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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泽直道与纳西东巴古籍的语言传承和文字研究

时间:2023-08-2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黑泽直道收集整理制作而成的电子数据资料,对纳西族东巴语的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为达成上述研究目的,《中国西南纳西族的语言传承和文字研究》首先采访本地研究者等,收集曾经在中国出版的纳西语刊物,并将其电子文献化。

黑泽直道与纳西东巴古籍的语言传承和文字研究

黑泽直道于1970年出生于日本宫城县,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大学中文系,并获得了东京外国语大学地域文化研究系博士学位,曾任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现任国学院大学文学部教授。曾以云南民族博物馆客座研究员等身份居住在以云南丽江为中心的纳西族聚居地三年并学习纳西语。著有《纳西族宗教经典音声言语的研究》[41]《纳西族的古典文学——〈鲁般鲁饶〉情死的东巴经典》[42]等。2006—2008年主持课题“中国西南纳西族的语言传承和文字研究”,该研究以居住在中国西南部的纳西族用其独特的文字书写的宗教典籍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查并收集纳西族东巴语资料,并以此为基础探究研究宗教典籍的新方法。

居住在中国西南部的纳西族用其独自的象形文字“东巴文字”编撰了带有纳西族文化特征的东巴古籍。中国学术界对于东巴古籍的研究大多在其文字之上,而对其除文字以外的语言的其他方面,尤其是在语音方面的研究却十分稀少。所以,1999—2000年间于中国出版的《纳西东巴古籍译注》从语言侧面来看,其记述存在诸多问题。并且东巴古籍中使用的东巴文字的音调、音节等语言要素并未完全对应,其诵读和书写只能由记得古籍内容的纳西族祭司进行。所以近代以后对东巴古籍的记录和解释基本上都是依靠祭司的朗诵。而祭司们年事渐高,相继离世,依靠祭司朗诵的记录方法也渐渐变得不可取。虽然目前中国和海外的研究机构收藏的东巴古籍达到2万余册,但当会念诵的祭司全部离世后,对东巴古籍的解读也将变为不可能。在这一背景之下,黑泽直道带领研究团队到中国云南进行实地考察,收集用纳西语出版的资料和记录发音,并将其电子数据化。黑泽直道收集整理制作而成的电子数据资料,对纳西族东巴语的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西南纳西族的语言传承和文字研究》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填补中国对纳西族东巴古籍研究中大多关注文字研究,而语言侧面研究的不足。另一方面是为了打破少数民族自创语言形成的交流障碍,促进国外学者对东巴古籍语言侧面的研究。具体可分为两个研究目的:第一,依据之前纳西语的研究基础,结合研究者学习到的纳西语,充实纳西语的基础资料,由此尝试提出新的方法对东巴古籍进行研究。同时,尝试从更大众的纳西族语言文化体系中重新审视没能保留下来的经典古籍。第二,《中国西南纳西族的语言传承和文字研究》调查和考察的主要对象是纳西族聚居中拥有传统东巴古籍中出现的纳西语西部方言。而纳西东部方言和其文化(母系制度、访妻婚)等和摩梭人也有可研究之处。(www.xing528.com)

为达成上述研究目的,《中国西南纳西族的语言传承和文字研究》首先采访本地研究者等,收集曾经在中国出版的纳西语刊物,并将其电子文献化。这些数据将作为研究纳西语单词、俗语意义、语法等的基础资料。之后,根据在纳西族居住地进行的实地考察,调查纳西西部方言的各类方言,记录其基础词汇的语音。制作一览表将此记录与其他地区的发音进行对比,并将记录数据化。其后,再利用该数据,从语言侧面研究东巴古籍。特别是将收集到的记述和注释等大量资料相互比较,发现问题点,探究东巴古籍文字的研究方法。相关学术成果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由黑泽直道领导的研究团队发现,除去东巴古籍的记述和注释,使用纳西语出版的刊物至2007年有33种,共48册。研究团队通过在纳西族居住地的实地调查和不断拜访纳西族出身的研究员收集并整理了大部分东巴古籍,并对东巴古籍的目录和概要等做了介绍,还分别考察了各东巴古籍的特征和背景。[43]第二,研究团队将收集到的资料进行电子文献化,对纳西语中的俗语进行了收集,还对俗语的意义、语言构成要素等方面进行了确认和记述。[44]第三,研究团队收集了不同纳西族地区的23名受调人员的大约660个基础词汇的发音数据,对东巴古籍的记述、翻译、读音校对等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四,研究团队通过对东巴古籍的比较分析,发现东巴古籍的记述和解释共有三种差异:第一,因记录人员和翻译人员对文本的切分不同,导致对东巴古籍的解释不同。第二,记录人员和翻译人员对同音部分有着不同的解释。第三,记录人员和翻译人员对同字不同音的文本做出了不同解释。[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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