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美国绘画中的物体

对物的研究，在西方哲学与艺术中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目前中文翻译中的“物”，主要针对德语“Material”“Stoff”“Sache”“Ding”“Gegenstand”，法语“Objet”“Choses”和英语“Thing”“Object”等词。其中，德语“Material”“Stoff”和英语“Material”是“物质”与“材料”意义上的“物”，这两个概念与本文要讨论的“物”没有直接的关联。德语“Sache”“Ding”，法语“Choses”和英语“Thing”，这几个词也都被翻译成“物”，这与我们通常讲的“物象”“事物”相近。而德语“Gegenstand”、法语“Objet”和英语“Object”虽然也常被翻译成“物”，但更多时候指的是“对象”。

由于语言表述的复杂性，不同语言在不同境遇下使用“物”这一概念时往往采用不同的词，这为解读“物”的含义带来了困扰，而不同语言间相互转化翻译的不确定性，又加剧了这种难度。如康德用“Dingansich”表示“物自体”，而黑格尔则用“Sache selbst”表示“事物本身”。马克思对“Sache”和“Ding”这两个术语使用频繁，而且常常混杂在一起，而在英文的翻译中，这两个词通常都被翻译成“Thing”，中文翻译则都翻译成“物”。这种语言间的转换往往会使词语的原初含义发生改变或者缺失，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通过对于“艺术”一词的词源学考察，回溯了希腊人使用的“τεΧνη”这个词的本义，进而寻找艺术作品的本源，就是意识到了这种语言流转造成的语义上的缺失。

围绕“物”这一概念，西方有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并做出了自己的界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有卡尔·马克思、马丁·海德格尔、雅克·拉康和让·鲍德里亚等。

“物”和由“物”构成的诸如“物性”“物化”“物象化”等词，因其相互之间的紧密关联以及微妙差别，造成了研究者对于这些词概念的认知差异，并引起了诸多争论，如卢卡奇、广松涉和平子友长对于物象化的不同理解。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强化了“物化（Verdinglichung）”与“物象化（Versachlichung）”两个概念的重要性，但是卢卡奇并未从概念上明确区分“异化”与“物化”，甚至有时还混用，同时并未对“物象化”做出进一步的阐释，而是转向了黑格尔和韦伯的主-客体的物化理论。广松涉对卢卡奇提出了批判，认为他的物化理论依旧停留在近代哲学的主-客体模式之中，并没有把握马克思“物化”理论的实质。他在《物象化论的构图》一书中指出，“马克思晚期的‘物象化’概念，切合其概念内容来看，是基于与上述（指‘人本身的物化’‘人的行动的物化’和‘人的能力的物化’）‘物化’有本质区别的构想与构图之上的。晚期马克思的所谓‘物象化’，不是立足于主体的东西直截了当地转成物的客体存在这样的‘主体-客体’图式的想法。马克思的‘物象化’是对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际关系被错误地理解为‘物的性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际社会关系被错误地理解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这类现象等等的称呼。”[4]

随后，广松涉在书中给出了“物象化”的定义：“基于这一点，我们作为概念规定以前的暂定表象，暂且可以将人与人的关系以物的关系、性质、形态的形式所体现出来的事态称为物象化现象吧。”[5]

平子友长对卢卡奇和广松涉对于“物化”和“物象化”争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物象化与物化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最终归结到这样的问题上：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是以怎样的方式运用事物（Sache）和物（Ding）这两个概念的。”实际上，我们认为，马克思的“事物”（Sache），指的是一种社会关系存在物（比如商品、货币和资本），它与“物”（Dinge）（如生产资料）存在本质差异，后者是指脱离社会关系的自然存在物。[6]

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塑造物的世界时，人才真正地显示为一个合于其类种存在的创造性生命”。此处提到的物（Ding）指的是技术物、客体物、被人塑形的物。[7]

海德格尔对物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将物与艺术联系在一起，通过对物及物性的分析，来思考天、地、神、人这四重整体以及物与整个世界的关联。

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海德格尔回顾了康德对于物的看法，他认为康德将并不显现的自在之物视为世界整体，也就是上帝本身。而所有显现的物与所有存在的东西都被称作物。但是海德格尔的目的并不是要讨论这样一种无所不包的物，而是为了进一步推进到与存在相关的物的研究上。

海德格尔在不同时期对于物的指涉是有所不同的，在像《艺术作品的本源》这样早期的著作中，物其实指的是器具。而海德格尔所说的物在后期（《物》《物的追问》）指的是让天、地、神、人这四重整体栖留的东西，“物让四重整体栖留。物物化世界”[8]。他将山川树石、飞禽走兽与人造物统统都视为物，显然，他所说的物此时已经变成与作为主体存在的人相对立的客体物。

雅克·拉康延续了海德格尔对物与艺术的讨论，他的观点与海德格尔存在着许多的联系同时又有很大的不同，他将物的定义推向了另一个方向。(www.xing528.com)

史蒂夫·Z.莱文在《拉康眼中的艺术》中提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其死后出版的《科学心理学项目》（1895年）一书中，区分了一种事物（德语中使用的是dieSache的说法）和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事物（德语中使用的是das Ding的说法），前者可以表述，而后者则是无法表述的存在，只能以回顾的方式推知，1965年后，雅克·拉康在其伦理学中也做了这样的探索。”

“在心理分析治疗过程中，无意识欲望的象征性表达有可能使复归的诱惑得到艺术般的升华，这种诱惑即为起初的、难以达到的、无形的、不可见的、不可能的欲望对象。拉康因循弗洛伊德将这种神秘的对象称之为‘物’。”[9]

莱文认为，“拉康式Ding（法语词为La Chose）也与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所使用的超验‘物本身’（德语说法为Dingan sich）[10]相关联，如同上帝或宇宙无限性，处于人的经验感知之外。对于拉康而言，此物（Thing）是个回顾性质的称谓，指存在着的无名实体，即习得语言之前所涉的全部起初经验。”[11]

雅克·拉康整合了克莱因与海德格尔的洞见，提出了自己对艺术品的惊人定义：“所有艺术都可以概括为围绕‘物’的空无的某种组织模式。”[12]这自然让人联系到海德格尔关于“物之物性”以及物与空无之间关系的讨论。拉康认为艺术品是非现实的，应当通过调动艺术的意指成分来表现虚幻在场而同时又切实不在场的“物”。[13]

与马克思、海德格尔和拉康等人相比，鲍德里亚对于物的研究更加系统，物的理念在其思想中也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他在《物体系》（Le Systeme Des Objets）中通过对物的剖析，来研究人与物产生联系的机制，以及由物串联起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他看来，消费社会中人的满足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作为消费品的物，对于消费社会的批判应当建立在对物的符号化的认知基础上。

除了上述几位代表人物外，还有一些学者同样从不同方面展开着与物相关的研究。

福柯在《词与物》（Les Mots EtLes Choses）中借助对词与物关系的考察来构建他的人文科学考古学。其英文版出版时被更名为《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书中的物说的是与主体相对应的事物。

埃斯波西托在《人与物》（Persons and Things）中透过身体的视角来探讨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身体是人到物转变的手段”这一观点。他在书中对马克思、卢卡奇、本雅明以及海德格尔等人关于“物”的观点做了讨论。他所指的“物”是与人相对应的客体物，包含了自然物与技术物，这点与福柯在《词与物》中讨论的一致。他赞同马克思对于物化的论断，认为“在现代世界，物因其价值而被湮灭，那个表现为物的东西不是别的，它仅仅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翻转结果。”[14]埃斯波西托试图用身体连接起人与物，并通过艺术作品来思考整个社会，他表明了艺术作品中的象征作用。

此外，罗兰·巴特在《神话修辞术》《流行体系》等作品中揭示了符号与物的内在关系，明示了物的神话逻辑的生成机制；阿瑟·丹托撰写了《寻常物的嬗变——一种关于艺术的哲学》，探讨艺术与实物的区别和艺术是否仍然有其边界的问题；理查德·沃尔海姆运用分析哲学与现象学方法在《艺术及其对象》中重思物理对象，反思艺术的“再现”和“表现”，最终将艺术归结为一种“生活形式”；迈克尔·弗雷德在《艺术与物性》中开展了对美国抽象表现主义艺术的诠释以及对极简主义艺术的批评，他对物性与剧场性的批判开启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长达几十年的论战；2000年以后，对物与艺术的讨论研究并未停止。格雷汉姆·哈曼则站在导向物的本体论（Object-Oriented Ontology，OOO）的角度来探讨艺术与物的关系，从另一个角度回应弗雷德对艺术中剧场性理论的批判；而简·本尼特则将物视为拥有生机力的东西，提出了物的政治生态学。

这些学者选择物作为切入点的原因不尽相同，对于物这一元素的使用也有着各自的侧重点。伴随着消费社会、人工智能、数码物的发展，学界关于物的思考也在不断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