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08辑）：记忆中的少年生活》

1938年，我出生在北平一个纯正的小办事员的家庭里。何以冠上“纯正”和“小”三字呢？说“纯正”，是因为老实、懦弱的父亲自打京师公立第一中学初中毕业，即就读于京绥铁路学校，学的是报务和调度，没想到拿上了文凭，铁路局长易人，只好另谋出路。21岁那年，考取了一名书记员，同榜的魏建功先生不久上了北京大学，后来留校任教，成了著名的语言学家；可我们家老爷子却在初始的岗位上呆了一辈子，工作始终没有变动过。说“小”，是因为直到退休前，老爷子拿的还是行政21级工资，凭着这些薪俸，数米为炊，竟养活了一个7口之家，这在今天真是不可想象。

记得接受启蒙教育，是在东板桥一座破庙里的私塾，教室就设于一间大殿。那时的我大约五六岁，是母亲送我去的。在塾中读的什么，现在是全然记不起来了；只是对那位私塾先生还略有印象，身材不高，面色白皙，光头，穿一身旧棉衣，俨然是位和蔼可亲的长者，而且很少管学生。在教室里写字、读书什么的，由一名身材高挑、年龄稍长的“大师哥”负责；周围的孩子好像都比我大，所以一进屋就害怕，到现在想起来，心里还有点那时的感觉。

稍长，进入了大佛寺街的四存小学，每天上下学经过北河沿，名为河，实际上是一条干涸的明沟，河床满是垃圾，连死孩子都往这儿扔，不时还有野狗出没，有时候看了这些恶心的场面，回家连饭都不想吃。直到解放后这条明沟才改为暗渠，上面修起了柏油马路，南通南河沿大街，北到东皇城根。大约到了三年级，因为搬家，转到了前圆恩寺小学就读。

说起前圆恩寺小学——当时已经根据保甲制改名为“第十七八九保国民学校”——则是印象颇深。据说，我的大舅曾在这所学校里干过“庶务”（行政管理人员），二舅、三舅和伯父的长子，也就是我的堂兄，以及我的一位表兄，也都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那时候小学是“级任制”，负责三四年级的是一位叫王国瑞的老先生，房山人，家住方砖厂辛寺胡同的一座大杂院里；讲课声音宏亮，但对学生管教严厉，非打则骂，学生包括家长，对他都是敢怒而不敢言。因系高度近视，平常戴副眼镜还要低着脑袋走路，所以背后都管他叫“王瞎子”，以平衡心理。顺便说一句，在我读中小学的时候，学生给每个老师都起了外号，这种不尊重师长的风气不知起于何时？现状怎样？高中毕业时学校号召大家报考师范，可寥寥无几，原因固然很多，害怕自己到了教师岗位同样不受尊重，恐怕应是原因之一。

高小的级主任是位女老师，姓李，刚刚结婚，一上课先说当女人的不容易。据说她是舅舅的同学，也是前圆恩寺的毕业生，在这儿读小学的时候，擅长文艺表演。教音、体课的，是当时的一位名师，叫武锡魁，南洋华侨，彼时已有四十出头，个子不高，面庞黝黑，精神饱满，教音乐课时是西服革履，教体育课则是一身白色的运动装，无论课上课下，一贯严肃认真，堪称师表；所用音、体教材，一律是他自编自写，记得当时学唱的很多歌曲，都是他自己谱曲，自己填词，自己刻蜡版给学生印。我曾见过堂兄保存的一份武锡魁编写的教材，比有些正式出版物印的还好。如此水平的音、体教师，在今天的小学里恐是凤毛麟角。教导主任姓鞠，不到三十岁，身体瘦弱，文质彬彬，平时总是戴一顶鸭舌帽，架一副没边儿的眼镜，面貌清癯，说话慢条斯理；后来才知道他是地下党员，一解放就离开了学校，不知去何方工作。(www.xing528.com)

同校的表兄姓赵，长我几岁，家住学校以东路北，后来参加工作，分配到鲁迅博物馆。再往东，只有一墙之隔，为一清水脊门，门框右侧钉着一个小木牌，楷书“庄寓”二字，当时未曾介意；十几年后，庄则栋成为了红极一时的乒乓球世界冠军，才知道那就是他家的老宅。学校后面，是后圆恩寺胡同，东口路北，有蒋介石在北平的行辕，被称为“白宫”。

1948年开学不久，学校被国民党的伤兵占据，全部停课；偶尔去学校门口玩，能捡到伤兵扔下的废子弹。一次，一名伤兵打开一枚子弹，把里面的枪药倒出来放在手心上，让我拿回家去，说是冲了喝能治肚子痛，吓得我扭头就跑，从此再也不敢去学校了。

北平解放前夕，形势紧张，经常停电，后来干脆没电，家家点煤油灯，玻璃上都粘着横七竖八的白纸条，据说是防止炮火震碎玻璃而伤人。“和平解放”当时叫“换防”，保甲长挨门挨户通知上街欢迎解放军入城。不久，学校组织了一次全校师生的提灯游行，老师教给大家怎样用秫秸杆和红纸糊五角星灯笼，那时候的街道路灯极暗，有了这样一队手提灯笼的长长队伍在街上行走，蜿蜒犹如一条火龙，煞是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