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第一块国产手表诞生地

廖　瑞

在天津解放后发展起来的新兴企业中，天津手表厂象是一颗璀烂的明珠，它以自己发展壮大的历史证明了我国手表工业蓬勃向上的生机。

早在1955年，第一只国产手表就在这里诞生了。30年来，产品不断升级换代，累计产量已达2400多万只。

从建厂到现在，手表厂多次填补了我国手表工业的空白，有着“四个第一”的光荣历史。第一只由我国自己制造的手表——“五一”表；第一只由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手表——“东风”表；第一只销往国外的手表——“海鸥”表；第一只自行研制、达到国际标准的女式手表——“海鸥”女表，都出自这个厂。

目前，天津手表厂已发展成为拥有5千多名职工，具有各种现代化专业设备的大型综合性企业。每年产量300多万只，能够生产两个系列、5种牌号、13个品种、几十种花色的机械手表和指针式电子石英手表

“海鸥”表被誉为当代“中国计时之宝”当之无愧。不仅在国内享有较高的信誉，而且每年有近三分之一的产品出口到港澳，东南亚、东欧、北美等10个国家和地区。

“海鸥飞往洛杉矶”，“海鸥飞往南极洲”，说明“海鸥”已经有了一双坚强的翅膀。

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商品经济的活跃和发展，为天津手表厂注入了新的活力。产品市场不断开拓，经济效益连年提高，手表工人盼望“海鸥腾飞”，让国产手表跻身于世界名牌产品行列的愿望即将成为现实。

有人曾经说过：“计时工业标志一个国家工业的精度”。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当人们瞪大眼睛，密切注视着“第三次浪潮”的趋势，贪婪地吮吸着世界上一切进步与文明的时刻，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代表工业精度的行业是怎样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历史。天津手表厂的历史恰恰是这里的一个窗口，它经历的创业、发展、起飞三个阶段是我国手表工业的缩影。

一、创业

如今的天津手表厂，座落在市区的西南端，北临中环线，南靠风景秀丽的水上公园，占地10余万平方米，冬天苍松翠柏，夏日繁花似锦，是一座美丽整洁的花园式工厂。然而，第一只国产手表诞生时，却只有一间10平米左右的小屋，那里才是真正的摇篮。

解放初期的天津，百废待兴，已是奄奄一息的钟表工业刚刚复苏。一大批修表出身的工人集中到两家钟厂里，一家是生产“象球牌”木钟的公私合营华北钟厂，另一家是生产“金鸡牌”闹钟的华威鉮厂。

当时，分别担任华北、华威钟厂公方厂长的杨可能和张洁升组织了第一只国产手表的试制。现任国家轻工业部第一机械局局长的杨可能是天津手表厂历届领导中任期最长的一位，他对天津手表厂有着特殊的感情。

1954年底的一天，在杨可能的办公室里围坐着4名工人，他们是华北钟厂的江正银、孙文俊，华威钟厂的王慈民和从夷威表店请来的修表师傅张书文。这4个人便是第一只国产手表的试制者，是开创我国手表工业的元勋。当杨可能向他们宣布市轻工业局局长肖传道支持他们的建议，并批准正式成立手表试制小组的决定时，他们喜出望外，同时也深深感到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杨可能特意找来了报纸上各条战线为建设新中国填补工业空白的通讯报道，鼓励大家为国争光，为中华民族争气。

50年代的工人有金子般的心，火一样的热情，他们有决心、有毅力用自己的双手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上开创新的纪元。

试制组组长王慈民当时只有31岁，这个平时不爱说话的年轻人有一手技术超群的机械加工本领。他从小在烟台慈叶钟厂学车工，解放后经人介绍来到天津华威钟厂。他酷爱钟表行业，连做梦都想着有一天能亲手制做国产手表。当听到让他担任试制组组长时，他紧紧握住杨可能厂长的手说：“请领导放心，我们一定用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搞出自己的手表来，我要在自己的而立之年为新中国的建设做一番事业，要为发展我国的手表工业奋斗几十年”。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主持了第一只国产手表的试制，建厂后担任过车间主任、技术科长、检验科长，做过技术、管理和党务工作，还参加了我国第一个赴苏联钟表工业考察团，直到他1984年去世前，还在为手表工业的发展孜孜不倦地工作着。

提起王慈民的技术，在厂内流传着一段佳话：有一次，钟表厂进行工人考工定级，他接到的题目是配制天车上的一个零件。只见他敏捷地爬上天车，用卡尺测量了坏损零件的尺寸，回到车床旁，选了一个毛坯件，车、铣、锉，一阵紧张加工，他做的新零件装到天车上，试行车一次成功，当时在场的人都惊奇地鼓起掌来。负责主考的领导破例给这个年轻人评定为七级工。

试制组里年龄最大的一位是张书文，当时也只不过40岁，可在修表技术上已是名符其实的老师傅了。他从小在钟表店学徒，论手艺，在同行中是佼佼者，不然，杨可能也不会把他从华威表店请了来。他摆弄了半辈子钟表，尤其是精通各种外国名牌手表，各种表的结构，零件的尺寸，都在他脑子里装着，象是一部外国手表的活字典。修表中最难的活是摘尖、补齿，经他一修理，完好如初。有一次，一个外国商人送到表店来一块瑞士名牌表，经检查，其中一个零件损坏了，当时表店没有这个配件，张师傅用手工做了一个装在表里，简直看不出是后配的，表走得还是那么准。外国商人取表时赞叹不已，最后用生硬的中国话对张师傅说：“可惜你们中国不会做手表。”这句话刺痛了张书文的心，很长时间以来一个愿望在他心底躁动着、咬啮着，他不只一次地跑到华北钟厂找杨可能，撺掇他早下决心试制手表。

试制组的另外两名工人，一名是亨得利表店出身的装配工江正银，另一名是专门配制各种手表零件的育华钟表零件厂出身的小车工孙文俊，也都是各具特长的能工巧匠。

就是这4名工人，用他们智慧的双手，回击了“中国只能修表，不能造表”的谰言。他们带着一个共同的愿望来到试制组。然而，他们面临的条件却是简陋到不能再简陋的地步，一间小屋设在华威钟厂的二楼上，四台陈旧的皮带式机床，是充当车、铣、冲、钻机加工的设备，没有图纸、资料，更谈不上任何可供参考借鉴的工艺、数据，既使有，4位文化很低的老工人也未必看得懂。那时候，我们国家刚开始培养自己的大学生，可是大学里都还没有精仪系和计时专业。旧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受压迫，传统的造钟工业只给我们留下了一批产业工人，因为有外国商品的输入，才使我们有了一批能修表的老师傅。当时，想找一名懂手表的技术人员实在太难了。他们也曾请来一位在精密机械制造上有权威的人士来当顾问，可是这位“顾问”只是光顾了一下试制组，便下了结论：“凭这种条件搞手表，简直是瞎摸海。”说完便扬长而去。工人们没有气馁，“顾问”的奚落反而激起他们坚持试制的信念。

试制开始后，他们遇到了更大的困难，没有专用材料。手表的零件很小，一个轮片，一个轮轴，都要用普通的铜板、铜棒去加工，这就需要先把毛坯磨细、磨薄才能加工成型。他们风趣地说：“我们就是那个把铁杵磨成绣花针的‘老太婆’”。

第一只国产手表的试制实际上就是仿制，而仿制不正是一切先进技术和发明的开始吗？他们找来一只苏联制“生那克”15钻三针粗机手表，一个件一个件地仿制着。简陋的机床只能加工出毛坯，大部分的加工是用手工抠制。手表中140多个零件中最薄的比纸薄，最细的象针尖，最小的只有小米粒大，而孔径、轴径的误差比头发丝小几倍。齿轮的啮合不是靠计算摸数，而是靠眼力，靠手工的精细。这些在现在看来极容易加工的活儿，在当时绝不比现代人搞航天器的零件更容易。但是，这些困难都没有难倒他们，反而锻炼了他们的毅力。在试制过程中，局和公司的领导来过，杨可能和张洁升两位厂长更是经常来试制组和4位工人一起研究问题，了解进度。但是，工人们懂得，一天搞不出手表来，就不能向国家伸手要设备，要材料，困难是要人克服的，路是自己走出来的。眼下的条件就是一无所有，我们的责任就是白手起家。试制不知反复了多少次，手上磨起了泡，眼睛熬红了，戴着眼镜的那只眼，长时间盯在细小的零件上，眼皮肿胀得又酸又痛。然而，这种痛苦是和欢乐联在一起的。他们忘掉了自己的家，忘掉了其它的一切，心里只装着一块表。

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试制，除去游丝、发条、钻石等几种原件，因当时国内没有这种材料不得不到表店去配以外，其余零件已全部仿制成功。

盼望已久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1955年3月24日下午5点45分，当最后一个另件装配完毕，4名工人聚拢在一起，为这只自己试制的手表上足发条时，奇迹出现了：表针开始转动起来，他们屏住呼吸，听见手表发出均匀有节奏的“嘀嗒”声，这声音和他们心脏的激烈跳动声融合在一起，在这间10平米的小屋里回荡。尽管这声音是那么细微，那么难以捕捉，但这毕竟是他们既熟悉又盼望已久的声音啊！象婴儿“呱呱”坠地一样，它大喊大叫着来到人间，声明着自己的存在，同时，给饱尝痛苦的母亲带来了极大的欢乐。4位工人，不，他们是第一只国产手表的母亲，望着手中的“新生儿”激动地流下了幸福的热泪。

当时，一连几天蹲在试制小组小屋里的《天津工人日报》记者张谛迅即拍下了这激动人心的场面，为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见证。第二天报纸上报道了“我国工人阶级试制出第一只国产手表，填补了新中国工业建设又一项空白”的消息。

随后，试制组又增加了一名装配工人杨春甫，在当年“五一”劳动节前夕赶制出5只样表。当年9月1日，华北、华威两大钟厂合并，成立了天津钟表厂。手表试制组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为筹建天津手表厂奠定了基础。1957年市里批准成立天津手表厂筹备处，1958年天津手表厂正式建厂。为纪念第一只国产手表的诞生，天津手表厂的第一代产品便以“五一牌”命名，中国的手表工业从这里开始了。

30年过去，国产手表到了而立之年。1985年3月24日，天津手表厂举行了纪念第一只国产手表诞生30周年庆祝大会，历届厂领导和退休老工人应邀回厂参加纪念活动。厂内彩旗招展，锣鼓喧天，充满节日的欢乐气氛。人们簇拥着几位健在的元老，新老三代手表工人济济一堂，畅叙着手表厂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专程从北京赶来的老厂长杨可能陪着几位老工人参观了厂史陈列室，在一排排展柜里，琳琅满目的各种新款式手表争奇斗艳，向它们的主人炫耀着自己的成长，而最吸引人们的还是展柜中央那只当年用手工抠出来的第一只国产手表。虽然它在群芳中显得有些寒酸，活象一只丑小鸭，但是它那熠熠的光泽却强烈地牵动着每个人的心弦，因为那是一部浓缩的历史，是一首无声的壮歌，是千万只展翅腾飞海鸥表的始祖。

在座谈会上，已是70高龄的张书文老师傅对刚分配进厂的一批大学生语重心长地说：“发展手表工业需要知识，需要科学和文化，我们那时试制手表是一穷二白，用土法上马是逼出来的。现在，海鸥表要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光有热情不行，要拼搏，更要求实，中国工业起飞还是要靠你们这些年轻人。”

当年的记者张谛也赶到手表厂参加纪念活动，他把自己珍藏了多年的那张历史资料底片交给了厂史陈列室，并提议为元老们再照一张合影留念。但遗憾的是，元老之一、当年任试制组长的王慈民过早地去世了。他为中国的手表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1983年退居二线以后，他仍潜心钻研手表技术，虽然他只有自学中技二年的文化水平，但是却翻阅了大量国内外手表技术资料，写了几万字的学习笔记。他生前写的《我国手表工业展望》一文曾获得市一轻局科技论文奖。

老一辈手表工人为我国手表工业留下了他们开创的事业，而更珍贵的是为后人留下了对事业执著追求和开拓的精神。

二、发展

1955年3月24日，第一只国产手表在天津诞生，它标志着我国手表工业的开端。(www.xing528.com)

同年5月，又试制成功6只15钻粗机手表。次年5月，研制小组扩大，决定重新选型，又试制成功36只17钻细机防水表。在此基础上，试制小组成员一鼓作气，于当年年底之前搞出了23只17钻细机长针三防（即防水、防震、防磁）手表。从而，确定了天津手表厂第一代产品——“五一”表的雏型。

1957年初，经由天津市政府和机电工业局批准，成立了“天津手表厂筹备处”，分别在本市湖南路10号、大理道新忠原里4号、吴家窑（现精神病院院址）3处设立了厂部和生产车间。当时，“五一”表工艺已经定型，具备了批量生产能力，职工已发展到300余人，并从当年高中毕业生中招考培训了首批技工人员。1957年全年生产“五一牌”手表400多只，经试戴和内部试销，走时精度良好。

1957年8月，国家轻工业部函发了“关于发展手表工业的初步意见”，确定在天津、上海两大城市有计划地发展手表工业，为我国手表工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1958年6月，“天津五一表厂”正式建厂，厂址在本市丁字沽（原市中级党校，现为轻工业学校和第二机修厂）。

如果把天津手表厂试制成功第一只国产手表到现在的30多年，分成三个阶段的话，那么，第一个阶段即创业阶段是指1958年正式建厂前的这4年。第二个阶段——发展阶段则包括了从1958年至1978年的整整20个年头。这20年，正是我们国家政治、经济几经周折反复，动荡不安，历尽沧桑的20年，手表工业的发展也是在一条崎岖坎坷的道路上走过来的。尽管生产发展了，技术进步了，企业前进了，但是用20年这样长的一个尺度来衡量我国手表工业发展速度，的确是缓慢的。天津手表厂豁然走上第三个阶段——腾飞阶段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20年的发展阶段，使天津手表厂从正反两个方面积累了经验，它毕竟是在走着一条前人所没有走过的路，是在痛苦的摸索和顽强的拼搏中成长起来的。

建厂初期正是大跃进的年代，一个新兴的工业也被卷入到狂热的旋涡中去。在诸多工艺技术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情况下，片面地追求增长速度必然带来适得其反的结果。

第一代产品“五一”表问世以后不过4、5年的时间便倒了牌子，几乎断送掉刚刚起步的手表工业。

建厂初期，工艺不定型，技术不过关，虽然引进了一些设备，但大部分工艺装备仍很落后，很多工序还是依靠简单的手工操作。在这种情况下，手表产量年年翻番，由1958年的年产2800只，猛增到1961年的76,000只。在此期间，4名苏联专家来厂协助解决工艺过关，调试进口设备。在专家倡议下，重新按照苏产“基洛夫”手表工艺进行设计。可是，未过多久，中苏关系恶化，专家撤离，遗留一大堆没有搞完的技术问题，使原来的工艺处于半停滞状态。加上当时国产手表使用的游丝、发条、钻石依靠进口，使“五一”手表的生产走进了死胡同。市场上对“五一”表质量问题反映越来越大，夹板变型，齿轮啮合性能不好，走时精度差，上弦响，拨针不灵，有的顾客气愤地说：“‘五一’表比臭豆腐还臭”。这时，上级要求表厂停产整顿，厂内部分工人发75%工资回家赋闲，辞退一批家在郊区农村的工人，刚刚建立的手表厂遇到了第一次大的挫折。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没有气馁，他们认真总结了教训，把精力转到重技术和质量上来。在停产整顿期间组织了技术练兵，成立了半工半读技术学校，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这批骨干力量不仅为手表厂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在60年代以后全国各地纷纷建设手表工业时，天津手表厂向十几家表厂输送了近百名技术人员。

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天津手表工人自力更生在工艺技术上正本清源，改进工艺，组织攻关，自己动手攻破了小孔模具，螺纹加工等技术难关。从1962年开始，在工程技术人员和老工人的密切配合下，对原工艺进行重大改进。1963年5月份搞出了“中华牌”18钻三防手表。当时，厂里曾决定将改进后的产品以“中华牌”商标推向市场，在征求意见时，工人们说：“在哪跌倒的还在哪爬起来，还是叫‘五一’表好”。改进后的新“五一”表问世以后，从走时精度到外观都有明显的变化，在市场上一度供不应求，凭票购买。直到现在，有人戴的新“五一”表20多年了还走得相当好。

当今国内手表行业中，大大小小的手表生产厂家有70多个，仅轻工部定点生产手表的专业厂就有34家。但是，众所周知，在手表制造中称雄的只有天津、上海这南北两大厂家。1955年5月，天津试制成功了“红星表”，7月，上海试制成功了“和平表”。1957年，天津生产了“五一”表，上海生产了“东方红”表，后改名为“上海”表。60年代初期，两家产量不相上下，质量互有高低。天津“五一”表受挫以后，上海产量压过去了，几项经济技术指标遥遥领先，这对天津手表厂的领导、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杨可能当时是主管生产技术的副厂长，“南刘北杨”已成为全国手表业同行公认的专家。杨厂长不愧是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他针对当时天津手表工业落后于上海的局面，提出“把产量让给对方，在质量品种上高人一筹”的指导思想，集中技术骨干力量抓质量，抓花样品种，抓技术开发。把外购盘套改为自己厂内作配套，为企业的价格成本竞争奠定了有利的基础。

1965年，杨可能厂长又大胆提出“自行研究设计试制新产品”的设想。他把眼睛盯向了国外市场。在国际上有一项规定，仿制他国的产品是不允许出口的。当时，津、沪两地的国产手表均属仿制，要想冲出国内市场，必须研制设计新产品。8月份，杨可能亲自挂帅组成了由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老工人三结合的新产品研制开发试制小组，试制工作由60年代初期天津大学计时专业首批毕业分配进厂的技术人员王亚舟主持。

在设计过程中，试制小组成员翻阅了大量国外资料，先后解剖了100多只国外样机表，并到国内各大表厂、手表专业商店、商场手表柜台进行了数十次技术调查。最后，集中各种名牌手表的长处，在平面布局上采用大条盒、大摆轮结构，设计出独具特色的“东风牌”手表。为了保证产品设计性能的最佳效果，试制组还制造了机芯零件的模型放大样，以使模型制作精确，达到仿真程度。他们在当时计算条件还落后的情况下，把参数放大100倍画在图纸上进行实际测量，小数点后面5～6位数的计算要靠笔算，靠查8位数学用表进行开方，最后用手工锉制模型。他们还带着自制的模型，兵分两路到东北、江南等有关单位征求意见。

正当新产品图纸设计和样机试制进入紧张阶段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这场造成动乱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大革文化命，一切进步的先进的东西都当成被革掉之列。于是“东风”表这株嫩苗还没破土就遇上了恶劣的环境。但具有顽强拼搏精神的手表工人顶住了狂风恶浪，战胜了艰难险阻，硬是把“东风”表搞了出来。还因为“东风”表是在压力下产生的，所以它从一开始就具备一种顽强的生命力。

80年代，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提出，“文革”时也有建设成就，南京长江大桥是“文革”中建成的，“东风”表不也是“文革”中搞出来的吗？可是，谁能知道，设计试制“东风”表的人们是在一种什么情况下完成这一壮举的呢？

1966年8月，新表试制小组正常工作秩序被一场意外的事件打乱了。当时，厂内一些人动用贵重的金属原料制作语录牌，试制小组的几名技术人员和工人看着心疼，贴出一张大字报，批评了这一做法。于是“反对最高指示”、“仇视文化大革命”、“反动透顶”的棍子向他们打来。当天晚上，试制组的王亚舟，张兆理，王久保被戴上高帽，拉到台上批斗，随后抄家，关牛棚。人们只知道发泄狂热，却忘掉了这几个人所从事的正是和全厂每个人命运相关的事业。厂长杨可能冒着自己被批斗的风险，召集试制组开会，叫他们丢掉个人的委屈，继续抓紧新产品的设计试制。领导的关心、嘱托，使刚刚挨完批斗的几个人热泪盈眶。

现为手表厂正、副厂长的王亚舟、张兆理当时都只有20多岁，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手表厂工作，他们是抱着繁荣我国手表事业的理想走向社会的。意外的打击，使他们迷惑、徬徨、动摇、不安。但是，对事业执著的追求激励着他们，挨完斗，他们默默地回到试制组，洗洗脸，揉一揉被扭酸的胳膊，又紧张地开始了测算，绘图。1966年底，图纸完成了，样机搞出来了，投入了批量试制。1967年，大批量生产。1969年国庆节，“东风”表正式定型投产。1970年，“五一”、“东风”产品交替，全厂转向生产第二代产品。1971年，又搞出了“东风”日历手表。“东风”表问世以后，一炮打响，不仅走时精度高，而且外观造型美，荣获“东风万里”的美称。“东风”，这个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多少还带有一些政治色彩的名称，反映了我国手表工人敢于向世界手表市场挑战的雄心壮志。1973年，“东风”表以“海鸥”商标出口国外，瑞士钟表协会曾对“东风”表进行了测试，他们不相信中国这样一个工业落后的，又处在动乱之中的国家会搞出自己的手表来。然而，事实使他们惊服了，他们不得不承认：“中国自己设计生产的手表达到了国际同类产品水平。”

继“东风”表研制成功以后，1970年，轻工业部组织设计了全国统一机芯手表，一方面促进了国内手表产品的升级换代，另一方面扩大了国产表的出口。

“海鸥”手表的出口使我国手表工业又有了长足的进展。1989年天津手表厂出口手表产品达百万只，占全年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并向罗马尼亚派遣技术专家，援建手表工厂。回顾我国手表工业走过的道路，从依靠进口，到自己制造，从仿制到自行设计，从进口到出口，从请专家到派出专家，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变化！

在“东风”、“海鸥”沸沸扬扬涌向国内外市场，天津手表厂技术进步得到较快发展的同时，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们又率先研制成功了“海鸥”女表，这是全国第一家搞出的唯一符合国际标准的女式手表。女表的成功，给企业增加了技术储备，为80年代天津手表厂在全国同行业的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海鸥腾飞”正是从这个基础上开始的。

天津，濒临大海，于是许多企业以“海鸥”命名自己的产品。而天津手表厂生产的“海鸥”表是这个城市的骄傲。

从第一只国产手表30年前在天津诞生的那一天起，手表工人就在用自己的智慧和劳动，编织着一个美好的“梦”：结束手表依靠进口的时代，开创我国手表工业的道路，让中国的手表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三分之一个世纪，三代人的追求，记录了多少欢乐，多少痛苦，多少崎岖坎坷的路途。只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梦想才变成了现实。

如今的天津手表厂，是国内瞩目的大型专业化手表生产企业，是一座美丽的花园式工厂。它象一颗璀灿的明珠，镶嵌在中环线西半环彩带上。每年，几百万只“海鸥”表从这里源源不断地流向国内外市场。它由一个默默无闻的企业，变为我市举足轻重的利税大户。

“东风”表问世以后，确实畅销了几年，但由于外观造型多年一贯制，大大缩短了产品的生命周期，加上生产管理的僵化模式，手表生产再一次出现了停滞。1975年至1978年四年中，“东风”表的产量始终在100万只左右徘徊，手表工业几乎走进了死胡同。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企业带来新的生机。1979年下半年，手表厂开始了内部改革的尝试。传统的生产管理方式打破了，僵化的观念动摇了，企业在整顿内部、加强管理的同时，学会了认识市场，懂得了经营之道。经过半年试点初见成效，当年产量达到140万只，打破了徘徊、停滞的局面。也是在这一年，“海鸥”诞生了。从此开始了大量向国外出口，23万只“海鸥”飞向世界。

商品经济的活跃，带来了市场的急剧变化，象潮涨潮落一样，过去未被认识的规律一下子强烈地反映出来。1982年，全国手表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上半年还是畅销紧俏的“海鸥”男表，下半年全面滞销。在紧要关头厂领导集中群众智慧，迅速果断决策：调头转产，生产女表。提出“人无我有，人有我新”、“适应市场，薄、小、方、黄”的口号。全厂职工奋力拼搏，使企业摆脱了困境。在其后的5年中，全国手表产品四次大幅度统一降价，而天津手表厂4次调整产品结构，产量由200万只增长到300万只，经济效益连年增长。“海鸥”女表连续4年获全国同类产品质量评比第一，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信誉。现在，天津手表厂每年有1/3的产品出口，行销港澳、东南亚及美洲、非洲、东欧的10几个国家和地区。“海鸥”飞往洛杉矶，“海鸥”飞往南极。中国手表终于走向世界。

从1979年试行改革到现在，又是一个10年过去了。10年中，天津手表厂生产了“海鸥”表2000多万只，是前两个10年产最总和的3倍。它象一个窗口展示了我国经济建设在改革中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

古人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而天津手表厂的这10年，既占天时、地利，更占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政策给企业带来活力；天津是国产手表发源地，具有技术优势。但更重要的是人和，企业效益好，留利多，除了扩大再生产，引进新技术，职工福利连年得到改善。职工工资、奖金在全市是一等的，全厂5000多名职工中，近半数的人分到了新住房。职工和企业的利益从来没有象现在拴得这样紧。

如今，老一代创业时期的手表工人陆续退休了，他们庆幸自己在有生之年看到多年的梦想成为现实。新一代手表工人更豪迈，他们把目标盯在国际市场上，正在编织着更美好、更绚丽的“梦”……

（转载自南开区政协《南开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