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天津闹水灾，市内低洼地区积水达一丈，几成泽国，市民只好利用小舟代步。水灾的第二天，我想自己既然是东京市产业局的嘱托，总应该尽些人情道义。早上8时，我就利用两扇门板权充浮舟，满载食品饮料，运到东京市役所产业局的出张所去，供给被困在水灾中的日籍人食用，这一超国籍的纯人情举动，博得受惠者的感动。后来所长高桥铁雄从收到的东京市民的捐款中，拨给我1万元以表谢意。我就利用这笔钱在家乡买了数十亩良田，以使全家老幼安居乐业。
民国29年（1940年）我因业务过忙，辞去了东京市产业局的嘱托名衔。在天津水灾前，我的公司曾从日本东京商社订购了一批棉织品，约值五十万元；另订一批小五金，约值二十万元。不料受战争影响，导致物资缺乏，货品尚未运到已涨了两倍。日商维持信用，履行契约，物价虽天天飞涨，但仍然按期交货，我店也因之收入大大增加。同时天津水灾过后，日商、英商仓库所存棉织品、化学品、五金类等水浸物资开始标售，因为我店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再加上我年轻胆壮，倾全力投标买进。第一次标到小五金锁头120箱，标价是好商品的三分之一。等货提到手开箱查看，原来每个木箱只外边一层略受水浸，内部商品毫无损坏。接着又连中几标，利润相当可观。最后投面粉的标，利润更大。转眼间，我店在天津市洋广杂货行里已颇具名声了。
民国30年（1941年）我与友人合作创立天津义昌行，并被推任经理。次年又开办了大丰橡胶厂。来年独资成立了北方实业社，专做樟脑球加工，一帆风顺，在商界声誉日隆。
我为了业务，每年必须亲去上海一次。首次赴沪筹设支店时，曾先后住在银行宿舍和马恩普事务所，经常受到友人的盛情款待，且借机联络生意。我无意中获知碱料子由天津运到上海出售可获利一成，即电请北方实业社查核，回报利润确有一成以上，于是立刻与买家交易，订好合约，售出碱料子30吨。其实这是卖空，因当时我并无货物在手。数日后进一步研究，发现天津一般民商根本买不到碱料子，我感到十分紧张。商场重信用，不可违约，只有力谋补救之策。本想蒙着损失，从上海买进交货，不料上海大部分碱商都用白石掺假，以图高利。经各方联络，请碱商学会做了试验，即将碱料放入水中，纯碱料会全部溶解，掺入白石的则沉淀在底。几经试验结果，上海可说根本没有真货。为了维持信用，不得已我又赶回天津各处打听，终于获知那时只有中日合作的永利碱厂才有真碱料子，但该厂的货大部分供应军用，只有极小量配给肥皂厂使用，民商很难买到手。正在无计可施之际，探知朝鲜生产阿母尼亚的厂被美机炸毁，永利碱厂因缺乏阿母尼亚，濒临全部停工，只得委托三菱商事召集各商号标购肥田粉来代替阿母尼亚，但肥田粉归米谷统制会管制，仅配给农民使用，我看到这是一个空隙，决心冒险派人下乡收购农民剩余的肥田粉，费了许多周折和困难，总算收齐了30吨。当时碍于管制法令，装运不能写明肥田粉，故冒鸡猪饲料之名才算混过关。(www.xing528.com)
当货运到塘沽永利碱厂交货时，派去的外交员姜伟氏突然来电说，厂方认为这批肥田粉与我公司无关，而是属于别家的货品，这使我非常生气。那时交通又不便，由天津直达塘沽的货运火车，一天只有两三列，我为了争取时间，赶快解决交货手续，租了一部汽车急驰塘沽。该厂门禁森严，日本宪兵持枪警卫，一般人不得随便出入。
到了碱厂，我首先会晤了庶务课长增田有弥，商谈无果，最后亲见厂长。他较为温和，留我住厂，以便商量。不料，当晚美机轰炸塘沽，此事竟因此发生了转机。第二天洽商结果是1吨肥田粉换2吨原碱料子（原来经三菱商事换货，1吨肥田粉换1吨原碱料子），无意中占了一半便宜。
由于此次换货，彼此互立信誉，竟与永利厂长福泽平八郎交上了朋友。福泽氏系三菱化成工业株式会社代表，在工业界颇具权威。由于这次的交易成功，除交给上海客户的30吨外，余下的30吨货又在天津净赚了一笔为数可观的大钱。这使我相信，一个人若有信心和诚意，没有冲不破的难关。俗语说：“天下无难事，只要有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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