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夏第一屏到国际金奖

薛蕃荣

天津通信广播公司原名国营天津无线电厂，1985年改称今名。它的前身是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央无线电器材公司天津厂，我原是这个厂技术员。天津解放后，工厂由军管会电讯工业总局接收，改为军工厂生产军用通讯机，我继续留厂为技术员。天津无线电厂一直执行军民结合的方针，遵照技术自主、经济自给的精神，曾生产收音机、扩音机、电唱机等民用产品。1958年，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黑白电视机，是全国第一家生产电视机的工厂。当时我为厂工艺科科长，曾组织工艺科所属部门搞试制攻关，后来，我担任副总工程师，负责电视机生产技术和工艺流程。如今，天津通信广播公司已是我国电视机生产和出口基地之一，1990年全年生产彩色电视机401628台，黑白电视机420585台，出口电视机180276台，产品性能优良，款式新颖，质量可靠，多次获得优质奖，是深受群众欢迎的名牌产品。抚今追昔，盛誉与成就是经过全厂上上下下，包括我们工程技术人员30多年的艰苫奋斗而取得的。

“北京牌”黑白机的诞生和发展

1957年，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之际，国家决定发展电视广播事业，乃由主管电子工业的二机部十局，向北京广播器材厂下达了电视发射中心研制任务，给天津712厂则交付了研制电视接收机的任务。我厂立即抽调有产品设计经验的技术人员和装配调试熟练的工人，共8人组成试制小组，由黄什机同志主持设计。参与试制的人员对于电视这门综合电、磁、声、光的新技术极其生疏，不仅没有学过电视专门知识，又都没有见过电视机，有关制造电视机的参考资料也极少。所以，试制小组接受任务后，首先埋头学习电视的电路理论基础，了解电视机的技术规格、组成结构、元器件的技术要求，以及电视机的生产技术等。还到北京向刚从捷克学习电视技术归来、正参加北京广播器材厂承担电视中心设备的研制工作的同志学习，邀请他们来天津向厂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做报告，传授有关生产电视机的知识。

试制小组人员在初步学习的基础上，着手分析样机。多方设法收购去苏联的人员所带回的苏联制造的电视机，用以解剖分析。二机部十局刘寅局长于1957年底从苏联带回两套“红宝石牌”电视机机芯散件，二机部从苏联购进“旗帜牌”电视机样机、散件和图纸资料，都提供我厂剖析研究，对研制工作帮助很大。

随后，试制小组自己做样机，也就是做出我厂将要生产的电视机雏形。这一步难度很大，试制小组不是简单地照猫画虎仿制，而是反复从产品的功能、工厂生产条件、整部件和元器件的供应情况、质量保证、成本低廉以及使用、维修方便等多方面因素考虑，拟订设计方案，进行试制。先按电路的组成部分如电源、通道、扫描等部分，逐项进行试验，然后再联起来试验。试制过程中，为了打通电路，把元器件装了又拆，拆了又装，反反复复，无计其数。遇到问题，试制小组的人员虚心向曾留学苏联的同志请教。试制小组的同志经常彻夜不眠，争分夺秒，刻苦钻研，经过两个多月的苦干，终于不负众望，在1958年3月初，研制出第一台820黑白电视机样机。

1958年3月17日19时，北京电视试验台首次试播，我厂研制的样机，与一台苏联产的电视机，同时摆在试验大厅里。这台样机成功地接收到首次试播的电视信号，图像清晰，声音优美，接收效果可与苏联的电视机媲美。之后，我厂在当年“五一”节前夕，又赶制出15台，由厂党委书记张珍、厂长吴新和副总工程师施复言以及研制组的黄仕机、冯佩如同志携带10台到中南海向毛主席和党中央献礼，受到谭震林副总理的亲切接见。二机部十局特向我厂发来贺电，祝贺我厂成为我国第一家电视机生产厂家。更为荣幸的是国家特以首都“北京”的名字授给我厂的电视机产品。就在这一年，我厂生产了首批“北京牌”820型43cm（17″）黑白电视机215台，投放市场。

继我厂研制成功黑白电视机后，上海广播器材厂也在1958年7月研制成“上海牌”黑白电视机，当年生产了160台。从此，在一段时间内，黑白电视机的生产是“北有天无，南有上广”（北方有天津无线电厂，南方有上海广播器材厂）的局面。

电视机的研制成功，为我国电子工业开辟了一个新品种。但要经常生产，配套元器件供应不上，还有许多空白点。主要器件显象管依靠苏联进口，一些专用部件，如高频头、偏转线圈、行输出变压器、接插件、机壳以及结构零件等，需由制造厂家自行制造。为解决这个问题，我厂建立了一个生产电视机的车间，从电视机的零件加工、整部件装配到电视机装配调试、检验交库都在这个车间内进行。这个车间初建时，设备简陋，工艺落后，只配置了金属零件加工的机床，从苏联引进电视信号源和电子测试仪器，整部件和整机的装配调试则是在以工作台连成的生产线上，用手工工具操作，没有形成流水生产线，生产效率较低。当时，我是工艺科的科长，在这方面组织搞工艺工作的技术人员下功夫攻关是责无旁贷的。经工艺科技术人员龚行健、电视车间工艺组长杨修和刘国材，以及有经验的工人共同研究，设计制造工具，进行试验，颇有成效。如偏转线圈是三大关键部件之一，它的马鞍形行包形状特殊，绕线圈的铝制胎具的曲面弯度要求极其精确，在当时尚未运用计算机的情况下，不可能一次制造成功。必须边制做，边修整，反复多次试用，直到电视机上的图象达到标准才符合要求。好不容易制成了一个胎具，使用一个时期，有了磨损还得重新制做。这种状况，使有的做胎具工人情绪难免有波动，遇到这一情况，我们搞技术工作的也要首先去做思想工作。经过一段艰苦努力，电视车间工艺组摸索到一套合理的工艺流程，创制了效率较高的压塑模具和绕线胎具，还创制了偏转线圈半自动绕行包设备和行输出变压器高压线包的灌封设备等专用设备，解决了生产上的关键技术问题，保证了电视机生产的顺利进行。

黑白电视机于1958年投产后，在一段时间内配套元器件供应不上。尤其是显象管在1962年以前依赖进口，加上外购元器件和原材料价格高，占成本费用的70%以上，工厂生产电视机年年亏损，影响积极性。因此，我厂黑白电视机的生产，从1958年到1970年发展是缓慢的，13年间，只生产了39348台、平均每年才生产3000台左右。尽管如此，在此期间为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也曾费尽心机，采取了不少措施。如在1960年到1963年间，我厂组织设计人员研究生产普及型电视机，有不少改进，在电路上使用复合电子管，来复式电路，采用简易高频头，简化电源电路等；设计上尽量减少元器件数量，节省原材料；同时还简化外壳，用薄钢板代替木质的。这样改进后，成本有所降低，减少了亏损。又如在1966年，以黄仕机为主，与刘国材、俞鸿昌、黄琨培等技术人员，共同研制开发了825型35cm（14″）黑白电视机，这一新产品，又有一系列改进。采用三级中放、二级视放的方案，提高了灵敏度和对比度；改进偏转线圈的设计，提高了聚焦性能；重新设计的高频头，体积缩小，成本降低三分之一；新的机壳，改变大而笨重的外观，节省材料，节约工时。825型电视机试制定型后，于1968年投产，并投放市场，很受群众欢迎。到1970年我厂黑白电视机的实际成本已由1958年每台1144元降到460元，但国家规定的市场零售价却降到430元，工厂仍然亏损，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8年才转亏为盈。

进入70年代，国家发展电视广播和电视工业，各省、市、地区纷纷建立电视台，社会上对电视机的需求日益迫切。面对这一大好形势，我厂作为电视机发源地的厂家，应是更具有迅速发展的条件。但当时我厂军品生产任务比较重，1969年和1970年军品产值分别占全年总产值的94%和82%，而电视机的生产包括电视车间和其他部门承担的加工任务，仅有职工490人，占全厂职工总数的9.6%，产量不大，产值不多，而且年年亏损，要由生产军品的利润来弥补。因此，厂内有人认为“军工厂生产电视机是背包袱”，主张“与其在军工厂搞电视机生产，牵扯精力，顾此失彼，不如将电视机生产交给地方工厂，或者将电视车间独立划分出去。”这时，四机部刘寅副部长、王宗金局长来我厂视察工作，语重心长地指出：“你们厂是军民结合搞得最早的厂，今后还要抓好军民结合。当前就是搞好军品和电视机的结合，这既是政治任务，也是经济任务”。“现在全国各地都在抓电视工业，形势逼人，你们不要丢掉这个时机”。领导上对我厂进一步贯彻军民结合的方针、发展电视机生产寄予殷切期望，激励我们克服困难，奋发进取，继续向前。

之后，我厂认真讨论研究进一步搞好军品和电视机生产的规划，提出局部技术改造以及改造电视生产车间的计划。1972年，四机部责成四机部第十设计院会同我厂编制扩建初步设计方案。这一年，我结束了从“文革”初期“靠边站”的境遇，又恢复副总工程师的职务，负责电视机技术和工艺工作。我奉命与计划科饶树蕊副科长组织一个10人小组，编制扩大电视机生产的工艺设计方案。同年，四机部在制订“四五”规划时，初步安排了21条生产线的试制计划，将我厂拟建的黑白电视机生产线纳入21条生产线之内，并组织实施。

1973年，全国电视发展规划会议确定“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一个相当时期内要执行彩色电视和黑白电视同时并举、互相促进的方针……，而当前黑白电视已有一定基础，比较容易普及，因此，我们还要继续大力发展黑白电视，以尽快普及电视广播，满足广大人民的迫切需要。”根据这一精神，我们积极组织实现技术改造计划。至1975年12月，我厂新建的建筑面积达17806平米、有5层楼房的电视机车间建成。随后，新建的黑白电视机流水生产线、关键部件印制板制造、高频头装配、行输出变压器装配、偏转线圈装配的生产线相继完成，至1978年全部投入生产，黑白电视机产量迅速提高，当年生产了19113台，转年产量增至40539台。这条新建的黑白电视机流水生产线在1981年获得四机部科技成果一等奖。

在进行电视机车间技术改造的同时，1973年1月，我又受命负责抓电视机系列的技术工作。1973年6月，以原电视车间负责电视机设计的人员为基础，补充了一部分技术力量，建立了我厂第一个电视设计科，共有职工107人，担负电视系列（包括电视机、监视器、摄象机、录象机等）的研究开发工作，主要搞新品种开发。

在此之前，我厂生产的电视机完全是电子管电路，且品种少，只有35cm（14″）和43cm（17″）的黑白电视机，正在试制的也只有41cm（16″）和48cm（19″）的黑白电视机。60年代国外电视机已广泛采用了晶体管。与电子管相比，其优点是耗电量小，质量可靠，有利于装配自动化。因此，我厂于70年代初即由电视车间技术组俞鸿昌负责开始研究41cm（16″）晶体管黑白电视机。1973年12月，由四机部第三研究所牵头，组成全国黑白电视机联合设计组，共有生产、科研、学校、商业及广播服务部门等30多个单位参加。我厂被安排为这个联合设计组的副组长，并担任41cm（16″）、48cm（19″）通用机芯设计组小组长。具体任务是统筹全盘联合设计工作；负责41cm和48cm黑白电视机的试制和与之配套的两大整件（行输出变压器和偏转线圈）的选型和试制工作；以及对黑白电视机部标中两个项目“本机震荡在电视段的幅射”和“电源干扰造成的滚动及测量方法”的试验改进。

我厂推荐厂黑白电视机设计室主任刘国材、副主任俞鸿昌分别担任联合设计组副组长和41cm、48cm通用机芯组联合设计组组长，邓家勇（厂整件设计室主任）和吴澄分别负责偏转线圈和行输出变压器的选型和试制工作。在厂内以电视科、电视车间为主，组织了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试制小组。在整个联合设计过程中，刘国材、俞鸿昌担负极其繁重的任务，方案论证、初样试制及设计定型、生产定型，都在一年内完成。厂内参加试制的“三结合”小组人员全力投入试制工作。有的同志带病坚持，他们紧密团结，分工合作，遇到困难群策群力共同攻关，设计精益求精，试验分析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如为使41cm黑白电视机的印制电路板达到要求，反复重排了9次。再如，对840型41cm（16″）和48cm（19″）黑白电视机设计定型，前后经过3轮的试制才在厂内通过。然后拿到全国黑白电视机联合设计整机定型会议上通过，又经过生产定型的试制，这两种型号的黑白电视机分别于1976年和1977年投入生产。

1975年7月的全国黑白电视机定型会上，又决定我厂继续进行31cm（12″）黑白电视机全国联合设计，经过论证、制做样机，当年12月进行联合测试。转年1月投入100部样机，又经抽样测试予以改进后，于1976年第四季度又投入500部试制。到1977年6月通过了四机部组织的设计定型，又试生产3000部，直至1978年12月才正式通过生产定型。一个型号黑白电视机的定型，经过这样几个回合的试制改进，历时三年半之久。

在全国电视机工业蓬勃发展的形势下，我厂黑白电视机生产相应大发展，不仅品种增多，产量增加，而且质量不断改进提高，继研制开发晶体管黑白电视机之后，又进行集成电路黑白电视机的研究，先后开发了从860型到865型、屏幕为31cm（12″）、35cm（14″）和43cm（17″）集成电路黑白电视机。从1971年至1978年共生产各种型号黑白电视机82405台。1977年全国第一届黑白电视机评比，我厂的825型35cm（14″）黑白电视机质量优异，被评为第一名。此后，截至1989年，我厂生产的各种型号的黑白电视机，获得国家银质奖的2个，部优产品奖3个，市优产品奖7个。

彩电的起步和腾飞

我厂是参与试制我国第一批彩色电视机的厂家之一。

1970年初，我厂参加全国彩色电视机大会战，组织了以黄仕机为主，包括有经验的老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共15人参加的“三结合”会战试制小组，开展彩电攻关工作。首先碰到的是“制式”（即电视发射和接收的标准）问题。当时，虽然世界上已有三种不同的彩色电视机制式，有美国的NTSC制、西德的PAL和法国的SECAM制。但是，我国正处在“文革”期间，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都不能学，要求跳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已有三种制式圈子，另行研究出有独特风格的制式。参加会战的有20多个省市、1000多个企业，共数万人，分成北京、天津、上海和四川等四个攻关会战协作区。分别就各自提出的将近40种新的制式方案进行研究和试验，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打了一场历时两年的“乱仗”，仍未选出具有独特风格的好制式。最后，只能实事求是地采用西德的PAL制试播。

本来我厂较早倾向于采用PAL制，在这方面所做的技术准备工作较多，于1971年搞过10台PAL制样机。因此，四机部在1972年委托我厂在天津主持召开全国彩色电视接收机集中设计会议，研究讨论PAL制彩电的优选电路方案，向全国整机厂推广。到1973年5月1日北京彩色电视台开始试播时，由我厂、上海电视一厂、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及石家庄电视机厂共提供114台彩色电视机接收试用，其中我厂提供的85台833型48cm（19″）彩电参照索尼的样机采用单枪三束显象管。这是我国第一批正式试制成功的彩色电视机，它标志着我国电视工业发展史上的新阶段。

由于国内仿制的单枪三束显象管的垂直栅网的机械强度很难保证，我厂从1973年4季度开始试制采用国外三枪三束显象管的彩色电视年底完成4部样机。1974年初即接受为新北京饭店配套彩色电视机50部的试制任务，并要求在“五一”节前完成。当时，这种产品尚未进行设计定型，许多外购件还处在试制阶段，按时完成这个任务难度较大。会战组的同志克服种种困难提前完成了50台834型48cm（19″）彩色电视机，交付新北京饭店客房使用。这是我国最早提供外宾使用的国产彩电。

1975年4月又接受为新北京饭店高级客房使用的落地式彩色电视机、收音机两用机357部的试制任务，对这批电视机的质量、外观造型、音响要求都较高。收音机由天津渤海无线电厂配套。我厂会战组与渤海无线电厂的同志进行联合设计，仅外观造型就搞了几个方案，请新北京饭店选择，然后，突击赶制4台样机，请新北京饭店试用。针对试用情况修改后，再进行生产技术准备工作，经设计定型，最后投入生产。由于这批彩电生产任务数量多，时间紧，我厂组织各种会战，发动群众来完成。如制做印制电路板，每台彩电需有7块印制电路板，按计划要750套，共需5250块，每块板至少钻上百个小孔，最复杂的一种要钻780个孔。这样大的钻孔工作量，如果在车间安排计划去钻，周期很长。我们便组织了彩色电视机印制板打孔会战，将最复杂的5种、需钻孔100多万个的任务交给厂共青团团委组织完成，由团委组织160名团员、青年在业余时间会战，结果只用35天半的时间便完成了。另外，对于影响试制周期最关键的模具制造，由工具车间承担，两个月内制成100多付模具，保证彩电生产的需要。这批彩电试制任务，本应1976年第一季度完成，由于受到外部配套件的影响，迟至1977年才开始交出，最后共制成400台，超额完成任务。

1978年9月，国家计委批准在我厂、北京电视机厂和上海电视一厂引进彩色电视机装配线。为此，厂党委和厂务会议多次研究讨论，首先明确我们引进彩电生产线的指导思想应立足于加速我国电视工业的发展，更快地提高自力更生的能力。引进线生产的彩色电视机要使用我国引进的彩电显象管和集成电路生产线生产的产品；引进要掌握符合先进、经济和实用的原则，适应我国的国情和厂情，适应品种的变换；引进生产线的同时引进技术。对产品质量有直接关系的仪器和设备等以引进为主，但国内己能生产，而且质量可靠的尽量使用国产的，务期少用外汇，见效快；充分利用现有厂房和动力，尽量不搞土建。

接着，我厂组织了以产品设计、工艺技术、质量管理、测试仪表、电视车间、机动、基建等方面的技术、管理人员参加的谈判小组，由黄兆铭副厂长为组长（1979年7月黄兆铭调出，改为谷自强厂长），我为副组长。对外谈判是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领导下，通过中国技术进出口公司进行的。邀请了日本的松下、日立、胜利和三洋四家公司，分别进行谈判，中方三个厂一同参加。

从1978年11月开始进行第一阶段的技术谈判，最初是中方三个厂共同与日方四家公司逐个分开谈判。谈过一轮后，就分别对四家公司提出的方案比较分析，并参照中国技术进出口公司所积累的设备价格档案进行比价，进一步研究下一轮的谈判方案和对象。由于中方3个厂所具备的条件各异，如国家所给的外汇额度、厂房条件、原有的基础不同，3个厂引进的方案也不尽一致。所以，在第2轮技术谈判时，3个厂分别与日商逐个谈判。我厂通过与3家日商谈判后（日立公司只与上海厂谈判），鉴于胜利公司的产品性能和质量较好，生产线的工艺布局紧凑，占地面积较少，提供的设备仪器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并且同意协助我厂进行散件国产化工作，报价也较低。4家公司开始的报价，胜利公司提出建一条年产30万台彩电生产线的价格，仅为其他三家公司提出建一条年产10万台彩电生产线报价的50%、30%。而且所提供的技术资料比较齐全，因此我们和胜利公司的谈判时间长一些。经过4轮的技术谈判，到1979年8月，合同中技术方面的问题基本上达成协议。(www.xing528.com)

1979年11月，进入第二阶段的商务谈判，这时由中国技术进出口公司主谈，对合同条款逐条修订，双方基本上达成一致意见。最后，焦点集中在价格上，经过几轮的技术谈判，日方4家公司的报价比谈判之初均有所下降。进入商务谈判，4家公司各自的报价又相继降低，富有经验的中国技术进出口公司仍继续分别做工作。在双方相持不下时，胜利公司把年产15万台彩电装配生产线成套设备的价格由750万美元降到380万美元，而且免费提供一套56cm（22″）彩电机壳塑模。经中国技术进出口公司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研究可以成交，我厂乃于1979年11月首先与胜利公司签订合同，引进年产15万台彩色电视机装配生产线成套设备。

引进的这条生产线成套设备共22箱，毛重280吨，在1980年8月上半月陆续运来天津。日方胜利公司负责安装调整生产线和指导试生产的技术人员共42人也先后来厂。我厂成立现场指挥部，组织150人配合日方技术人员进行设备、仪器的搬运吊装、开箱检查、安装调整和试车工作。胜利公司派来的人员安排了详细具体的安装日计划。我厂与日方建立双方总代表碰头制度，每天下午4时碰头，检查当天计划完成情况，安排第二天计划，坚持当天计划当天完成，各项工作紧张而有秩序，经常干到晚上9、10点钟。

新建生产线在电视车间大楼的四楼，装设备的箱子又大又重，有的长7米多，重4吨多。日本的工厂厂房多是平房，这么大的设备箱往高楼吊装，日方技术人员没有经验。还是我们的工人办法多，将四楼窗户拆开一个缺口，从缺口架出一块铁板，用大吊车将设备箱吊起放在铁板上，然后再用绞车拉进去。就是这样，220多箱设备随运进厂，随即吊上去，而且没有出任何安全事故。对此，日方技术人员很钦佩。安装这条生产线一般要用1年多时间，而我们从1979年11月28日合同签约，到1980年10月20日举行彩电生产线剪彩仪式，投入试生产，只用了10个月22天。到当年年底生产838型37cm（14″）彩色电视机4845台，性能优良，图象逼真，色彩绚丽，声音悦耳，外观新颖，为我国引进的第一条彩色电视机装配生产线的第一批优质产品投入市场。此后，产量逐年翻番，到1984年完成157150台彩电，还为商业部门加工38600台。到1989年底，这条引进的彩电生产线的产品产值已达22.4649亿元，利税总额相当于投资额的14.3倍，经济效益极为良好。

当引进彩电生产线签订合同之后，我厂即着手进行彩色电视机配套元器件国产化工作，以产品设计负责人陈炜康为主，成立两套班子，一套班子研制Ⅱ型机，即首先将彩色显象管、集成电路、电调谐器、行输出变压器和印制线路板等5种部件，使用国内已引进生产线生产的产品；另一套班子则在原型机上搞国产元器件代用，即在Ⅱ型机未研制成功之前，尽可能少花外汇。

对于原型机的国产化，我们尽量做到确保原型机的质量，尽可能自制结构件。为了确保质量，我们慎之又慎，在确定选用前，向这些厂点提供了国外样机和技术规格。在大批代用之前，我们又做了两方面试验，一方面选样件给胜利公司请协助认定鉴别质量。第一批送去9项，经各种试验鉴定，除北京元件十厂生产的铝电解电容器尚属合格外，其他几种均不合格。另一方面，我们在厂内装机试验，选用13个厂点按我厂提出的标准生产的15种元器件，投产100部彩电，进行各种可靠性试验，结果暴露出的问题与胜利公司的鉴定完全一致。于是，我们将这100部电视机全部返工，把不合格的元器件全部换掉。我厂彩电国产化进程就是这样从元器件认定试验开始，成熟一项，代用一项，逐步扩大国产化的比重。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我厂836型和837型两种37cm（14″）彩色电视机Ⅱ型，1983年通过设计定型，1984年通过生产定型，这一年生产了78000台投放市场，这是国内最早定型投产的两种Ⅱ型机，性能指标全部达到国家的要求，其国产化程度按价格计算已达到71%，每台彩电可节约外汇100美元。1985年我厂生产这种机型彩电215000台，共节约外汇2150万美元。

我厂再接再厉，继续与各元器件厂合作，解决尚未达到国产化要求的各个项目，逐年提高彩电产品的国产化水平。到1990年国产化程度达到95%以上。1990年11月，在全国电子工业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国产化会议和第五次全国彩电国产化工作会议上，我厂被评为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国产化先进单位和彩电国产化先进集体；龚行健、邓家勇、王锡成和吕继发四位同志，被评为彩电国产化先进个人。

从1980年引进彩电生产线投产以后，虽然彩电的产量逐年大幅度增长，但市场上彩电的需求量也日增，供不应求。我厂只有一条生产线的能力，显然不足。所以，于1984年又在原电视大楼内扩建一条年产15万台的彩色电视机装配生产线。这条生产线的建设，立足于自力更生，以刘长顺为组长的设计小组认真消化吸收引进线的技术资料，总结运用引进线投产四年的经验，自行设计工艺布局和自动传送线体。除引进少量机电配件和关键设备仪器外，均以我厂技改车间为主，会同厂内外协作制造。仅用1年时间，在1985年3月27日建成投产。工艺布局比原引进线合理，建线费用比引进节省外汇175万元，总投资节约375万元。获得电子工业部和天津市的科技成果奖。

在发展彩电、实现国产化的同时，我厂还大力进行彩色电视机的新品开发，陆续投入生产的彩电新品种有25个，屏幕范围包括15cm（6″）至56cm（22″）。1989年开发的8313型53cm（21″）平面直角管、带遥控彩色电视机和8316型51cm（20″）带遥控立式彩色电视机投放市场后，深得用户的赞许。

为创优而拚搏

我厂是一个长期从事军工生产的老厂，“质量第一”的思想比较牢固。1977年参加全国第一届黑白电视评比，我厂生产的825型电视机获得第一名，我们也常以产品质量优异而自豪。然而，解决产品质量问题，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绝不能高枕无忧，掉以轻心。仅仅时隔两年，1979年第二届全国黑白电视机评比时，我厂的842型31cm（12″）黑白电视机名列第11名，产品质量不过硬，评比名落孙山，使我们受到极大震动。一时间，上级的批评、群众的意见接踵而来，产品质量不稳定，影响“北京牌”电视机的声誉，以致产品积压，局面十分被动。当时，《人民日报》刊登几幅漫画，题为“今天我休息”、“看不见的战线”、“多恼河之波”，讽刺批评电视机的质量低劣。虽然这是针对当时国内各厂家生产彩电的问题，但无疑也包括我厂在内，促使我们引以为戒，迅速改进。

质量是工厂的生命。1983年明确提出我厂争取“四个第一流”。就是“第一流的技术、第一流的管理，第一流的产品，第一流的服务”。首先争取达到国内第一流，进而奔向世界第一流。全厂围绕创“四个第一流”这个长远目标制订出中长期发展规划，包括产品发展、技术改造、老产品淘汰、产品升级创优、推行TQC（全面质量管理）等一整套规划。每年还制订年度的具体计划和目标，把质量放在第一位，层层落实到班组个人。这一规模较大的整顿质量和提高产品质量的活动持续10来年，全厂齐心协力为之奋斗，成效显著。截至1989年，我厂生产的黑白电视机和彩色电视机，获得国家银质奖6个，市优产品奖11个，部优产品奖16个，1987年被评为国家质量管理奖单位。

电视机的质量问题，主要是可靠性（MTBF）问题。1980年我厂生产的黑白电视机MTBF只有500小时，全国的黑白机大体也是这个水平。为提高电视机质量，我们对进厂元器件进行严格筛选，并对已制成的整机进行40℃、24小时的老化试验，以淘汰早期失效的元器件。经过两年努力，电视机MTBF提高到1000小时。后来，又发现可靠性存在问题不仅与元器件的优劣有关，而且与设计是否科学先进密切相关，所以我们在对元器件进行认定的同时，下力量开展可靠性设计。经过反复研究，到1985年，黑白电视机的MTBF提高到5000小时，优质产品可达到8000小时。1987年，我们改变在整机厂筛选元器件的消极办法，而是与元器件厂合作，采取各种措施提高产品质量，降低元器件在生产时的失效率。各元器件厂为增强其产品竞争能力都积极配合。双方共同努力，不到1年时间，黑白机的MTBF都达到10000小时，有的可达到17000小时。

至于彩电的质量和可靠性，由于是引进的生产线，开始又是采用进口元器件，所以技术质量水平是高的。后来，在元器件国产化过程中，我厂又花了100多万美元，从国外进口一批认定的设备和仪器，组织一批人员，从操作到小批量生产，从试验到实际生产，对元器件的代用进行严格的认定，始终保证了彩电的质量和可靠性。

为保证电视机产品质量和可靠性，还实行日抽验制度。1986年前，对电视机产品每月做一次可靠性试验，每季做一次例行试验，对产品进行高温、低温、高湿、震动、跌落等考验。随着生产的发展，每月生产几万台，每季达十几万台，原来按月、按季检验办法，不足以保证产品的质量。从1987年起，改为日抽验，每天从每条线、每个班抽出13台，分别进行高温、高湿、低温、震动、跌落等试验，发现问题，立即采取措施去解决。

做好售后服务，也是保证电视机质量的一项重要工作，它关系到维护企业信誉和产品声誉。1980年我厂成立销售服务科，这个科的人员逐渐增加到职工120人，技术干部10人，其中工程师3人。10多年来，始终坚持“质量第一，用户至上”，出厂每一台电视机都有年的保修期，给经销单位2%的保修费，实际一年内送修的很少，经销单位所得保修费远远用不完；在全国有205个销售网点，就设立了135个修理服务网点，平均1.5个销售点，就有一个修理服务网点。尽量使用户能就近修理；为维修单位先后培训952名修理人员，还经常提供有关维修电视机的资料；厂里经常派小分队到各地巡回服务，以解决一般修理人员解决不了的问题；厂领导干部和中层领导干部每年组队分赴全国各地访问用户；为本市老弱病残、烈军属和其他送修困难的用户，上门服务修理；为用户邮寄维修备件，仅1987年就寄出4900多件。

即使发现个别问题，也认真对待，务求完满解决，以维护企业的信誉和“北京牌”的声誉。1982年初，在销售中发现1981年生产的一批838型37cm（14″）彩色电视机有垂直黑道干扰，虽不影响用户使用，但总感到是个缺陷。厂长宋贤方责成销售科到塘沽等销售地实地调查，又经反复试验，找到解决办法。在摸清这批彩电流向的基础上，从1982年7月起，通过登报、广播公开告诉用户，用预约登记的办法，逐个为用户解决黑道干扰问题。1984年底，有个别用户反映一台837型37cm（14″）彩电的一个电容器爆炸。这种型号彩电我厂已生产了8万台，并销往全国各地，发现电容器爆炸的约占万分之五，其余都能正常收看。为了保证产品质量，解除用户后顾之忧，厂里拨出100万元专款，由销售服务科派维修人员奔赴全国各地，把这8万台电视机全部换了电容器，到1986年换完，受到用户表扬。

还有一些特殊用户的问题，也热情给予解决。山东聊城一用户来信，说他家的“北京牌”电视机不慎从柜子上掉下来，机壳坏了，机器能照常工作，要求买一个机壳。武汉一用户，因家中失火，电视机壳烧坏了，机器仍能正常工作，要求单买一个机壳。对此，我们没有简单地回一封信或单卖一个机壳了事，而是考虑到经跌落或火烧机器可能会有隐患，所以派人带着新机壳到用户家里，不但免费换机壳，还为他们全面检修，用户感激万分，在当地传为佳话。

我厂电视机产品在国内为名牌货，声誉较好，在80年代里，连续获得市优、部优、国家优质产品奖。彩色电视机的可靠性超过15000小时，黑白电视机的可靠性达到10000小时，比80年代初提高了20倍，而且都是国产件，这些是当年不可想象的事，经过全厂职工的拚搏，如今成为事实。

走向世界五大洲荣获国际金奖

1980年我厂引进的彩电生产线的年产能力为15万台，当时生产彩色所需的元器件、零部件全部依靠进口，生产15万台彩电的散件需要近3000万美元外汇支撑，这么多外汇从何而来，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此，在引进线安装就绪投产的前一天，厂领导就召集有关人员研究解决外汇筹措的办法。当时提出解决外汇问题在于节流和开源两个方面，一方面立即积极开展引进产品国产化工作，加速彩电所需散件国产化进程，以减少用汇；另一方面着手研究和争取彩色电视机出口，以便在减少用汇的同时，逐步做到创汇与用汇平衡。

早日把产品打入国际市场既然是大势所趋，我们就多方创造条件。首先从提高干部职工素质入手。自1985年，我厂委托南开大学举办有总工程师参加的全脱产学习英语口语班、英语阅读班、日语口语班。选派人员参加外贸干部培训班，向外贸机构派出常驻人员，使他们在实践中熟悉外贸业务，提高外语水平，掌握谈判技巧，增强开展外贸出口业务的才干。1986年，我们又邀请日本索尼公司总工程师、香港康力公司工程师来厂讲学，系统介绍国际安全标准和各国安全认证机构情况，并请他们模拟美国“UL”准标检查团，对我厂生产管理、产品质量进行诊断，提出改进建议，听课人数达548人次。1987年，我厂投资16万元，邀请大连培训中心讲师团来厂讲学，对全厂管理干部和年轻干部进行观念更新教育和管理现代化的训练。所有这些措施，都为企业转为外向型，把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奠定良好的基础。

在培养人才的同时，我们主动出击寻找外贸机遇。编印了介绍工厂和产品的英文、俄文资料，制作了反映我厂技术设备不断更新、产品优异、连年获奖、企业管理逐步现代化、工厂面貌日新月异的外语录象带。还根据外商客户的要求，专门组织技术人员研制开发不同制式的彩色和黑白电视样机。先后向30多个国家和地区送去不同制式的样机200多台，获得外商和外贸部门的好评，提高“北京牌”电视机在国际市场的知名度。

我厂首批出口产品是在1986年向匈牙利出口彩电2万台。这是个良好的开端。1985年10月，当我们得知外贸部门有一批出口匈牙利的彩电订单，打算从上海、北京、天津三个地方寻求货源、择优选送的消息，立即抓住这个时机，组织突击小组夜以继日地奋战，只用半个月的时间，完成6台样机，提交出去。后来，匈牙利方面又要求这批电视机要增加5.5兆赫伴音，除了能收看匈牙利本国电视台播放的节目，还要能收看邻国的电视。据此，我们又争分夺秒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做出8台样机。两个回合过后，上海、北京才各送来一台第一轮样机。可是，我们的样机送出后，匈牙利商检部门迟迟没做出结论。我们又主动与外贸部门联系，立即组织“快速反应小组”赴匈牙利解决样机确认问题，只用了8天时间获得匈牙利商检部门的许可。就这样，这批彩电出口交易被天津捷足先登了。喜讯传来，我厂职工兴高采烈，精细操作，首批出口2万台彩色电视机，保质保量按期送往匈牙利。

1986年3月，日本富士通将军公司来我厂洽谈合作生产37cm（14″）彩电，并通过日本全部出口。我们与之磋商，多次提供样机让日方认定，他们通过与几个国家的对比，决定与我厂合作。现在由我厂制造的“将军牌”彩电，基本上采用我国国产元器件和结构件，已远销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斯里兰卡、孟加拉和澳大利亚等国家。

打开了出口销路，我厂被批准为首批机电产品出口基地企业之一。此后，我们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争取多出口，多创汇。1987年我厂生产的8303型46cm（18″）彩色电视机参加布尔诺国际博览会，为我国获得第一块国际金牌奖。我们与各国外商客户频繁接触，耐心洽谈，及时提供样机，听取对方意见，迅速改进，因而得到外商的信任，订货单源源而来，电报传真穿梭往返，大有应接不暇之势。“北京牌”电视机在世界五大洲生根开花。从1986年首批出口，到1990年9月共向2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电视机782493台，累计创汇16255万美元，1987至1989年连续三年被评为机电产品出口创汇先进企业。

我们已制定“八五”出口规划，将为“八五”期末出口电视机100万台，创汇一亿美元而努力拚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