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会馆状态简介，1956年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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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馆是随着商业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地域性的公益组织。早在清朝中叶天津就有会馆出现了。会馆是以联络乡谊、发扬乡里互助、举办慈善事业为名，号召同乡集资修建的，有的还在其中供奉乡土流行的神佛。帝国主义入侵后，天津辟为商埠，南北各地人口交流频繁，商业和交通迅猛发展，成为会馆的繁荣时期。天津解放后尚存的闽粤、江西、山西、怀庆、浙江、江苏、广东、安徽、云贵、山东会馆，以及庐阳公所等，多为该时期相继产生的。这些会馆从发起人来看，有官僚政客，有大商人；从经济来源看，始建时都是由同乡集资建房，然后以出租房地产的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同时辅以会员交纳的会费，个别的向同乡发放公债或靠替同乡商人联系交易抽收佣金；从管理制度来看，有值年制、共管制、董事制等；从业务内容看，大都兴办义园、公墓、学校、医院、养病所和少量救灾、冬赈、资助贫苦同乡还乡、灵柩返里等公益事业。

天津解放后，会馆一般陷于停顿状态，会员群众对会馆态度淡漠，会馆负责人或回原籍，或死亡，或隐匿，所剩无几，也不愿再管，有的主动提出将会馆交政府接管。各会馆均已成为有名无实的组织。1954年12月全国城市救济工作会议决定：“各地对旧社团调整工作不宜拖延，对名存实亡无人主持的社团或虽已调整而无办理事业可能的社团，均应逐步结束”。经天津市人民委员会批准，山西会馆于1955年6月结束，其余会馆及公所等，以“津委政（56）字第67号”文批示，于1956年4月全部结束。现根据档案资料，将天津解放初期尚存的11个会馆情况简介如下。

闽粤会馆

清乾隆四年（1739年）建立。随着商业的发展，闽人（主要是厦门人）与粤人（主要要潮州人）来津经商者渐多，为了掌握市场价格和抵御外地人排斥，厦门帮成立了“苏万利公所”，潮州帮成立了“万世盛公所”，均作为同乡来津经商者居住和聚会议事的地方。经费来源靠会员中的大商人们募集和同乡所贩运的货物按件抽取千分之五的佣金。后来因为两帮经营的货物多为一致，潮、厦两地相近，语言相同，乃合议共建闽粤会馆，附设岭南及闽粤山庄——义地。该两帮的“公所”也由会馆管理，除义地业务外，也偶有对个别贫困同乡进行救济事宜。

会馆的会员全系商号，其组织形式最早是理监事制，由潮、厦两帮部分在津商店的经理轮流管理。1946年改为委员会制，解放后又改为董事制。由两帮中5个大商店的经理组成，从其中选出正、副董事长。当时的董事长是王远勃（兴发号经理），副董事长曾幼铮（慎德行经理）。

会馆原有房屋693间（闽粤会馆309间，潮帮“万世盛公所”144间，厦帮“苏万利公所”206间，义园房34间）。土地50.38亩。^[1]

由于闽粤会馆是由潮、厦两帮的大商人组成，长期存在帮派矛盾，且日益尖锐，后来主持人也不愿负责，组织陷于瘫痪。解放后，多次向政府提出请求代管或接管。1956年经市人民委员会批准结束。

江西会馆

江西会馆成立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昔日被称为“万寿宫”，宫内供奉许真君（据传说，宋时江西遇水灾，南昌将被淹没，许真君跳下水去，水即退落）。当时江西瓷商来津多走水路，为求神保佑航行安全，他们每到天津必到“万寿宫”朝拜。庚子年间，“万寿宫”被焚，后江西船帮和瓷商又合资重建，改称江西会馆。

会馆的组织形式在1937年“七七”事变前为值年董事制。董事长为李木斋（前清时曾任驻日公使）。“七七”事变后至日本投降时为董事制。董事长为牛元伯（前清时曾任知府，日伪时为新民会指导部长）。日本投降后到天津解放，为理事制。理事长为徐治（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委员）。“七七”事变前有会员120人，日降后减少到60人，多为商人。

会馆的经济来源主要是房租及少量停灵费。

会馆曾办过两个义园和一块义地，义园不久即停办。1935年至1939年办过一所江西小学，解放后又由赵仲轩、徐宗鸿、陈本鸿发起，重新办起江西小学。陈本鸿任校长，学生数从56人发展到200余人，教员9人。除此还办理一些资助贫苦同乡返里等等。并于每年旧历八月初一日和正月二十日组织两次同乡聚餐（据说是为纪念许真君的生日和祭日）。

——编者

会馆原有平房168间，义地54亩。

天津解放后，会员多已回籍或死亡，业务停顿。1956年经天津市人民委员会批准结束。

山西会馆

道光七年（1827年）由于天津商业逐渐发达，山西商人来津者日多，便由山西在津的13个势力强大、资本雄厚的大行帮中的巨商李芳林、阎永寿等发起，集资87650两，在锅店街建立了山西会馆。这13个行业为盐、铁、票、染、锡、茶、钱、账、洋布、皮货、颜料、杂货、当行。因会馆是13行帮捐赠的，所以会馆即由13行帮轮流管理。但多数行业带有行商性质，只有当行是座商，且资本雄厚，买卖又好，就以当行为总值年，管理会馆财产。1928年这些巨商又与官僚结合成立了山西同乡会，名誉会长是傅作义，实际负责人是孔泗坛（裕华银行经理）。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山西籍的官僚政客与大行帮的巨商们（主要是颜料商）又重新成立山西同乡会，总管会馆的一切事务。行帮值年制至此结束。这时的组织形式是理监事制。理事21人，监事9人。主要负责人是南桂馨、李实斋、张子直（曾任天津市副市长）、罗伟（法院检察官）、赵遂初等人。解放后改为董事制，董事13人，大多数是汾阳人，主要负责人是王玉斋。

会馆成立之初的业务只是各大行帮的巨商们联谊聚会，定于每年旧历六月二十四日、九月二十三日为众行业集会酬神演戏大典之日。各行业还有各自集会的日期。除此，也曾周济过个别贫苦同乡回籍，并为埋葬死亡的山西同乡设置了一块义地。1940年由董事蔚子丰、田善甫、李楚珍发起成立了山西小学。1944年又由王玉斋、樊世荣、田和斋发起成立了山西中学。后来各行业逐渐凋落，会馆的业务就只是收取房租，间或有些埋葬、迁坟工作。学校虽然名义上仍属会馆，实际会馆已无力补助学校经费。

会馆还有房屋441间，墓地25亩。

解放以后，原来的13行帮已四零五落，会馆组织已有名无实。1955年6月经市人民委员会批准结束。

怀庆会馆

清同治七年（1868年）时，怀庆府属各县药商来津经商者渐多，但来津后无处居住和存放药材。乃由药商张连堂等发起，由旅津怀庆药商集资置买房屋一处建立怀庆会馆。共有房屋40间。经常住津的怀庆药商三五十家，事业兴隆一时。津汉铁路修通后，各药商纷纷赴汉口、香港长住。最少时只剩协盛全、仁兴西两商号住津。会馆一度陷于无人负责状况。至1937年众股东来函公推阎怀青主持会馆事务。1938年春会馆前院南房6间后墙倾坼，部分房屋渗漏，阎自垫款1200多元修复。当年7月南路不通，南去经商的怀商又返回天津，住津怀商又发展到30多家。1941年春又成立了同乡会，并选出7名常务委员，2名监察委员和2名评议委员，事业又兴旺一阵。1942年京汉路复通，怀商又陆续南迁，董事只剩阎怀青、史安澜二人。而史只顾经营自己的牧场，久不过问会馆事务，实际仍是阎怀青一人负责，直至天津解放。1954年阎病故，会馆组织完全瓦解。1956年4月经市人民委员会批准结束。

浙江会馆

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时由严信厚（候补道、长芦盐运使）、张振起（铁路总办）、王铭槐（泰来洋行华经理）、李应更（候补道）、张诒谋（候补道）等人发起，以明代的浙江乡祠为基础，又在同乡中募款购买了部分房屋，成立浙江会馆。会馆座落在汕头路，占地7亩多，楼房40间，砖瓦房91间，灰房30间，罩棚一座。

会馆的组织形式初为值年制，1923年改为董事制，选董事长一人。最初董事会的负责人有周寅初（恒利金店经理）、张直卿（物华金店经理）、姒继先（天津道尹）等。1949年召开了会员大会，选出了新的董事会，董事长为王文典（东亚纺织公司经理），常务董事张章翔（中安产物保险公司董事长）。王文典死后，陈亦候（盐业银行经理）为董事长。解放后未再改选董事会，陈只挂名，实际主持人是张章翔。凡浙江人愿交纳会费者皆为会员，会员数最高达2200余人，以商人最多，西式木匠、西服店业和建筑业职工也不少。

会馆无基金，经费来源主要靠会员会费。此外就是同乡捐助、义园停灵费、义地安葬费等。

会馆无生产性组织。举办的业务有中、小学，有义园、义地、疗养院和对贫苦同乡的零星资助。浙江小学建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有学生450人，教职员工26人。浙江中学建于1938年，有学生445人，教职员工41人。

义园位于汕头路，占地76亩余，附设疗养院有病房15间。义地两处：第一墓地在黑牛城，占地50余亩，有小船一只，砖房两间，为贫寒同乡死亡埋葬的处所；第二墓地在唐家口，占地61亩，有池塘一个，砖房20间，为同乡中有钱人埋葬的地方。

会馆自1946年后就未召开过会员大会。天津解放后，除继续办理学校和公墓外，其他业务均告停止。会员不再缴纳会费，也不过问会馆事务，会馆房屋也陆续租出，董事会有名无实，于1956年4月经天津市人民委员会批准结束。

江苏会馆

清光绪十三年（1874年）南北交通发达，江苏人来津经商者日众，由当时江苏籍大官僚吴清卿、季士同、盛宣怀等倡议向同乡募集资金万余两，购得东门外磨盘街旧戏院，建房7间，后与水会公所用房互换（城内仓廒街），并加购两边空地建成江苏会馆。1913年以经费不足由同乡杨味云（当时财政次长）特捐500元，从此开始向同乡募集特捐、年捐（年捐最少的1元，多的20余元）。后又由同乡陈映渠、孙仲英倡议在三义庄（即今汕头路）购地建义园，在白庙村购地建公墓，办理同乡停柩、殡葬事宜。

会馆的组织形式始为值年制，负责人由会馆发起人担任或由其指定，后改为董事制。董事的条件是年满35岁社会团体之领袖，工商业高级职员，特别捐助者或其嫡系子孙。董事会最早的负责人有雍剑秋、孙仲英、巢季山、庄乐峰。后来的负责人有阮性言、周衡、杨固之等。有会员117人。

会馆有房屋111间（楼房57间，平房54间）；义园有房265间，土地12.39亩；公墓有房38间，土地146.26亩。(www.xing528.com)

会馆的经济来源主要靠会员捐助（特捐及年捐）。年捐按官职大小或商业规模大小分等级定数交纳，到1948年停收。义园、公墓也有部分收入。

会馆的经常业务为义园停柩及公墓埋葬。原则上会员、同乡均可免费办理，但也收取一些进门费、墓碑费等。外省人使用义园或公墓照章收费。曾办过一些偶然性的公益福利事业。清末江苏兵灾，会馆曾募汇赈款；1924年及1947年苏北水灾，曾募款救济。也资助过一些贫病或无力返籍的同乡。解放以后，卫生局禁止停柩，义园即无业务，公墓也因领穴者甚少，业务基本停顿。1956年4月经市人民委员会批准结束。

广东会馆

广东会馆创建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坐落在天津市鼓楼南大街。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时，由唐绍仪（袁世凯时的盐运使）、梁浩如（海关监督）、蔡述堂（大罗天游艺园及息游别墅旅馆经理、先农公司董事）、曹家祥（袁世凯时的警察督办）等发起，集捐款两万元购得该址，当年破土动工，光绪三十三年建成。后又向同乡募集公债，将会馆西北沿马路空地建成铺房百余幢，以出租所得供会馆开支（包括偿还公债）。民初旅津粤人增至2万多，为了便于同乡死后有埋葬和存柩之处，于1915年由梁炎卿、陈祝龄发起募资购置义地。先购得八里台地60亩，因勘得该地低洼，时被水淹，未用。后购得东局子地百余亩作为义地（即后来的山庄），埋坟1600余座。1919年又由陈祝龄、麦次尹集合同乡捐地捐款建立广东中学，招生2000余人。

会馆有会员217人，绝大多数是商人。实行董事制，董事会最初的负责人是陈祝龄、陈昭常等，后为罗耀庭（太古船行经理）、杨仲绰（又新化学厂经理）等。业务机构在名义上有总务、产务、福利等组织，实际仅有职员1人，收租1人，看管山庄3人。

会馆无基金，在建馆初期和遇有特别事故（如原籍遭水灾）时，曾举办过募捐或发放公债。民国以来会馆收入主要靠房地产的租金。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因物价波动过剧及房产受二房东操纵，房租收入大减，八里台土地又被人占用不付租金，经费拮据，会务本来不多，至此时完全停顿。于1956年4月经市人委批准结束。

安徽会馆

安徽会馆成立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当时安徽同乡旅津者业繁人众，为照顾同乡，联络乡谊，使同乡中往来的商人及赴京的考生有投宿的处所，在津同乡有议事的地方，即有人倡议建立会馆。遂由当时的官僚直隶总督杨士骧、军阀袁大化及有名的实业家周学熙等在同乡中发起募捐，购置新浮桥北地基10亩左右，光绪三十四年建成安徽会馆。1914年又接受李公祠捐赠的地基61亩余，建房出租作为会馆收入。后又由同乡捐款购地50亩左右，以一部分兴建义园，建厅厢20间，殡舍80间，另一部分作为义地。

安徽会馆的会员曾达500人，凡安徽籍人不分贫富均可入会。会馆的组织领导一直沿用董事制，董事由同乡大会推举。不设董事长，各董事轮流负责。会馆前期的董事主要有陈尧斋、周铭九、阮叔尘、陈一甫；后期的董事主要有周实之、方震初、郭治平、何毓甫、周少桓、王慈增。

会馆的经济来源主要靠房地租。会馆的业务主要是办理义园停灵及运柩回籍，并视收入情况酌办同乡公益事项。会馆曾与铁路、轮船部门建立关系，对贫苦同乡返里或运柩回籍有免费或优待办法。每年平均运柩20口。义园为同乡及他省人寄存棺柩，酌收租金。义地则专埋葬本省贫苦同乡，不收费用。1937年“七七”事变前会馆兴办过安徽中、小学，各有学生约400人，教员20人，均为安徽籍。办学经费来自同乡会员捐资。“七七”事变后因校舍被炸，设备被抢光而被迫停办。

1930年安徽遭水灾，曾组织募捐救济。后因战争动乱，不少房地遭破坏，加以币值不断跌落，会馆收入甚微，炸毁倒塌之房屋无力修复，救济同乡业务无形中停止。天津解放战役中义园的厅厢、殡舍均毁于炮火，业务即全部停止。

会馆原有楼房22间，平房109间，地基60余亩（被省立师范学校占去40余亩），土地50余亩。

天津解放后会馆已无业务，董事因年老多不出面，会员也寥寥无几，故向政府申请结束，1956年4月经市人民委员会批准结束。

云贵会馆

清宣统二年（1910年）贵州籍陈燮龙（曾任直隶巡按、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发起，由云南、贵两州省同乡募款在津兴建云贵会馆。当时位于河北宇纬路，目的是为了两省同乡往来天津有居住的处所，并为同乡解决一些生活中的困难。

会馆成立初，一切开支均由在津同乡凑资。1915年朱家宝（直隶巡按使）、吴焘（道尹）等开同乡会请捐款约1700余元，在会馆旁空地盖房出租，供会馆开支之用。会馆除设置义地一块用以埋葬死亡的同乡外，也曾办理过一些救济同乡事宜。1918年同乡龙济光（两广巡关使）带兵二师驻小站，以云贵会馆为驻津办事处，未出租金而捐助会馆500元。会馆以此款购洼地80亩（在何兴庄），拟建义园，但因款不足未建成。

会馆的组织形式，开始实行两省轮年值事，后改为董事制。最初的董事长是王人文（前护理四川总督）、丁道津（前清道尹）。后来的董事长是周静山，常务董事薛不器（新闻记者）、李迪光（中医）。

会馆原有房屋137间，土地101亩，地基20亩。1956年4月经市人委批准结束。

山东旅津同乡会（山东会馆）

山东旅津同乡会原为两个组织，即“山东旅津同乡会”“山东登莱旅津同乡会”。天津解放后，经该两个组织协商，报经市人民委员会批准，于1954年7月将“山东登莱旅津同乡会”并入“山东旅津同乡会”。1956年4月经市人民委员会批准正式结束。

山东旅津同乡会

1930年秋，由王景禧（前清翰林）、骆午唐（前清顺天府）倡办山东公学，组成筹委会，公推张树元为委员长，董赞勋、常勉斋、刘锡三、徐峄山为副委员长，徐皆平（大中时报社长）为筹备主任。翌年春召集第一次会议，决议将山东公学筹委会改为山东旅津同乡会筹委会，组成人员不变，而由同乡会创办公学。公学校董即同乡会董兼任，推徐皆平暂兼校长。后向同乡募捐10000余元，向银行贷款10000余元，于1933年购得大沽路楼房为会址，取名山东会馆（即后来的津光医院）。占地4.96亩，房30余间。1945年又创设山东医院，张纪正、徐殿元曾先后任院长。

会馆有商店会员300余家，个人会员4000余人。会馆的组织形式，在日降前为董事制，日降后改为理监事制。历届董事、理事、监事均以商业资本家占多数，名誉董事等均系军政要人，如靳云鹏、于学忠、孙传芳等。

会馆经费来源，除商店会员及个人会员一年内纳一次会费（均按划分的等级交纳，但因物价不稳，故钱数不固定）外，还有出租会馆门面房的租金。会馆的业务主要是管理公学、医院、义园、义地等经常事业，也救济过一些流离同乡（由东北和山东来津的山东难民）和举办过大规模赈济鲁西水灾两次。

山东登莱旅津同乡会

清光绪甲午战后，天津、烟台辟为通商口岸，海上交通顿时发达，山东登莱两州商民纷纷北来经商（以经营饭馆及客货栈业为多）。为解决旅津同乡贫病死葬等困难，由贾芸生（人和栈东家）、吕海寰（前清尚书）等发起组织登莱公善堂，由吕任董事长。向同乡募款购义地两处（墙子河及三义庄），后八国联军占领天津，该两处义地分别被英德租界当局强行收买，义地被迫迁至黑牛城。1927年吕病故，由从合菴、于东川等负责，并将登莱义善堂改组为山东登莱旅津同乡会。以自愿纳捐入会者为会员，并选出董事21人，以董政国为董事长。后又在同乡中募捐2万余元，在义地建柩室30余间，并修路、开渠，还购建会馆一所（在万德庄），但因地处偏僻，来往要路过日本兵营很不方便，便将该房改为养病室，会馆迁至于东川家中。日本投降后，改董事制为理事制。主要负责人为于东川和刘震川。会员以籍属山东登莱二府为限，完全为商店会员，计130家。

同乡会的业务为管理养病所、义园、公墓，办理资迁同乡或灵柩回籍，并收容自东北和鲁东逃来的山东难民或协助其生产自救。同乡会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商店会员交纳的会费。

丁公祠庐阳公所

成立于清光绪六年（1880年）。丁公是指丁寿昌，庐阳是丁寿昌的原籍（安徽庐州府古郡名，下辖合肥、舒城、巢县、无为、庐县5个县）。丁寿昌身后无嗣，旅津同乡捐资立祠，位于南马路丁公祠胡同。祠所建成后，余资购置不动产每年滋息。除岁修开支外，并资助贫苦同乡返里旅费及士子赴京会试费用。开始由同乡公推值年主事，后改为董事制。从董事中推选常务理事一人，下设干事一人协助常务理事处理日常事务，并设经租一人。1937年“七七”事变后，因地方不靖，始终未敢集会改选。董事们流离死亡，所剩无几。只有常务董事卫兴武、干事吴辅庭维持公所事务。1945年卫病故，靠干事及经租人维持。后干事吴辅庭辞职，公所陷于无人负责状态。每月开支靠房租，但房产少，入不抵出，欠债不少，并经常欠交税款，早已名存实亡。

公所原有房屋100余间，因年久失修，陆续倒塌，又无力修复，只得转归外人建造浮房，成为永租地基约30余亩，剩存房屋40余间。1956年4月经市人民委员会批准结束。

【注释】

[1]该文数字与前文所记有所不同，恐系资料来源各有不同，本着多说并存原则，照录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