡校长作风踏实稳健,讲话字斟句酌,不苟言笑,很有领导风度,全校师生都很尊重他。
二中的高中教师阵容,按说也是不错的:
语文课教师潘逊皐,河北省新安人,清末著名书法家潘龄皐族弟,教研组长,政协委员,时年不到六十,一手漂亮的板书。当时的高中语文教材改按文学史次序编排,古典文学部分全是古文、诗词,这正是潘逊皋先生的拿手,他在课堂上讲的古文和古诗词朗诵极富特色,想必有所传承。可能是因为学习成绩的关系,潘老师于我厚爱有加,高中毕业后选择了大学文科,也跟潘老师的诱导、鼓励不无关系。当年,二中的语文教学很有一些名气,著名作家刘绍棠就是二中的毕业生,青年诗人韩少华高中毕业也得以留校任教。
代数课教师刘鸿儒,河北省人,带一个男孩,单身住校。刘老师思路清晰,有一套很好的教学方法,能使大家对枯燥的数学感兴趣。
几何课教师常敏宜,是位很朴素的老太太,讲课伶牙俐齿,语速极快,但课堂效果极佳。(www.xing528.com)
物理课老师杨林,授课深入浅出,极具风趣,一望便知有着很深的学问功底和很强的工作能力;当时可能因历史问题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使他的才干得不到充分的发挥。
学校的课外生活也很丰富,地理和时事政治课老师委我与另一位同学在校门过道编“时事地理墙报”,先在一块大展板上绘制一幅世界地图,然后每天把报纸报道的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大事剪下来,用图钉按在地图周围,再用红线拉向发生这些大事的国家或地区,每天围观的人很多。有时还把在团市委工作的留苏生请来,和大家联欢,介绍那里的生活,朗诵普希金的诗歌,起到了“寓教于乐”的作用。
高中读书阶段,我曾被评为“三好生”,若照以前的标准,可以进入留苏预备班;当时多数人都认为,那里是社会主义的圣地,若能留苏,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就如同给一个莘莘学子的头上加了个光环。大概因为此时的中苏关系已不十分融洽,所以从1957届高三毕业班起停止了留苏生的选拔,结果面临的选择只剩一个,那就是直接参加高考。
如果全面衡量,我读高中时的理科成绩较文科为优,但几年来潘师却一直认为我学文科有前途,最终还是遵从了潘师的意见,再加上我的喜好,终于报考了历史专业,选择了用有限的人生去研究无限的生命这样一条道路。今天看来,自己也觉得有些不解,在自己关键性的人生抉择中,好像冥冥之中总有一只无形的手在牵动着我,细想起来,这都是因为自己的懦弱所致,在很多情况下,我对自己的选择缺乏认真衡量,谨慎对待,以致每每感到悔恨无穷。另一方面,我的耳朵根子也确实太软,认为谁说的话都有道理。知子莫若父母,很小的时候母亲就认定我“耳软心活,终无大用”。现在回想起来,在我的有生之年,果真被母亲言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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