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德里亚认为，现代艺术应当要指认出物在日常生活之中的存在模式，即指认出物背后隐藏的体系。[4]
作为日常生活中的物，现代艺术所完成的是在空间中如同句法构造一般安排某些物（在现代的内部空间中），它们源于一个受到限制的主体列出的清单，这些物从一个符号转向另一个符号，从一个时刻转向另一个时刻。两个维度互相缠绕着：必须的意义的维度同时也就是整合和消费的宿命的维度。[5]
鲍德里亚批评了整个现代艺术缺乏应有的批判性的事实，有的仅仅是模仿、再现、伪造这个世界，但是消费社会已有的秩序并没有受到任何挑战。
鲍德里亚点出了现代艺术的两面性——反抗与共谋，并看到了现代世界的秩序，显然，鲍德里亚对艺术有着更高的期望。他认为，资产阶级艺术的大量作品中提供了一些存在和物，这些存在和物与其所呈现的影像相妥协（所有的反映都承载着这种妥协的意识形态）。在现代艺术中，只有主体性没有与世界妥协，而是努力地与自身的影像相妥协：正是这种主体性，具有丰富多样性，并被纳入到一个潜在的系列中，在主体性的隐退和对抗之中，以同构的方式显现所有其他物的系列性以及越来越被整合了的世界。[6]
鲍德里亚将现代艺术所遵循的当前尚无法逾越的秩序与控制论相提并论：
“合理化的秩序总是相应地推动体系化的过程，超现实主义之后，抽象进一步迸发了（梦幻主义、几何主义或者表现主义——克利、康定斯基、蒙德里安、波洛克）——这是艺术的最后的批判性显现，今天的我们在哪里呢？当下的艺术将自身限制在动力学或者光能的控制之中，或者体现在慵懒的超现实主义的魔幻之中，简言之，在一种整合之中，成为一个真实体系的影像，发挥着美学的功能，它与控制论没有太大区别。超-真实的体系已经吸收了批判的超现实的幻影。艺术已经成为或者正在整体地成为设计，原设计。”[7]
显然，鲍德里亚认为装置、多媒体等新兴艺术形式并没有与之前的艺术有着本质的差别，只是展现得更加虚幻引人而已，还是一起被笼罩在符号经济学的阴影中：所有事物在今天都试图成为边缘的、非合理化的、具有颠覆性的、反艺术的、反设计的等等。从波普艺术到魔幻主义以及街头艺术，所有的事物都遵循着相同的符号经济学，不管它是否愿意。所有的一切都是设计。没有什么能够逃脱设计：这就是它们的命运。[8]
冯大庆在其博士论文《当代艺术的“指物性”研究》中认为：罗兰·巴特和鲍德里亚关于消费社会下艺术符号化追求的揭示，将当代艺术摆脱泛符号化的桎梏走向物性显现和主体自主道路的目标凸显出来。[9](www.xing528.com)
冯大庆将当代艺术的目标论述为“摆脱泛符号化的桎梏”是比较中肯的，但是要“走向物性显现和主体自主道路”这种推测是有失偏颇的，物性的显现必然又会将现代艺术引向抽象表现主义乃至极少主义那种已被证实无法取得突破的极致道路上去。
对于鲍德里亚来说，当代艺术在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在行动之中的”，因此总是当下的，它从一个行动到另一个行动。它根据某种连续系列所具有的形式上的限制来玩弄多样性和差异性，所以要去解读当代艺术作品，就要反过来去解码这些多样性和差异性。
鲍德里亚认为，艺术所应承担的责任（其中包括对批判的现实主义的态度与任何承担义务的形式），不得不基于这种基础的结构以及对意义的限制。若非如此，艺术家将会谴责自己陷入某种虔诚的意识形态之中（从另一方面说来，这也正是统治着艺术的某种主导性的意识形态）：某种哲学意识的永恒幻象，使艺术家将其作品视为直面这个世界的唯一方式，并有责任来见证这个世界的存在（因为每种哲学意识都必然伴随着某种道德意识）。[10]
对于现代艺术的使命，鲍德里亚做出了总结：
“在客观体系中的世界与在主观体系中的艺术交换着它们的意义。这是它们的同构性。艺术在此的职责十分清楚：它只能在结构相似性的基础上指认这个世界，这种结构的相似性说明了艺术整合的宿命。”[11]
现代艺术存在着一种矛盾性，这种矛盾在每个地方，甚至在艺术家自身那里，都被哀叹为一种宿命。现代艺术希望自身是否定性的、批判性的、富有创造力的，并具有永久的超越性，几乎同时，现代艺术又是可被同化、可被接受、可被整合、可被消费的。人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艺术不再与任何事情相抗衡，也许它曾经发挥过这样的作用。反抗被消解了，诅咒被消费了。最终不得不承认的是，正是在它探求真实性的时刻，在它根据某种形式的限制而被体系化的时刻，在它根据诸多连续的差异性而构造自身的时刻，艺术作品才赋予了自身在全球体系中发挥整合功能的使命，而正是这一使命将艺术作品如同其他任何一个物或者一堆物一样结合起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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