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美国绘画中的物：危机揭示及消费社会中的挑战

新的艺术形式丰富了艺术氛围，也拓展了艺术的主题，但是这些并没有解决在物的包围中艺术本身所面临的问题。艺术的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物在艺术作品中身份的危机和艺术品作为一个物在消费社会中效用的危机。

鲍德里亚在《物体系》与《消费社会》中对日常物进行分析，他注意到物还有另一种话语，即艺术的话语。物的地位即它们在艺术和文学上的表现的发展史只对它自己有启示意义。他认为物在20世纪的境遇开始发生了改变，不再起到象征作用，“它们发生了爆炸，直到进行了抽象化，它们倾注了自己在达达派和超现实主义运动中的滑稽模仿的复活之后，被抽象派解构并挥发，现在看来，它们又在新绘画及波普艺术中找到了自己的形象。这里便提出了它们的当代地位的问题，另外这个问题也是由物的这种突然向意识形态顶峰的攀升而强加给我们的。”[2]

物的作用发生了改变，“物品已被转化为有符号指涉能力的实质——而不只是满足需要的物质——这时消费也就成为对符号的系统性操弄活动。”[3]物体系隐含的是消费者与物的关系，更准确地说是人这一消费主体在消费结构中被奴役的命运。

鲍德里亚对于物与消费关系的判断借用了西蒙东的立场。西蒙东认为技术物是人与世界之间的中介，而绘画艺术作为一种独特的技术物，是技术里对人比较友好的那部分，但是技术的发展最后是被社会中的主导群体的欲望引导和左右的，并不能沿着技术本身的逻辑走到底，它最终是被消费了。所以，对于艺术而言，不能盲目地希望全凭技术来改变自身的命运。(www.xing528.com)

回到艺术中，新的艺术形式与新的主题并未使艺术作品摆脱物与消费社会的控制，这种符号的系统性操弄被更加发达的艺术消费系统强化。电影、录像、音频、装置、电脑多媒体艺术等新兴艺术比传统绘画更加依赖于物。与此同时，绘画的地位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随着对艺术研究的深化，一方面，评论界对于艺术堕落为商品展开了抨击，认为艺术已经无法承担其使命，已经走向了末路（这种理论以阿瑟·丹托的《艺术终结之后》和鲍德里亚《艺术的阴谋》最为著名），这也加剧了艺术的危机；但在另一方面，艺术家们也开始意识到消费与艺术的关系，有人选择退出，但更多人渴望成功，踏上了艺术与消费合谋的道路。

而新兴的艺术形式在对物的使用上并未有开创性的突破，它们大部分依然沿着杜尚、沃霍尔、奥登伯格等人开拓的道路，在物的道路上徘徊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