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回港创办新光贸易有限公司，遭遇损失及解散

1954年下半年，我从日本回到香港，与友人磋商后，决定合作创办新光贸易有限公司。股东5人，董事会决定由我担任副经理兼东京支店负责人。公司营业的方针是做港日韩三角贸易。合作经营公司实在有很多难处。首批生意是由香港装一批毛线到韩国，先与客户订好合同，但往往计划时觉得很周密，中途变化则难以料想。这批毛线不幸遭火灾，付之一炬，当时韩国仍在战争中，各保险公司都不接受保险，所以，遇到火灾，只有自认倒霉。这次损失占资本额半数以上。第二批生意由日本输出一批小五金，也是先由客户预订好的，由香港转运外埠，却因船期延误，以至影响了交货日期。因接连两次打击，股东中有人信心发生动摇，于是召开股东会议，提议结束公司业务。经过表决，宣告解散，我个人为此感到惋惜。后来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经营港日韩贸易的各商家都有了新发展。

由此所得的教训，希望留作下一代青年商人的鉴戒。与友人合作，不论经营大小事业，必须与志气相投者携手合作，方为上策。

新光有限公司解散后，剩下来的事务所及器具尚未处置。有位周股东，他知道出卖所值无几，于是定了一个很低的价格，劝我留下，独自经营。我也同意接办，连招牌让渡。我把“有限”两字取消，改称“新光贸易公司”。虽然我独自经营很勉强，但为了生存，不得不努力奋斗。开办时在香港换了一间很小的写字间，暂由三弟克祥担任会计，另有两位同乡做协助。又请一位年轻职工专跑电报局和银行，我自己则担任港日双方往来。幸而我对中国大陆贸易多少有一点经验，因此占了便利。日本公司连我在内共5位，其中一位丁志明先生，他生长在日本，为人忠厚，他的任务专跑通产省（即贸易部）兼往来客户。当时有一家大阪商社伊藤万公司，很想做中国大陆贸易，但他们本身又与美国有往来，故不敢自己出面，就利用新光公司替他们做大陆贸易。经过洽商后，条件是新光每月开支由该公司负担25～30万，成交生意金额以百分之二佣金计算。彼此谈妥同意后即行实施，多亏各同事协力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当时日本缺少棉花，由大陆输入一种废棉，也可说是用过的旧棉，每次输入数百吨，由日本经过加工，等于新棉一样。妇女所用的卫生棉十之八九都是用此种废棉加工的产品。所以我们这个小公司靠此所获，也很稳定。

但天有不测风云，1954年8月由香港友人介绍一家商社，委托本公司替他们办理粘土输入日本的手续。本公司接办后，每次都很顺利替他们办妥输入手续，但到了第三次办通关手续时发生了问题。原来货品不符，所报的是粘土，实则乃是菱角粉。事发那天，横滨海关派人找到我家，我只好偕他们同去横滨，拟与客户交涉，谁知客户的脚步比赛跑选手都快，已于当日回港。这次意外，罚款事小，公司信誉受损非同小可。但此次事件又使我汲取了新的教训：就是不可过于迁就情面而动摇根本。中国人重情面，往往带来许多的麻烦，甚至吃亏上当。但西方人却相反，他们做生意的原则是合算就做，不合算立刻放弃，从来不讲情面。其次是“信用”，商人重信用古今中外皆如此。信用的确是经商的武器，为了守住信用，就要守住一行。如做棉织品，就要专心于棉织品，即使遇到失败，也要在失败中学教训，得经验。切不可见别人发达，就去盲目随从，这种飘游不定、见异思迁的观念，是要不得的。

同年下半年，我结束了新光公司业务，将所做出入口实绩，及写字间、家具、杂品以日元30万，顶让给一位台湾友人赖先生。赖先生要求我留在公司任职，我也觉得当时生活艰难，只好答应下来。开始时很好，但赖先生对于经营贸易并非能手，当初顶下来，只是为了便宜而已。后来发现业务日渐冷落竟停业，同时也缺乏耐心与厂商周旋。我见这样下去，实在没有意思，就找个借口辞了职。

离开新光公司后，心情很沉重，如何再另找生路？简直无以适从。正在彷徨、走投无路的时候，有两位热心友人给我带来了温情。一位是日籍老友增田友弥先生，另一位是刘庆澜先生，他们与我坦诚相见，策划可否做饮食店，卖包子。老实说，当时既无本钱，又无经验，更谈不上路子。商量了很久，没有一个结论。

有一天，前在新光公司工作过的王雨辰先生来找我，告诉我新宿丸物百货店，由京都来开设支店的消息，不妨试一试找门路做点生意。我跑到浅草见到仁丹公司东京支店店长岛田育造，问他与丸物百货店有否往来，三天后接获回信，介绍我到丸物本店洽商。到了京都，始知设立支店事尚未决定。失望之余又回到东京，四处奔走。后经人介绍，又访晤了山崎老先生，他介绍了一位与丸物经理中林仁一郎有深交的伊能先生，相谈甚投机，数天后中林氏答允了我在丸物支店内开设一间饮食店的申说。

这次饮食店能开办，均蒙友人热心的援助。但我对此行毫无经验，尤其对做菜，从小就不感兴趣，虽然我是个好吃的人。

在积极筹备饮食店时，首先要决定店铺的招牌，原计划借用银座万寿园字号来招引顾客。恰巧故友姜茂祯先生来访，过去他在我们公司里常来周转。这次与他谈及饮食店字号事，他慨然答应愿把他的店名——“天津饭店”借我用。既然是老朋友，我也不客气地接受了。本店定名“天津饭店”就是由此而来的。

开办饭店亦非易事，其中的复杂麻烦真是不可言喻，尤其我这个贸易商转身来开饭店，有些朋友总觉得我这样转业是不智之举。这些泄气的话不但没有动摇我的信念和计划，反而激励我更想干出一番成绩给朋友们看看。我冒风寒，任劳苦，任何艰难都在所不计。今天我能有这一点成就，也多谢当初东海林中华料理店林钧信先生的多方指导。

平心而论，我中途改行做饮食店实非得已，假如我能克服了连续的惨败，不转这一行的话，今天又是另一番光景。我仍然认为中途遇到困难便改变方向是青年致力于事业的不智之举。有志的青年既选定了事业的方向，就应认定这个目标百折不回地前进。要克服一切困难，必须抱吃苦耐劳的心志。并且“信心”是走向成功的条件。多考虑会减少错误，接受失败的教训和前辈老商人的忠告，会增加对人对事的正确认识和分析能力。

也许有人说，他努力工作，也认真研究，但仍是一无所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一定在盲目做工。对于没有进步的事业，必须要反省自己，检讨工作情况，一个不了解自己才能的商人，他就没有办法来发挥自己的所长。

天津饭店开业后，我在东京都中野区的东中野租了房，连我自己共五六人，在那里加工中国小菜，供应百货店。由于加工品很受顾客欢迎，生意一天天兴旺，交往户由一家渐渐增加到十几家，大有供不应求之势。客户增多，厂址不敷应用，于1956年在东京都丰岛区买进一块一百多平方米的地皮，准备建造厂房，但限于资金不足，厂房分3期建成。厂房扩大了，工人也陆续增加，客户也随之急增，生意也意想不到地兴隆。我每天早晨5时开始工作，一直到深夜十二时以后，十几年如一日，从不懈怠。

当然店铺生意的兴旺，也应归功于全体员工的同心协力，不是单靠我个人的领导能力可以成就的。(www.xing528.com)

1956年下半年，东京的池袋丸物有店出让，当时日本经济很不景气，一般资金周转欠灵。池袋丸物有店可做，真是求之不得的事，但对方要求先交一笔保证金，却超出了我的预算。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多亏3位故友，就是时在旭硝子株式会社工作的福泽、增田、福松3位先生，他们慨然支持我这笔保证金，使我得遂心愿。

丸物的生意很快开张了，但营业并不太理想，稍获微利而已。

丸物隔邻就是西武百货店。本店开业还不到一个星期，西武负责人找到我，盛赞中国商人最重商业道德，素为国际间所推崇公认。又夸奖我经营能力强，饭店前途无限，最后谈锋归向正题，无非希望我不与西武为敌，并暗示若肯向西武一面倒，他会从中出力。一个人到了这个重要关头，取舍需要有明辨之智和远大的眼光。天津饭店在丸物生意并不理想，远景也很渺茫。经过慎重考虑月余之久，才决定走西武的路线。双方达成协议后，丸物店食堂店全部停业，原班职工随店转移，由西武百货店拨出一个摊位来开设食堂。丸物店结束，我不但重压的心情得以松弛，事业也从此有了大的转机。

幼时祖父常训诲我，人到社会做事，当效曾子的每日三省吾身。对人对事，一言一行，是否有不信、不忠、不当之处，能深加反省的人，必终身受益。祖父的遗训，使我永志不忘。

1965年8月丰岛区加工厂发生的火灾，又一次教训了我，并愿与读者共勉之。这场火灾发生的原因是：青年工人夜间私自炸鸡块及炸虾仁供应西武百货商店特卖，一不小心引起火灾，火势太凶，无法扑灭。事实上，工厂规定每天皆有轮值人员负责管理，当月的值班人员因私事外出，请一位毫无经验的大学毕业生代理。由于管理能力不够，以致引起这次意外。由此使我想到，一个正在发展中的事业，必须要积极培养管理人才，才能推进业务的展开。当工厂起火时，我却在睡乡中，来不及应变，工厂只好停产。重建工厂需要四邻同意，而四邻厌恶工厂吵扰，不允重建。

1966年我在东京都练马区买妥一块地皮，倾全力缜密筹划，终于次年建成一座现代化小型工厂，四层楼约三百平方米以上，足够应用，设备也完备。可惜迁移不久，店中人事移动，又发生了事故。

饭店扩大，但人员不足成了大问题。我每年要花费精力到外县去招募中学毕业生来充当学徒。新招来的学徒在师傅的指导下先在厨房做饺子、烧卖、包子，一两年后再学切菜手艺。从本店学成的厨师中已有二十人以上独自经营吃食店，甚至有的利用“天津饭店”的招牌，也有自己起新店号的。但我对所培养出来的人，总要尽力帮助他们。

1966年招收学徒较以往为多，男女学生约有二三十人，其中有一名学徒姓江村，是从千叶县来的。来店学徒学艺，照规定要举行一次“入社式”（如同开学典礼），每次均在三四月间。一天，江村的母亲特从千叶赶来参加这个仪式。她说江村的父亲在家乡也经营同样的吃食铺，要求我店对江村特别指导，好在两三年学成后回家能给他父亲做个帮手。

练马区新工厂全部竣工，准备开业。最感头痛的是工厂与食堂的人事安排。我把人事调配的计划表制好后，于开业前两天公布。当时我因受过江村母亲之托，故特别派他去静冈店学习。因静冈店在天津饭店中算是最大的，有宴会设备，又有中国大师傅料理，是求之不得的机会。不料江村拒绝调派，因此只好请他父母来洽商，江村仍固执不就。我为了树立守规精神，唯有按照商规对不顺服上司调派的职工予以解雇。

自江村被辞退后，不愉快的事就接连发生了。同年9月间，新加工厂搬妥以后，我才知道江村参加了什么“民青党”。我们在海外的商人脑子里只有单纯的经营计划，对政治根本不感兴趣。所以江村被解雇的事，只认为按照商规处理是理所当然的，没有其他的顾虑。一天，突然来了几个蛮不讲理的人，大吵大闹，指责我无故辞掉江村，又用劳工法对我加以恐吓威胁。我当时觉得自己问心无愧，没有损害到江村什么，而且我的初衷是想帮助江村的，所以我也不怕他们来势汹汹。不料第二天，他们改用游击战来对付我：大约有四五十人，每人手里拿着一面小红旗，聚集在我们加工厂门前，摇旗呐喊：“开除不公！”、“要求复工！”等口号。这样每天从早吵到下午六七点钟。到了深夜12点，就打电话到我家，使用威胁恐吓，害得我身心疲惫，不得安宁。但我以不惧威吓的精神与对方斗争了三年多，终以善胜恶，且业务也未受此影响，反而日日兴旺起来。当然，三年来的精神消耗和内心的烦躁是难以描述的，但同仁们的协助和合作，使我感动不已。

后来加工厂内又有人从中煽动，影响工人情绪，出产的品质屡出问题，有时产品太差，大受顾客责难，赔罪退钱还是小事，这样一直下去，信用一天低落一天，以致无法维持继续供应各百货店的生意。如果整顿内部，又觉得情节复杂，无从下手。再三考虑后，决定停业。

如何处理善后，我与朋友多方商议决定，愿意继续工作的同仁转移到食堂部门服务；自愿离职者，每人付一个月的退职金。同事们与我之间的感情相处甚融，因此我愿意尽力替他们想办法解决生计问题。这些年来我已深知“朋友满天下，到处可相逢”的道理，大家不如留下一个将来相见的机会。这样我一直忙到转年元月底，把一些同仁介绍至其他公司任职，也有自愿离职，另觅高就的。把一切安排妥当，才去掉了压在我心头上的一块“巨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