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会馆：天津山东会馆建校事宜和募捐活动详解

张国良　步丰基

（一）山东会馆的创办

天津为华北重镇，自1860年辟为商埠及1928年设市以来，各省人士旅居、定居本市者逐年增加，南方各省会馆先后在津成立。山东同乡来津谋生者大多为劳动人民，亦有少数人经商致富闻名津沽，军政官僚中原籍山东者亦不乏其人。1931年间在津的山东人已约有10万人之多，其中很多人的子女得不到上学机会。曾有一些山东官绅倡办山东公学，如前清道员丁某首倡此议，1930年山东费县王太史、济宁骆府丞也曾提出过办学之事，惜均因经费无着而未成功。1931年有《大中时报》社长徐皆平先生对办学事极为热心，由他出面联系山东在津各界人士，请求赞助，得到多人响应。由北洋军阀时代的退职师长董赞勋出头假靳云鹏宅中商讨办学之事。到会者除军政靳、董等人外尚有山东巨商常勉斋、徐峄山、刘锡三等人。盛锡福帽庄经理刘锡三建议：要办学应先组织同乡会，以同乡会的名义成立会馆，由会馆的董事会来筹措办学基金和为同乡办理救济和福利事业。大家一致赞成此议，乃推举徐皆平兼任山东公学的校长，委托他全权办理建校事宜并主持筹办同乡会，进行筹款。以后筹委会的成员陆续增加，多方联系同乡数十人。

经过徐皆平的四处奔走，首先在当时的英租界黄家花园明德里创办了一所简陋的“山东公学”，免费招收山东同乡中失学的子弟。办学校与办慈善事业都需要大笔款项，只靠少数几个人的力量是难以成事的，经过徐皆平多方努力说项，终于组成山东会馆董事会，初次成立时共有成员25人：

徐皆平（《大中时报》社社长，山东公学校长，成立山东会馆后，被选为会长。）

徐抡一（市立第一医院外科主任，山东医院成立后兼任外科主任，后担任院长）

刘海亭（德盛建筑公司经理）

黄连生（和记洋行华帐房）

王辅庸（新和昌洋行华帐房）

刘锡三（盛锡福帽庄经理）

徐晓庵（华北酒精厂经理）

于东川（中医、山东登、莱、青同乡会会长。该同乡会成立在山东会馆之前）

岳福臣（兴隆粮栈经理）

杨文卿（乙种工业学校校长）

杨席九（通和公粮栈经理）

赵勤斋（谦祥益辰记经理）

宋仁甫（裕仁针厂经理）

王玉中（中兴织绸厂经理）

刘兹兴（律师）

商翔九（律师）

张言庭（诚文信文具店经理）

董赞勋（卸任北洋军师长）

王敷五（致昌与颐和银号资东）

王瑶庭（大连公司华帐房）

邹仁甫（泰丰粮栈资东）

邹馨泉（泰丰粮栈经理）

张寅东（大连码头某轮船公司管帐）

孟肄祥（瑞蚨祥资东）

宋棐卿（东亚毛呢公司经理）

董事会是会馆的最高权力机构，山东同乡会一切重要决策都要通过董事会议决。对外交涉靠董事会疏通门路，扩大影响；董事会还千方百计地设法为会馆、学校筹款作经费、为灾民筹款办赈济；更要严格审核经费开支，每年一次向全体委员报告。另外以山东同乡会的名义聘请一些名人为名誉董事，如靳云鹏、孙传芳、于学忠、徐峄山、常勉斋、熊炳琦、卢永祥、潘复，董文有等人。更尽力联系一些较大的山东商号如谦祥益、蓬莱春、泉祥鸿、正兴德等作为集体会员，以求取得他们的赞助。(www.xing528.com)

山东会馆是以创办学校而开始，先有山东公学而后才成立的山东会馆、之后再进一步扩展了山东公学。1933年徐皆平积极为山东会馆筹购办公及使用的房舍，经人介绍看中原特别一区大沽路95号（现河西骨科医院原址）一处大院。此处系薛姓的房产，计占地4.96亩，有大小房屋30余间，包括主楼上下两层，8间正房；院内东北角另有小楼一座，院落地势宽阔有树木及花圃，售价31500元。当时董事会无款购房，乃发起向各界募捐，首先托人向孙传芳说项，孙首捐1000元，继之由董连生、刘锡三、徐峄山3人各捐300元，其他董事各认捐百元至几十元不等。徐皆平乃以此款先交房主薛某订立草契。徐即转手以此契向英商先农房产公司抵押2万余元，付清薛某房款。徐皆平旋即四出奔走多方募捐购房之款，先后到过张家口、包头、哈尔滨等处，历时数月始募得7000余元。虽能偿还先农公司一部分债款，但仍相差不少。1935年董事刘锡三提出一个筹款办法，即发行“同乡会六厘债票”，经董事会同意遂开始印制发行推销。原计划发行2万元债票，以其款半数还给先农公司欠款，半数用以增建可供出租的临街楼房。但此时华北政局不稳，风雨飘摇，人心惶惶；11月13日孙传芳被施剑翘枪杀于居士林，在此情况下认购“六厘债票”者自然不甚踊跃，推销结果并不理想，只勉强售出半数。其时临街楼房已招工承建，破土动工，只好先以此款建筑可供出租的二层楼房20余间，历时半载而成。临街大铁门上筑骑门楼，门额上镌有“山东会馆”四个大字，雄劲有力，系名书法家陶玉耕先生的手笔。临街门面楼房租给大通印字馆等商号和部分住户，会馆以房租收入全部充作经费开支。

同年，鲁西洪水成灾，淹没10余县，民不聊生，急待救济。天津山东会馆出头承办鲁西赈灾捐款，以演义务戏、义售字画、报纸宣传等多种方式进行募捐。天津各界人士慷慨解囊，短期间竟募得赈款3万余元，分批汇往灾区之后尚余一万零数百元，经董事会议决以此款清偿先农公司债款，将会馆抵押之房契赎出。至于前所发行之“六厘债票”，议定分5年抽签偿还，以房租部分收入抵还债票，至1941年全部偿清。最后一批清偿时，因物价上涨，债票本身实际已大为贬值，持有者吃亏不少。

1940年5月，董事会为纪念筹建会馆出力出钱人士，请陶玉耕先生为文记叙始末，镌之于碑立于会馆院中影壁之后，并筑有小亭覆盖石碑，碑亭上覆琉璃瓦，典雅美观。笔者在学生时代常到碑亭内观摩，石碑反面刻有捐款人名单，正面碑文最后署名是“山左诸城刘大同”，实际全文系由陶玉耕所写。后人不知真正写碑文的人并未署名，日久恐将被湮没无闻，谨此订正。现在此碑存于天津历史博物馆保管，过去山东会馆的遗迹仅剩下这唯一的石碑了。

（二）山东会馆的经费与成员

山东会馆会长是创办山东公学和成立会馆功劳最大的徐皆平先生，他对《大中时报》社的事过问不多，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创办公学与会馆事务上。奔走各地募款买房，疏通渠道登记立案，延聘教员不辞劳苦，终于给山东旅津同乡办成了这么一个福利救济和子女求学的处所。因有许多日常事务要做，必须配备必要的办事人员。经董事会研究会馆设立秘书、会计、外勤、内勤各一人。秘书一职开始时由《大中时报》编辑张文斋兼任，办理一切往来函件公文，后来改由陈铮担任。初任会计是阎佐衡，后改为司厚堂，司之后交由战龙海担任时间最长，最后换为吕新园一直到山东会馆停办。会计的职责除经营会馆一切往来财务外尚兼管临时赈灾捐款。外勤员是张国良，负责对外交涉、联系、收捐款、敛房租、收会费以及替会员办理可能解决的一时困难。内勤员是杨名勋，住宿在会馆内，经理一切内务、清洁卫生以及看门值夜等。

山东会馆的会员分两种：一是个人会员，二是商户会员（即集体会员）。个人会员和商户会员又各分为甲、乙、丙、丁四等。个人会员中甲种会员每年交会费5角，乙种4角，丙种3角，丁种2角。商户会员中甲级商户每年交会费10元，乙级8元、丙级6元，丁级4元。个人入会手续简便，凡系原籍山东，在津落户，有职业，经过会员一人介绍即可入会。商户会员的股东或经理是山东同乡，都是经董事或会员邀请来入会的。会员的义务是交纳会费，介绍会员，为同乡办事等等。会员的权利是参加每年一次的全体大会（实际只有部分人到会）。如会员碰到临时困难可以随时找会馆代为帮助解决。个人会员每人发给证章一枚，甲乙丙丁四种在颜色上略有差别，商户会员则发给印制的彩色证书，由商店镶入镜框悬挂墙上。凡是山东人经营的商号如谦祥益辰记及保记、正兴德荼庄、泉祥鸿茶庄、蓬莱舂饭庄、诚文信文具店、瑞蚨祥绸缎庄，东亚毛呢公司、兴隆粮栈、通和公粮栈、泰丰粮栈、盛锡福帽庄等都是会员。山东会馆举办的各项慈善事业都少不了这些商户会员的大力资助。

个人会员的人数流动性很大，虽不断有新会员慕名来参加，但也有些人交过一二次会费后就不再交了。统计前后参加曾经在册的约有3000余人，这些人中也包括商户会员中的山东籍伙友再以个人身份入会。在各省会馆中山东人数为最多。在会馆开办初期每年约收会费3000余元，即以此款作为会馆经常费开支，每年决算收支相抵，略有节余。后来物价上涨，但会费不能涨，经费开支不敷应用，就借助于房租收入和捐款来维持了。

（三）山东义地

在旧社会，各省在天津成立的同乡会馆都是以办理其本省慈善救济事业的群众组织，虽说是民办，但如没有相当有力的后援也难以成事。山东会馆办理各项慈善救济主要是靠募捐，募捐的对象是鲁人在津的巨商大贾和军政界人士。天津的山东义地大都是这样募捐而来。这些捐助人的目的多数人是做善事，积阴骘，但也有些人则是为了沽名钓誉，提高其在同乡会里的地位。早在山东会馆成立之前，在黑牛城就有一块山东登、莱、青同乡会所购的义地，惟只限于登、莱、青之同乡使用。山东会馆成立后感到一些同乡在津病故而家属无力运回原籍，在津觅地埋葬颇为困难，经董事会议定分头募款在四郊购地。先在土城尖山一带购荒地40余亩，作为义地使用，后又在西头姜家井购荒地40亩，作为第二块义地，另有同乡会李彦章先生捐出他在河东津塘路旁的20亩作为第三块义地，这样连同黑牛城原有的那块义地就共有四块了。只要是山东原籍的同乡在津故去，有困难者均可申请埋葬在义地里。手续也很简便，是会员可到会馆打个招呼就可免费破土入葬；即使是非会员也只要有一个会员来证明某人是山东某县人，即可领条入葬，虽说规定酌量收费，实际上绝大部分是免费。丧者家属有条件的自行购置一方简单石碑，刻上死者姓名，立于墓前，每年清明来义地扫墓添坟，酌量给义地管理人一些添土费。

解放后由会馆将所有义地的产权交给政府统一管理。现在天津宾馆的一部分即原来黑牛城山东义地旧址。

（四）山东会馆的慈善事业

作为山东同乡会的会馆自然应该对在津的山东各界人士特别是生活困难的贫苦同乡给予援助和解决，但也只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罢了。山东会馆以其有限的人力和财力确实尽力做了一些救济事业，如前文所述的举办“鲁西赈灾”，1935年董事们全体出动通过各种方式募得3万元赈款即是一例。即在平时也不断尽力做些救济的好事，如对流落在天津而无法生活的同乡给代买火车票，资助回乡等。虽然也偶而代为介绍一两个工作，但实在为数太少，主要因为当时失业现象普遍存在，沿门乞讨者比比皆是，粥少僧多，一个小小的会馆又何能为力！

1942年日军在山东实行“三光”政策，疯狂地屠杀中国人，人民陷于水深火热苦海之中，逃难来津者甚众。有不少难民无处投亲，流离失所，无以为生。会馆董事们开会研究，立即分头募捐，短期内募得1万余元作为赈济山东来津难民之款。经过粗略调查，不论大人、小孩，一律每人发给赈款3元，短短三天即全部发光。

1946年夏天国民党军队撕毁协定，开始向解放区进攻，发动全面内战，又不断有各地难民涌入天津。至1947年秋季来天津的山东难民更大量增加，除去一部分能投亲靠友外，尚有不少流离失所，无以为生。有些难民无处存身乃携家小来投靠会馆。会馆里到处都挤满了难民，他们吃、住都在会馆，实在容纳不下，会馆又给安排去旅馆或学校住宿。徐皆平会长召集董事开会研究，别无良策，只能又一次发起募捐。这次大约募得法币500多万元。当时天津尚在国民党统治之下，物价飞涨，粮食缺少，有钱买不到粮，几百万元也当不了什么大用。董事会只好把募来的救济款直接发给难民，按大人、小孩逐人发放，并声明只能发此一次，会馆无力再办救济。这是解放前山东会馆最后一次募款救济活动。

会馆经常性的工作是替会员应声作保、开证明、办免费、舍暑药、发棉衣以及替商户向当时政府疏通，说些好话，请求减免税款等等。

（五）山东公学

前文已提到1932年徐皆平曾先在黄家花园附近明德里创办“山东公学”，自会馆成立之后，同乡中的子女要求入学者逐渐增加，董事会感到明德里校舍狭窄不能发展，乃倡议另行购买新校舍。1940年经人介绍觅得会馆附近芝罘路（现名苏州道）两个大四合院，该处系烟台商业公会会长张子樵的房产，以同乡之谊只索价9万元（伪联币）。此房地势宽阔，经徐皆平看中，认为适合学校应用，乃发起又一次的募捐，这次主要是向山东在津各大商号进行劝捐。当时伪联币己开始贬值，日伪捐税又重，与其让日伪逐步侵吞了去还不如捐些钱出来办学校做点好事。9万元在那时已不算什么巨款，很快就由各商号凑齐交付张子樵，将该房契过户给山东会馆。经过拆旧盖新，按学校布局改建成教室和办公室。徐皆平校长主持将山东公学从黄家花园移来此地，扩大班次，增聘教员，添设教学设备，招收新生。山东公学创办之时只限于招收山东同乡的子女，移来芝罘路新址后逐渐打破此界限，附近居民的子女也可报考入学，对贫苦者仍可减免学费。

学校的经费开支以及教职员工的薪金除来自学生所交纳的学费之外，均系山东会馆的董事们募捐而来。因来之不易，所以这个学校的教职员的待遇比一般学校要稍低一些。但是在教学质量上一向是严肃认真，特别是在语文课方面要求水平较高，校风艰苦朴素，所以有不少家长愿送子女到山东公学来学习，当时校内高班有不少远路而来的学生。

天津解放后，毕鸣岐兼任山东会馆董事长时将山东医院改称“津光医院”，同时将山东公学改名为“津光小学”。那时徐皆平校长早已因病卧床不起，校长改由一位姓刘的女士担任。津光小学的经费全靠毕鸣岐向工商业联合会募捐资助来维持。1953年集体办的学校收归市办或区办，津光小学交河西区教育局，后改称为苏州道小学迄今。

（六）山东医院

1937年“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大沽路山东会馆的大楼曾一度全被日本人强占，成立伪华北电业公司，只给会馆留下院内东北角上的小楼房办公。其后伪华北电业公司在院内搭盖板棚房屋仍有继续扩大之势。山东会馆的董事们商讨对策。为了设法收回会馆的产业，只有在此成立一个慈善救济性质的、各科俱全的、有足够规模的医院才能有理由设法找日本人交涉，将电业公司挤走。议决之后，董事们分头多方面进行，1939年即开始筹备，一方面托人向伪市府再三说项，取得支持；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设法筹措开办医院的基金。

1942年日伪华北电业公司迁移到河东现在进步道市电力公司的原址，而将此处改为仓库，存放日伪配给物资。徐皆平乘机运动日本人将仓库迁移他处。会馆如愿以偿收回全部大楼及庭院，当即按正规医院的要求对原建筑进行改建和装修。边筹款边建院，费时颇久。

筹委会以胸外科专家张纪正大夫为首，在徐抡一大夫的协助下投入紧张的工作，从各处延聘名医师，多方找寻门路购置各种医疗设备（如以45两黄金的高价从一位邓大夫手中买到一台德国西门子制造的X光透视照像机，在当时是很难得的）。各科医疗器械日臻完备，又从药店赊购一部分药品充实医院药房。在各方面的支持与赞助下，几经周折，山东医院的筹备工作接近完成，这时尚缺一笔开办费。山东会馆邀请京剧著名演员谭富英、李世芳领衔在中国大戏演唱义务戏两天，为医院筹款，一切就绪后山东医院终于突破层层困难，在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不久即正式挂牌开诊医病了。

医院开创时院长张纪正尚兼脑外科主任，副院长由市立第一医院外科主任徐抡一兼任。所聘请的名医如赵孝博、高锡宾、毛羽鸿、宋子孚、李梦湖、梁锡田、张锡豪等大部都是兼职，半义务性质，只能在本医院应门诊半天，定期在住院部作手术。住院部有病床33张，分甲、乙、丙三等。此外有X光室、化验室、手术室、注射室、药房、病历档案室等设施，在中型医院中确是颇具规模。但山东医院的收费标准实非穷苦市民所能负担，加之天津在日伪和国民党统治时期价物连翻上涨，医药费更为昂贵，医院又随之增高收费就更非普通市民所能担负了。因之来医院就诊者日益减少。医院入不敷出，经费无着，曾一度关门停诊约半年多。后经董事会研究：降低收费标准，设法节约开支，会馆负担一点费用，仍维持继续开诊。医院行政也有变动：张纪正改为名誉院长，但仍照常来院参加会诊和作必要的手术，不过全是义务性质，其诊费和手术费收入全部交给医院。由原来的副院长徐抡一接任院长，另由会馆工作人员协助医院工作，亦系义务职。

自第二次开诊之后，来医院求诊之病患者如系贫苦会员，确实无力负担医药费者可以到会馆中申请免费。经会馆核实后发给证明，病人即可享受免费就诊、取药以至住院一直到治愈后出院，一切费用均由会馆担负。亦有少数病人虽非免费户，但自住院后长期拖欠医疗费，无力交纳，出院后也只好不了了之。后来山东医院的免费户越来越多，许多住院病人出院后也无力还清欠款。因之医院收入锐减，经费无着，连职工的工资也发不出来，1948年中再度被迫停诊关门，由院方设法将护士、职工临时安插到其他医院中工作以维持生活，仅留少数人留守看院。

（七）尾声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多日山东会馆及山东医院仍处于停顿状态，无力维持，会馆留守人员张国良去找市工商联主委毕鸣岐（毕原系山东会馆甲种会员，热心赞助者之一）。张向毕陈述了会馆和医院的窘境，请他来会馆和医院视察，设法帮助恢复。部分旧董事应邀开会，一致推举毕鸣岐担任名誉董事长。此时山东会馆会长徐皆平久病卧床不起，早已不能理事，经征得他的同意改选于东川为理事长主持会务。毕鸣岐大力支持恢复医院开诊，他个人捐献出很多木料来维修医院内部，在工商界捐款协助医院复诊，主持将山东医院改组定名为“津光医院”由赵孝博任正院长，徐抡一任副院长。聘请各科专职医生，找回离院之大部员工，经过筹备、开会、学习而重新开业应诊，改变作风，面向工农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救死扶伤，治病救人，成为一所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新型医院。

解放后一切救济事业统由各级人民政府管理，纳入工作日程，有专人负责，不但效果显著而且全面彻底。过去各省在津会馆已无存在价值。1953年山东会馆的产权自愿交给政府，医院由市卫生局接收交给红十字会管理，津光医院改称红十字会医院。院长由徐抡一担任。王云生、张国良办完移交手续后二人均转到红十字会医院工作。此处在“文革”时改称“大营门卫生院”。地震后翻盖扩建为四层大楼，增添设备，加设病床，升级为河西骨科医院，以崭新的面貌为病患者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