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述场域的概念在史诗的研究领域中最先被提及，它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帕里和洛德的田野作业。对于“荷马问题”的探索和分析，开启了口承史诗研究领域的新篇章，产生了一部分对于“口头性”的意识和关注，到了弗里那里则开始提出了“演述场域”的理念。朝戈金在翻译和总结他的学术理论时曾经提道：“口头诗学在近年的深化，集中体现在两位学者的理论贡献上，一个是口头程式理论当今的旗手约翰·迈尔斯·弗里（John Miles Foley）有关‘演述场域’（Performance arena）、传统性指涉（Traditional referentiality）、和歌手的‘大词’（large word）的理论总结。”[101]而到了21世纪，杨利慧和安德明将理查德·鲍曼的表演理论翻译到中国，将口头传统类别的民俗事件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但其中我们不能忽视，早在表演理论被译介之前，史诗领域的研究就已经具备了关注表演的意识和眼光。巴莫曲布嫫认为：“针对演述场合的传统规定性及其相应的叙事界域，我们从理论分析层面将表演事件的特定情境提炼出来，并概括为口头史诗的‘演述场域’，以区别于范畴更广的‘语境’ 一词。”[102]她借用语义学的概念和国外史诗研究的经验来阐述自己的理论，确定了在民俗的传统事件发生时应该锁定的视角，倡导更加具体的研究道路。此外，她还提出了“五个在场”的理念为进一步具体说明场域提供参考。
一方面，在之后的研究中学者们纷纷把视野投向更具体的场域当中，史诗的研究更加注重口头性和表演性，从原本的解读文本到口头传统的关注。另一方面，理查德·鲍曼在他的论文阐述中认为用经验性的语言来讲，这意味着每一个言语共同体都会从其各种资源中，通过那些已经成为文化的惯例和具有文化特殊性的方式，使用一套结构化的特殊交流方法，来标定表演的框架，以便该框架中发生的所有交流，都能在该地区中被理解为表演。[103]这是在“表演的标定”一节中讲述的内容。由此可见鲍曼认为要认知表演，就要先建立标定表演的思维。进而，他提出了标定的手段，例如特殊的符码、平行关系、表演的否定等，当然这些都成为他的构想和宽泛的理论假设，具体到我们的口头传统研究中则需要更加进一步的调试。“标定”一词，在鲍曼的理论中被理解为“表演框架”的实现方式，即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标定”一种中间手段，通过标定表演可以实现，标定的另一头则是善于运用这一手段的民俗事件或人。(www.xing528.com)
因此，在场域的关注当中我们是否也要发问：场域的界限又在何处？语境的提出较明显地摆脱了文本的束缚，但却把研究带入了更宏大和宽泛的“背景世界”。那么演述场域如果没有合理的标定，是否也存在着同语境问题一样的风险？演述场域引入口头传统类别非遗的研究，适用性上不言而喻。我们所要做的则是探索标定的规律或者说方式，把鲍曼的构想和巴莫曲布嫫、朝戈金等学者的有关构想进一步归纳总结，才能在实际的研究中更加进一步地应用与发展。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