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文时间分析
从文化遗产学论文年度发表情况可以看出，2011年以后，发文数量明显增长，表明在这一年文化遗产学研究开始引起了国内的重视（图1）。从整体可以看出，我国文化遗产学发文数量分为三个部分，2005—2010年，发表的论文不多，研究的群体和力度都不大，根据2005年补充修订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发现，关于“文化遗产学”这一块的专业并没有明确的学科名称，说明文化遗产学的研究还在初级阶段。2011—2014年是文化遗产学研究的第二阶段，其发文数量最多，研究力度最大。2011年我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让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普及开来，2011年6月也完成了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命名，使得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逐步完善。2013年12月30日，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学习时提出：“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之后，国内掀起了文化遗产研究热潮，发文数量快速增加。但在2015—2020年间，关于文化遗产学的发文情况，几乎与前面持平，甚至有所下降，是我们现在需要关注的问题。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学习时提出：“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考古工作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历史文化遗产诉说着过去，也影响着未来。在政府的各项政策导向下，文化遗产的研究是当下学术关注的热点之一，加强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
图1 2005—2020年文化遗产学研究论文年度发表分布统计图
（二）作者图谱分析
发文作者是一个文章的重要部分，可以知道该领域目前的核心作者及各作者间的关系等，将数据导入CiteSpace软件中，勾选作者等相关操作后，绘制出文化遗产学研究作者合作网络（图2）。
图2中作者姓名越大，代表出现的频次越高，作者间的连线代表他们的合作关系，连线颜色越深，合作关系越强。图2中共有178个节点，36个连线，网络密度为0.0023。从频次看，单霁翔和贺云翱排在前两名，共现频次分别为19次和16次，其次是冯骥才、彭兆荣、刘勇、傅斌、奚牧凉、晁舸等，共现频次出现了10次以上。
图2 2005—2020年文化遗产学研究作者合作网络
从作者间的合作关系看，文化遗产研究目前比较分散，出现次数较多的几个人几乎没有什么关联性，但频次较低的一些人则有不少关联性，如苑利、顾军、吕红梅、周华组成的研究团队，闵庆文、丁陆彬、刘某承、刘显洋组成的研究团队，张魏、张锦贤、和丽春组成的研究团队等。从连线强度看，团队之间合作较密切，但各团队间则处于独立研究状态，特别是频次较高的几位作者之间没有关联，长期以来不利于文化遗产学研究的发展。
根据作者发文数量和作者发文单位，选取前20个作者制表（表1）。统计显示发文量5篇以上的作者有3人，其中单霁翔发文量达到了9篇，是目前文化遗产研究的关键作者之一。发文量为3篇及以上的学者一共有8人，他们的发文量占全部论文的8.7%，是文化遗产探究的核心群体，为该领域奠定了一定的学术基础。统计也显示，共有17名学者发文数量达2篇及以上，他们的发文量占总数的12.8%。以上可知，在文化遗产研究领域，核心作者发文较集中，是这个研究领域的引领者。通过他们发表的文献内容可知，他们主要关注的方面在于：文化遗产学是一门科学，应该受到高校重视，遵循科学的规范，保证科学性[13]；考古学是文化遗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4]；博物馆事业对文化遗产的影响[15]；文化遗产体系的形成对于现代遗产研究有着重要作用[16]。
表1 2005—2020年文化遗产学研究前20位作者及发文量
（三）机构图谱分析
对数据中的机构进行操作分析，得到171个机构，制作出研究机构图谱（图3），可知文化遗产学研究主要集中于考古研究所、地理学院、文学院、艺术学院、历史学院等。机构间也有一定的合作关系，其中频次较高的机构如中国艺术研究院、南京大学、南京博物院、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北京联合大学等之间都有关联性。但总的来说，合作密度不是很大，各高校间的合作也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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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05—2020年文化遗产学研究机构网络图谱
从171个机构中选取前20个制表（表2），可了解目前文化遗产学领域的主要发文机构和它们的实际贡献。从整个分析来看，文化遗产学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院所，其次分布于各高校等机构。机构频次在10次以上的机构有5个，大多为研究院所，其中中国艺术研究院频次最高，其次是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全国政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这说明，目前我国高校对文化遗产学这一块涉及较少，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关于文化遗产的研究大多在各研究所中进行。而频次在3次及3次以上的机构只有14个，占总数的8.1%，表明在文化遗产学这一块，各机构的研究能力悬殊，目前比较集中于前几个研究院所。
表2 2005—2020年前20个文化遗产学研究重要机构
（四）关键词图谱分析
关键词往往是一篇文章的研究方向和主要观点，对文化遗产学相关文章的关键词进行检测分析，可以直观地呈现目前文化遗产学领域的普遍观点和趋势动态。将446篇论文数据导入CiteSpace中，运用软件中关键词路径计算法，来绘制关键词网络图谱。设置时间范围为2005—2020年，以1年作为时间切片，生成文化遗产学关键词网络图谱（图4）。图4中共有60个节点，83条连线，密度为0.0469，其中节点越大说明该关键词出现的次数越多，连线越粗表明关键词之间的相关性越强。
从图4可以看出，文化遗产学研究关键词图谱可以大致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遗产两大路径，第一条发展路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建设—档案学—传承—传播学—艺术学—民族文化—遗产学等，第二条路径为文化遗产—文化遗产保护—博物馆学—考古学—农业文化遗产—人类学—音乐学等。可以发现，文化遗产研究的视角趋向多元化，并呈现多学科交叉的趋势，涵盖内容较多，涉及各个专业，现阶段档案学、传播学、考古学、艺术学和博物馆学等研究较多，处在文化遗产学研究的前沿，他们的关注重点在于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再思考等。
图4 2005—2020年文化遗产学研究关键词网络图谱
根据词频从高到低提取前20个重要关键词制表（表3）。统计结果显示，“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遗产”“文化遗产学”“文化遗产保护”“博物馆学”等关键词出现频次较多。从关键词出现的年份来看，“考古学”“传播学”“农业文化遗产”“音乐学”等关键词出现时间较晚，是近年来文化遗产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对频次较高的关键词第一次出现的年份和发文数量进行综合考察，同时结合时代背景，可以知道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一直是其研究的核心主题。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文化遗产的特征与价值已经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很多濒临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问题也急需解决，各高校关于文化遗产学研究的体系也尚待完成。
表3 2005—2020年文化遗产学研究前20个高频关键词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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