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七十年：童年的种瓜岁月和流亡求学的苦与甜

阎承先

辗转南北　艰苦求学

我是1916年9月2日生，自我记事起，是随祖父母住在旅顺一个农村——龙眼泉，是在树林边的两间干打垒的草房里。拂晓起来帮助祖父打水浇菜，傍晚到山林里拾粪捡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四、五岁时常随哥哥挑着担子，走七、八里路到镇上（水师营）去卖爷爷种的黄瓜。黄瓜又嫩又清香，我馋得很想吃，但舍不得吃一棵，因需卖钱买高梁米全家吃。母亲是不识字的家庭妇女，父亲原是小学教师，因子女六人生活困难，弃职只身一人远离家乡，到祖国南疆广州，在一家轮船公司任职员。

大连旅顺当时被日本占领。我1929年小学毕业后，父亲不愿我们再受奴化教育，偷偷叫我逃离老家去广州考学校。到广州后，我真是乡下佬进城，什么也不懂，言语又不通，学校也考不上，不得不随父亲（当时已调到香港工作）到香港，考入西南中学。老师用广州话讲课，我一点也听不懂，学习非常困难，父亲常在夜间给我补课。一年后学习才有好转，但又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同学们耻笑我是“不抵抗主义”的东北佬，好象只有他们是爱国者，但给东北义勇军募捐时，我捐的款数在全校第一，而高喊爱国的阔少们则一毛不拔，我实在受不了这些虚伪的表现，要求父亲允许我到北平求学。1931年暑假我到了北平，未想到我成了东北流亡学生，报名考学校很困难。一直等冯庸大学在北平复校，我才考入该校附中二年级，有了个求学安身之地。当时是非常时期，学校生活很苦，但全校师生心气很高，校长每天天不亮就带领我们跑步、上操，还给我们讲些誓死收复失地和一定要打回老家去的道理。能有这样的环境读书，大家很满足。但好景不长，一年后，日军入侵喜峰口，北平紧张，学校因经费无着落宣告解散，许多大学生愤而投笔从戎，参加喜峰口抗战。我们这些初中生又成了流亡学生。几经请求，苏州的苏州中学准许4名学生去借读，我和3位同学如获救命圈似的又流亡到苏州。因我们是“流亡借读生”，不享受正式生的待遇。老师讲课用苏州话，听不懂，同学之间语言不通，互不往来，我又一次尝到如同初到“外国”读书的孤独滋味。几位借读生先后离去，我不得已又回到北平，自己拼命努力预备功课。老天不负苦心人，1933年我考入志成中学初中三年级。翌年考入该校高中。入学前，北平高中一年级学生集中在黄寺统一军训3个月。但不到一半时间，日本帝国主义强迫解散。那天全体师生义愤填膺抱头痛哭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难以忘怀。当时学生爱国热情很高，学生运动不断。学校强调读书救国，以功课压学生，总是不断地考试，考试不及格即开除，所以寒暑假我也是住在学校读书。我知道有学校读书不易。我在外多年，只在高中二年级祖父病故时回老家一次，还是偷偷地去，慌慌张张地返回，真是有家不能归。志成高中三年级分文、理科，我选的是理科，将来想投考理科大学。1937年高中毕业时，北平数千名高中毕业生统一会考，我考的成绩列在前10名。正在踌躇满志预备考名牌大学时，“七七”事变爆发了，北平被日军占领，所有名牌大学皆不招生。我和两位同学与难民一起南逃经过千辛万苦逃到长沙，考入了湘雅医学院。当时，湘雅医学院环境优雅安静，物价便宜（一元钱可买100个鸡蛋），有中外名教授讲课，还听过几次徐特立的时事报告，真是世外桃园。一年级寒假时，我们同班同学组织小型演出队，到农村演“放下你的鞭子”宣传抗日。暑假时，我与10位同学在杨济时教授率领下参加战地救护队，到距前线不远的湖北浠水。正当我们满腔热血地为抗战伤员服务时，国民党军队突然撤退，我们险些被敌人俘虏，是老百姓在夜间帮我们偷偷逃出日军的包围圈，日夜赶程，狼狈不堪地逃回长沙。这时学校已乱成一团地准备迁校。在长沙湘雅这个安静优雅的环境就读刚好1年，我们又急急忙忙走上逃难之途。沿着逶迤小路，经过高山峻岭、峡谷陡壁，艰难地逃到贵州的贵阳。初到贵阳时，学校是房无一间，地无一亩。我们住在东山顶上一座破庙里，又过着逃难读书的生活。以后在郊外石洞坡山坡上建筑了两栋摇摇欲坠的木结构二层楼房，一栋做教室，一栋做宿舍。不但上课和生活上艰苦，还得常跑到山洞里躲敌人的飞机轰炸。上四、五年级课时，得走10里路到刚迁到贵阳不久的中央医院实习，晚上再走回学校。

我上学费用由父亲供给，到贵阳后，有时大哥（现任交通部副总工程师）帮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与父亲、大哥失掉联系，经济来源断绝，最后是靠卖血才完成医学院学业。这就是我在旧中国求学的经过。是在“逃”中求学，为了求学我辗转南北地“逃”。

兢兢业业　学做医生

抗战时期大后方缺少医生。我们班奉命于1941年底提前完成医学院全部课程，1942年1月1日全部到医院做实习医生。我被分配到贵州省立医院，正式穿上白大衣，开始学做医生。实习医生工作很繁重，一个人要负责10～20个病人，每天无论收多少病人，都必须及时完成询问病史和检查病人，写好大病历及验血、痰、尿、粪等常规。当时贵州各种疟疾多、结核病多、回归热多、阿米巴痢疾多，对每个发热的病人都必须仔细检查血中疟原虫、螺旋体、痰中的结核杆菌和粪便中的阿米巴原虫或钩虫等。这些检查，实习医生与住院医生竞争很激烈，假若上级医生找到病原，而实习医生未找到或找得晚了，这对将来能否留在大医院工作关系很大。所以，每个实习医生都兢兢业业地工作，每天还得完成换药、抽血、打针、输液、给氧、下胃管，填写各种表格等工作，一天平均工作十个多小时。即便回宿舍休息（实习医生皆住在医院），病人有事或来了新病人，都必须随叫随到病房。还有危重病人或作大手术时，实习医生必须在病床旁照管，几天几夜不能睡个好觉是常事。我在贵州省立医院实习半年，1942年7月1日调到贵阳中央医院，又重新到各科做实习医生。当时贵阳中央医院各科主任、主治医师大部分是湘雅医学院的教授、讲师，对实习医生要求更严格，特别是查病房时，主任或主治医师常常提出一些关于病人的诊断、鉴别诊断和有关解剖、生理、生化、病理等问题。特别是医学院院长张孝骞和卫生署署长兼外科主任沈克非来查病房时，大家都很紧张。病历写的不整齐或不全，他们当面会骂你的；问你问题答不出来时，就在一大群医生护士面前狠狠地批评你，使你难堪。但有时也不一样，记得我第二次到中央医院内科实习时，上级医生收一怀疑是伤寒发热病人，我由痰中找到结核菌，X线胸片报告正常，主任查房根据X线胸片不认为是肺结核，但我连续三次在痰中查到结核菌，在诊断上有争议。放射科主任知道此事后，亲自给病人做X线透视检查，结果发现右肺下野有结核性空洞，主任再次查房时对我进行了表扬。此事使我最受感动的是，放射科主任对病人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是我学习的榜样。我兢兢业业做了一年半实习医生，其间，我两次到各科实习，收获很大。我认为实习医生的工作虽繁重劳累，但对一名医生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阶段，是必须上的基础课，一名医生实习的基础好坏对将来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我们班入学时是40位同学，毕业时只17人。在旧社会培养一个医生很难。我们毕业时，因在抗战期间，没有举行隆重的毕业典礼，同学们大家攒钱，戴学士帽，穿学士衣，大家照一张毕业合影留念。这张照片来之不易，它包含着六个年头日日夜夜的艰辛与苦乐。这唯一的一张合影留念照片，在“文化大革命”时也被销毁了。

走向专业和几件难忘的事

医学院毕业后，我被留在贵阳中央医院外科做医生。贵阳中央医院是当时大后方很有名气的医院，能在这个医院做医生是很荣幸的。但是一名初级的住院医生，仍必须24小时住在医院内，除每日完成病历、检查和治疗各项工作外，还要指导实习医生工作。病人有事或实习医生需要指导时，要做到随叫随到。当时外科包括：普外、骨科、泌尿科、眼科和耳鼻喉科。住院医师必须在上述各科轮转。我积极地做完一年的普外住院医生，日军已入侵到贵州的大门独山，贵阳告急！湘雅医学院迁往重庆，贵阳中央医院也在逃难，我被指定留在医院照顾病人，紧急时才能撒退。我求学时是南北地逃，工作了还得逃，往哪里逃？不知道。已无处可逃了，幸喜老天帮了忙，当时贵州气候非常寒冷，日军的装备供应不上，被迫撤退了，贵阳未遭沦陷，医院又搬回恢复工作。我开始重点任眼科和耳鼻喉科住院医生。

抗战时期，小医生的待遇很低，生活艰苦。我记忆较深的是医院旁有个卖牛肉汤的小店，一角钱一碗，我一个月也舍不得花一角钱喝一碗。有个“菜根香”小饭铺的包子很好，但也很少去吃上一顿。生活俭省，不乱花一分钱。生活虽艰苦，而当时大家相处得很好，很融洽，很有趣，穷快乐的事还不少。记得一位医生从城里小摊上买回两个鸡头和鸡爪子，在烤着吃的时候，同事们闻到香味就来抢着吃，抢着的就跑，拿不着的就追着抢，一边追，一边跑着吃，大家哈哈大笑。这位买鸡头鸡爪子吃的医生，现在美国是个很有钱的名医了。当时除了生活上艰苦外，还有三难：一是读书难，当时没有一本中文的医学书，若能借到一本英文书或杂志，便如获至宝似地在煤气灯下（当时无电灯）赶紧阅读和写笔记。二是学习难，记得我在眼科时，眼科只有一个眼底镜，主任把持着，住院医师想使用很难。耳鼻喉科没有气管镜和食管镜，是主任与铁匠合作用铜片各做了一支，遇有气管或食管异物病人，只有主任才能用来做手术，别人看都看不见。三是做医生难，医生必须对病人负责，除医疗工作外，一有警报（日军飞机常到贵阳轰炸）医生必须领着病人，抬着重病号，疏散到野外安全地方，绝不允许医生自己顾自己而不管病人。所以，医院只有医生被炸，没有病人受伤，这就是医德。

1942年6月4日，在昆明空军军官学校任飞行教官的三弟雷（原名阎承志），因试验自己研制的炸弹失事，不幸逝世。他是1936年由天津南开中学保送考入空军军官学校第10期，因飞行成绩优良，毕业后留在学校任飞行教官。当时中国空军很弱，敌人飞机常如入无人之境，到我大后方狂轰乱炸。阎雷气愤之下，努力研究两种炸弹，一种是空中爆炸弹，专炸敌人大队编行的轰炸机群；一种是延期炸弹，专破坏敌人后方的交通及军事设施。这两种炸弹的研制已基本成功，在试验最后一次数据时炸弹爆炸，他不幸逝世，年仅24岁。逝世后，空军军官学校定6月4日为阎雷纪念日。我写了一篇“悼念弟弟阎雷”刊载当时在重庆出版的《南开中学校友》刊物上。

1944年9月2日，在贵阳我与高班同学杜梓伯结婚，她的哥嫂代表她父母，湘雅医学院教务长兼中央医院内科主任吴执中代表我家长。结婚仪式很简单，除主婚、证婚人外，只约了几位知心朋友，备了一些糖果。举行仪式后，就坐着毛驴车去贵阳风景区一花溪度一周蜜月。我们俩是一无所有，但生活很快乐。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了。我们这些从四面八方逃到贵阳的人，真是欣喜若狂，高兴得不得了。但我却发了愁，我已离家多年，久未与家联系，我家在哪里？我不知道。各处发信询问，无回音。最后托一位同学的父亲，他在天津邮局工作，试在天津一家报纸登“寻家启事”，才与在天津的家联系止。

抗战胜利后，贵阳中央医院人员一部分返南京中央医院，一部分去广州成立广州中央医院。我被指定返南京。1945年12月离开抗战期间我居住过7年多的贵阳，一人乘汽车到重庆住一医院同学处，天天打听船票，毫无门路。国民党达官显贵的保姆牵着狗，有的乘船有的乘飞机大摇大摆地走了，我们小公务员只有如热锅上的蚂蚁干着急。等了一个月，有幸遇到了三弟空军的同学，他偷偷把我安排在运输机上带到南京，解决了我等待之苦。1946年1月到南京中央医院报到，任眼科住院医师。从“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钱”的贵州山沟里回到南京，看到绿化成荫的宽阔马路，各种各样的楼房。南京中央医院在建筑上、设备上都比贵阳中央医院好得多，能到这样的大医院工作是很不易的，是荣幸的，何况我又有一个舒适的小家庭。但不到半年，我感到工作很不如意，主要是学不到技术。我认为我还年青，要学好技术，不是过舒适生活的时候，我6月份提出辞呈，7月1日即离开南京到天津来。入家门时，母亲多次说：“你是我二儿子吗？”离家多年，母亲已不认识我了。在家闲住1个月，听说天津中央医院在筹建，我与杜梓伯大夫到天津中央医院筹备处求职。幸喜院长是原贵州省立医院院长，解决了我们二人失业之危。我任耳鼻喉科住院医生，杜大夫任妇产科主任医生。我从此走上了耳鼻喉科专业。当时医院尚在筹备，我协助主任筹建科室，购买各种设备与器械。1947年任耳鼻喉科总住院医生，1948年任主治医师，并为当时在天津的河北医学院讲课。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了。解放前，自延安来天津作地下工作曾住我家的妹妹，在天津解放后不几天领着妹夫和姐夫来看我们，他们都是人民解放军高级军官，是解放天津战争的指挥官。我开玩笑要他们赔玻璃，因我家所有窗户上的玻璃在解放天津时被大炮、手榴弹给震碎了。还记得有一次他们请我们看电影，当时乘坐他们的吉普车去影院，到影院刚下车时，过来一位执勤的解放军小战士，敬个军礼后说：“首长，一滴汽油一滴血，坐汽车来看电影不合适”。这两位首长很客气地说：“对，对，下次不坐了”。当时的情景给我的印象极深，人民解放军真伟大，老八路作风令人佩服！

10月1日开国大典时，我六弟架飞机在天安门上空列队飞行，保卫祖国的领空，我也感到自豪。解放后不久，我们学政治，大家热情很高，进步很快。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医疗队，我被批准参加中国红十字会国际医防服务队第三大队任五官科队队长。因工作有成绩，受到华北事务部通报表扬和中华医学会会长在全国医学会大会上表扬。《健康报》邀我在纪念白求恩专刊上写一文，我写了一篇《白求恩的精神永远在鼓舞着我们》。沈克非主编的《抗美援朝战伤处理文集》邀我写了“气管切开术”（1952年东北军区后勤卫生部出版），这是我解放后最早的两篇文章。抗美援朝时，写出“气管异物并发气肿”一文，发表在《中华耳鼻喉科杂志》1945年第三号。这是我最初写论文的原因，是逼出来的。

解放后，天津中央医院改名天津市总医院（现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我仍任耳鼻喉科主治医师。因总医院科室全，技术力量强，设备比较好，专家教授多，受到广大病人信任，病人急骤增加，疑难重症也多。有些病例我以前也未遇见过，如一小儿吃粽子觉得食管有异物，6天后发高热和颈部红肿，住院后由颈部脓肿内取出一枣核。当时对这种情况的发病机制不了解，乃翻阅许多参考文献，并结合自己治的几个病例写了一篇“食管上端穿孔”发表在《中华耳鼻咽喉科杂志》1954年第一号。又如，有个一岁半小儿吃花生，发生呛咳，呼吸困难，急症行气管镜检查，当看到异物准备钳取时，发现气管镜内无气流，立即作人工呼吸，又发现患儿颈部和腹部鼓起，很快死亡。这一病例对我触动很大，使我内心久久不安，为什么气管镜在气管内没有气流，而患儿心脏仍在跳？为什么作人工呼吸即出现颈部和腹部鼓起？为什么死亡？一连串问题使我不解。我看了一些文献，并结合耳鼻喉科自1947至1953年收治的150例气管支气管异物病例中，有8例发生肺气肿，纵隔气肿和颈皮下气肿，2例死亡，1例尸检证实有两侧张力气胸和严重的纵隔、皮下和腹腔气肿，又写了这方面的论文。

天津医学院成立后，1953年聘我为耳鼻咽喉科副教授。同年我还应邀去保定为河北省医学院耳鼻喉专科班讲课，以后还去唐山解放军医院作“耳源性颅内并发症的诊断与治疗”专题报告。1956年任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评级时定为卫生级4级。同年我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任附属医院支部副主任。

还记得一件难忘的事：鉴于医学院讲课没有正规讲义和教材，为要正规化和合理化，学校组织有教授和学生参加的教材编写组，教授必需尊重学生意见，而学生根本还没学过这门课，真使人啼笑皆非。

默默地耕耘　不断地开拓创造

1957年9月，天津医学院为扩大教学基地，派我去第三医院（原第三医院全部迁河东成立河东医院）任五官科主任，筹建眼科、耳鼻喉科和口腔科。到第三医院后几天，儿童医院范权院长和党委书记亲自到第三医院请我任儿童医院耳鼻喉科主任。我请示医学院院长朱宪彝，他说：“天津医学院计划成立儿科系，儿童医院是主要基地，你可先去打头阵，但只能每周一、三、五去，二、四、六仍在第三医院”。就这样我开始任两个医院的科主任工作。

与我一同去第三医院的有主治医师和住院医师，而儿童医院当时只有一位专科班刚毕业的青年女医生，而且还在外院进修，其他是一无所有。我们白手起家，一面多方设法购买适用于小儿耳鼻喉的用具与器械，一面到医院各科和外医院动员说服认为合适的医生来作专科中的专科一小儿耳鼻喉科医生，黄伯柱是由内科、陶世安是由放射科、孙长兴是由南开医院动员调来的。这两件事在当时办起来是很难的。在医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奔走努力，一年时间就成立了拥有33张病床的小儿耳鼻喉科病房，当时在国内也是少有的。

当时，小儿耳鼻喉科在国内尚是个待开发的领域，如何开展业务，无章可循。小儿耳鼻喉工作有耳鼻喉的一般性，但由于年龄发育的不同，生理、病理和各种疾病的发生与发展与成人不同，特别是小儿耳鼻喉疾病的诊断与治疗，远比成年人困难，因此又有它的特殊性。如同儿科由内科分出，小儿外科由外科分出一样，这是医学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当时在国内小儿耳鼻喉则是个空白，应如何开展，我心中无数。但我觉得应先从小儿常见病、多发病和急需解决的问题着手。扁桃体类是小儿常见病、多发病，扁桃体切除术是小儿耳鼻喉科最多的一种手术，而这种手术与成年人的不完全一样，不但手术困难、出血多，而且还有增殖体切除问题。在工作实践中，我设计制作了一全麻扁桃体切除术张口器简易吊架，使手术视野暴露良好，手术顺利进行，还节省了人力。同时还改进了手术前的用药，因此明显减少了麻醉药用量和术中、术后的出血。患儿在手术中和手术后都很安静，也明显减少了并发症的发生。使这一较困难的手术变得安全易行。

小儿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呼吸困难。由于解剖、生理和病理的特点，小儿容易发生阻塞性呼吸困难。其特点是发病急、进展快、危害性大，处理不当或不及时，常可引起死亡。国内外耳鼻喉教科书及有关书籍，对阻塞性呼吸困难的临床症状与体征描述较多，而对其轻重程度皆无明确分度法。我国徐荫祥教授曾提出分四度法。我根据临床实践，结合呼吸困难患者机体内的生物化学改变，按临床医学常用的程度分度法，将阻塞性呼吸困难分轻、中、重三度，每度又分两期。1963年在天津召开的第一届耳鼻喉科学术会上，我提出这种分度法，引起参加会议的专家教授们重视，并在1965年《中华耳鼻咽喉科杂志》第三期正式发表。有的同道读者给我写信说：“这种分度法，临床实用对了解小儿阻塞性呼吸困难的程度与病情，以及决定气管切开术的时机都非常有益。”天津儿童医院每年都收治许多多发性神经根炎患儿，这种病以往死亡率是14～20%，根据阻塞性呼吸困难分度法，正确掌握气管切开术时机后，死亡率降至1%以下。同样，也使脑炎患儿死亡率明显降低，提高了临床治疗效果。

呼吸道疾病，是小儿常见病、多发病，病变多种多样。小儿许多呼吸道疾病，只根据病史、临床检查，甚至X线胸片检查，也不能正确诊断，误诊率高，治疗效果差。例如，结核科以前对气管支气管旁淋巴结结核患儿突然窒息死亡不理解，经支气管镜检，发现是气管支气管穿孔所致。支气管镜检不但明确了诊断，而且有良好的治疗效果。又如，小儿内、外科一些肺不张患儿久治不愈，经支气管镜下抽吸治疗后，很快恢复。支气管镜检对小儿气管病变的诊断作用和治疗效果，引起各科的信任和重视，请我们作支气管镜检会诊的内、外、结核科病人急骤增多。1958～1962年小儿支气管镜检年平均是100次，1979～1980年每年平均是396次，1984～1988年，每年平均是789次，天津市儿童医院至今已行小儿支气管镜检9003次。小儿支气管异物共8173例，其中，植物性的有：花生、葵花子、米粒、各种豆类、各种蔬菜、树枝、麦穗等；矿物性的有：注射针头、大头针、缝衣针、铁钉、子弹、石块、玻璃安瓿等；动物性的有：蛔虫、螺蛳和人的牙齿；化学合成物有，园珠笔帽、钢笔帽、眼药瓶胶皮帽和气球等共70多种类。8173例中，除3例需开胸外，其他各例皆经支气管镜下取出。支气管镜检应用于小儿临床，明显提高了小儿各科的医疗质量。以前常视小儿支气管镜检是一种非常困难，并发症多和担一定风险的手术，除主任和老主治医生外，别人都不敢做这种手术。我们经过临床实践，打破书本上小儿不能用任何麻醉的规定，大胆用吸入性全身麻醉和改进手术前用药，使这种困难、危险和并发症多的手术成为安全、易行和很少发生并发症的手术。这就为使支气管镜检能在小儿临床广泛应用打下了基础。以前只能由主任做的手术，现在天津儿童医院青年住院医生也都能顺利地进行这种手术。

在小儿耳鼻咽喉这个新领域，细小支气管和先天性发育异常病变的诊断问题尚未解决。国内外有做支气管造影这种检查术的，不宜对小儿进行，原因是小儿支气管造影操作困难，危险性大和效果不佳。在儿童医院做的第一例时发生窒息，险些出事故。但是，小儿许多细小支气管病变和一些先天性气管支气管、肺部异常，多被误诊和得不到正确治疗，甚至贻害终生。为了解除患儿的痛苦，我不计毁誉，经过两年多的研究和改进，终于创造了大、中、小三个型号的“三通插管”和改进麻醉方法，从而使小儿支气管造影检查获得成功。已施行400多例，效果很好，明确了多年误诊或漏诊的小儿支气管扩张症、气管、支气管或肺先天性畸形的诊断。

我就是这样在小儿耳鼻喉这个新领域中不断耕耘，不断开拓创新。自1960～1965年，先后在《中华耳鼻咽喉科杂志》、《中华儿科杂志》和《天津医药杂志》发表有关小儿耳鼻喉论文15篇。并为健全小儿耳鼻喉科的人员组织、病房管理、各种设备制定出各种规章制度和常规，使这项新工作初具雏形。不幸的是一场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爆发，我成了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受到批判。科室人员被分散，多年积累的病例资料标本、登记表格和一些珍贵照片皆被毁掉，10年心血毁于一旦，我伤心地不再去儿童医院了。在第三医院，我被红卫兵小将勒令靠边站，剥夺一切学习和开会资格，只准看门诊和打扫厕所，薪金减半，但没有给挂“牛鬼蛇神”黑牌，也没有被关进“牛棚”，我是全院主任中最幸运的一个。多年苦心建立起来的科室班子和设备，南调北去的给拆散了。一个教学和临床技术力量很强、很有发展前途的第三医院彻底完了。我于1969年12月被调往“三线”，在山沟里筹建天津涉县铁厂6985医院，任五官科主任。初到山沟时无电，无水（喝的是积雪溶化的坑水），无住处（临时住在贫下中农的下房里）。开始是借太阳光检查耳鼻喉，又回到“朝阳取耳”的古代了。在这十分艰苦的环境中，我筹建眼、耳鼻喉和口腔三个科室。至1972年各科室筹建基本完成，有了门诊和病房，开展了手术。工作不很忙，但我的血压已上升到220～230了。

1973年，天津医学院为了教学需要，成立第二附属医院，于5月1日开诊。作为一个医学院附属医院，没有眼科、耳鼻喉科和口腔科是不行的，想起我还在山沟里（我始终是由医学院发工资）。医学院与6985医院几经交涉，于1973年8月正式调我到第二附属医院任五官科主任，又开始筹建眼、耳鼻喉和口腔三个科室。初到这个医院时，耳鼻喉科只有一名正在外院学习、医学院刚毕业的青年女医生，科室设备一无所有，我是个“光杆”科主任，一切从头做起。经过多方努力，克服种种困难，三个科总算开诊了。耳鼻喉科开诊之初，门诊部连个测听的音叉都没有，手术室做扁挑体切除术没有注射麻药的针头，没有剥离子，竟到千里外的6985医院去借。这时儿童医院领导又与二附院领导商量，同意原协议要我仍每周一、三、五去儿童医院。我认为儿童医院耳鼻喉科已有基础，我又多方设法，将去广西的主治医师调回，其他各事逐渐恢复。而第二附属医院的耳鼻喉科则完全是从头开始，所以我把主要精力倾注在第二附属医院耳鼻喉科。又经过十多年的奋斗，现在这个耳鼻喉科教研组，有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15人，护理人员16人。全科人员团结努力，认真负责，有良好的医疗作风。各种器械齐全，如内窥镜室有国内外最新型的可以拍摄彩色照片的耳、鼻-鼻窦、鼻咽-喉、气管支气管和食管等各种硬管和纤维管内窥镜。听力室有：纯音电测听仪、声阻抗测听仪、脑干诱发电位测听仪、电眼震仪。手术室有；手术显微镜、耳显微手术器械、喉显微手术器械和Nd-YAG激光治疗机，还有面神经电图仪、面神经刺激、味觉检测仪、鼻微循测试仪等。能有这些现代化新设备，在国内是少有的。自70年代末，科内成立耳、鼻喉和内窥镜三个专业组，目的是使主任、副主任医师除掌握耳鼻喉一般工作外，发挥各自专长，各自再深入钻研一门，使耳鼻喉工作向更高更深发展，这对耳鼻喉科的发展是有益的。

我从事耳鼻喉工作40多年来，要求自己辛辛苦苦地耕耘，兢兢业业地不断开拓创新。在第三医院、儿童医院、第二附属医院工作期间，先后获天津医学院、天津市卫生局、天津市科协与医院的“优秀教师”、“五讲四美先进个人”、“积极分子”和“先进工作者”等光荣称号14次，我们科室也多次被评为“先进科室”。1979年我任天津医学院教授，1981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无私地奉献　精心地培养

自从医以来，特别是在第三医院、儿童医院和第二附属医院，我虽然已是科主任，但仍象个住院医生一样，医院有危急病人，我是随喊随到。因此我特意买辆轻便摩托车，医院来个电话，五分钟内就能赶到医院投入抢救病人。直至1976年后，儿童医院和第二附属医院耳鼻喉科医生多已培养起来，能担负起工作了，我的临床工作不那么紧张，我即投入总结经验和写作方面。有些论文获优秀论文奖。

1979年6月5日，在天津市农工民主党成员为四化作贡献经验交流会上，我以《有所信，无所求，无所惧，有所献》为题作大会发言。我说：“总结这些年来我的思想情况，可以用十二个字来括概，即：1.有所信，就是始终坚信党的事业一定能取得胜利，党的卫生事业一定能不断地发展；2.无所求，不求虚名，不求私利，我在儿童医院工作二十多年，不计较名义，不拿儿童医院一分钱；3.无所惧，不惧怕扣帽子，不惧怕歪门邪道的批判，不惧怕工作上的困难；4.有所献，愿竭尽全力为社会主义祖国做贡献。”

1980年初，开始着手编写《小儿耳鼻喉科学》，目的是出一本高质量的小儿耳鼻咽喉科书，内容要丰富、全面。我一个人不能承担，所以，就组织全国各地有实际经验，有专长，有心得的各科学者分篇、分章撰写。这是一次大胆尝试，工程浩大，困难很多，但为了我国新发展的小儿耳鼻咽喉科事业，我们竭尽全力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

1980年5月，我借去大连参加东北三省煤炭系统耳鼻喉科学术会议之便，回老家——旅顺水师营龙眼泉，这是我自1929年离家，除1936年祖父病故时偷偷回去几日外，第一次回老家。自旅顺到水师营到老家一路都不认识了，沿途工厂很多，水师营路中央的老爷庙已拆掉，我幼年读书的小学堂扩大了，上学必经的河流不见了，常走的小土坡路已变成了平坦的马路。我们村的房子也都是大灰瓦新砖房了。找了两圈才找到我家，记忆中家门前那条街比较宽，现在显得很狭窄了，门前我小时候常爬的杏树、枣树不见了，我们一年到头打水吃的那口井已枯了，路旁我们常乘凉的和听蝉鸣的大树也不见了。我以前常梦想的老家，现在一切都变了，除一位老邻居外，年青人都不认识了。1983年应旅顺海军医院的邀请，前去讲学时，我领着外孙女又去旅顺一次。讲学后，我特意要求去旅顺黄金台海军疗养院住几天和到海滨游泳，原因是我小时候这个黄金台游泳场只准日本人游泳，不准中国人去，现在我一定要到此一游。

1980年10月，应南京军区卫生部邀请，我为他们主办的耳鼻咽喉训练班作了三个专题报告。这是我第三次去南京，这次参观了紫金山天文台。会后，参观了上海、苏州。(www.xing528.com)

1981年5月，我应北京市儿科学会邀请，做学术报告，讲的是：“小儿气管支气管病变的诊断”，以具体病例幻灯为主，内容丰富，有新观点，很受欢迎。6月去北戴河工人疗养院住11天。这次与1951年我第一次到北戴河相比，人多了，也更热闹了。7月去哈尔滨参加第三届全国耳鼻咽喉科学会，在大会上讲了“纤维支气管镜临床应用”，并参加在哈尔滨召开的《医学百科全书——耳鼻咽喉科分册》再版的审稿和定稿。8月应佳木斯市卫生局、医学会和科协邀请去佳木斯作学术报告。以后又应双鸭山市市人大、科协和医学会邀请，去我们以前不知道的地方双鸭山市讲学，还到了黑龙江边界的同江县，由县长和公安局长陪同乘船游三江口（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汇合处）。江之中线为中苏交界，可以看到苏联的小炮艇和哨兵，也算到中苏边界一游了。9月先后去济南、曲阜，并在泰山顶上观日出。10月5～10日应邀去朝阳地区作了4次学术报告。回天津不几天，于19日起程去武昌参加卫生部召开的全国高等院校医学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会议，我被选为耳鼻咽喉科组副组长，开始编写高等医学院校《耳鼻咽喉科学》教材第二版。1981年，我已65岁，仍不断地被邀参加各种学术活动。1982年3月，天津市政协增补我为市六届政协委员，5月去唐山丰润县参加全国试点县医院耳鼻喉科学术专题讲座，我讲了7个专题。回天津5天后，随农工组织到黄山旅游。回来时经芜湖，当地医学会把我留下，在政协礼堂作一次学术报告。6月2日回到天津，4日又登上征途去辽宁省阜新市作学术报告。这一年还受天津市医学会委托，主办了两期耳鼻咽喉基础学习班。第一期60人，第二期90人，对天津市耳鼻喉工作者的业务提高和专业人才的培养，起了一定的作用。

1983年5月，我应邀去日本，参加在大坂召开的全日本第84次耳鼻咽喉科学术会。开会前夕，会长在大坂著名皇家饭店宴请各国代表团团长，我被邀坐在会长傍，我爱人（同时去日本参加日本妇产科学术会）和我在日本的七弟夫妇也被邀请。同席还有北医在日本进修的赵医生和沈医的任医生及8位台湾学者，这表示会长对中国是友好的。宴会后与台湾同道们交谈，一位台湾年青医生说：“中华民族是世界最优秀的三个民族之一，可惜总闹不团结”。这句话很可以代表台湾青年人的思想。这次学术会有上千人参加，有七个会场同时开，还有新仪器、新药、新书展览，还有耳鼻喉医生书写的字画展览。这次会规模相当大，内容很丰富，特别是青年人多。据说参加会每人交的会费、聚餐费相当可观。学术会后去东京，分别住在四弟和七弟家。1929年我离开故乡时四弟刚上小学，已半个世纪未见面了，若不是事先看过照片，亲兄弟相见也不相识了。四弟是个穷学生到异国，半工半读读完大学。现在日本已有家业，是个较有声望的事业家，我曾见日本有两本书介绍他，这完全是他奋斗的结果。在异国能有这样的成就真是不易，至今他还保持着坚强、勤劳、诚实、俭朴的作风。他们见到我和第一次见面的二嫂都非常高兴，全家热情接待。七弟夫妇除陪我们去大坂开会外，还领我们到神户、京都、奈良、横滨等地游览。日本食用非常丰富，但价格也贵得吓人，一个桃子6千日元，一个不大的西瓜2万多日元。我们在日本各地旅游所住的旅馆，一天100多美元。据说四弟在公司时架子很大，在家里也是唯我独尊，而这次接待我们时，真象个小弟弟，非常热心周到地照顾我们。他在公司第一次请假陪我们住御殿场欣尝富士山独特风光；去箱根，参观国际村等；还去了龙头、日光和迪斯尼游艺园。每到一处都给我们照了不少照片。我们在日本还参观了五所著名医院，神户在人工岛上新建的医院，建筑和设备很先进。在东京的一些老医院，就有些拥挤了，但每个医院都显得安静、整洁、井井有条。我未看到一张“敬、净、静”标语，但他们是真正做到敬、净、静。与多位日本著名专家教授交流经验时，他们对我在小儿耳鼻咽喉方面所做的工作很赞赏。我们在日本18天走了不少的地方，乘过飞机、坐过新干线、火车、地铁、公共汽车和出租汽车，去过繁华的银座，东京铁塔；游览过一些名胜与游艺乐园，也到过各种商店、饭馆，各处的人都很拥挤，车很多，但到处都很干净和秩序良好。未见过有人大声争吵。给我的印象是日本人民有礼貌、有进取心、有奋斗自强精神。

我与爱人在日本住了18天，唯一遗憾的是已见不到在台湾大学牧畜系任教授的五弟承宗。他因“政治问题”在台湾坐了7年监狱，因而病故于异乡。这次只见到他的两个儿子。

回国后，在天津主办“内窥镜学习班”，原因是鉴于近十多年来，国际上内窥镜检已广泛应用于临床，对病症的诊断非常重要，治疗效果好，常是治病救命的一种重要手段，但在我国还很不普及。据调查许多县级医院还没有这种设备，时常发生需这种手术治疗的患儿在转院途中死亡，所以我决定办这个班，以推广内窥镜检，特别是气管支气管镜检广泛应用于临床，起到普及与提高我国内窥镜检工作的作用。以主治医师以上医师为培养对象。最初计划面向北方各省市，特别是边远地区，但各地报名人多，结果连办两期。第一期开班时，中华耳鼻咽喉科学会主任委员姜泗长教授亲自来天津祝贺并讲话鼓励。第二期开班时他来信写道：“这次第二期学习班，正逢国务院召开学位委员会，我不能来参加，深感遗憾，内窥镜学习班是对内窥镜技术提高及普及相结合的学习班，对推动我国内窥镜业务继续向前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阎教授在国内首先主办这种学习班，应该感谢阎教授对培养年青同志的热情及精神……”。因学习班内容丰富、新颖、实用、效果好，很受欢迎，全国各同行地知道后纷纷来信要求参加学习班，真是欲罢不能。所以在1984年和1985年两年内又办了五期，学员来自全国25个省市地区。有的学员自云南大理、自新疆乌鲁木齐乘飞机来，有的自广西百色长途跋涉赶来参加，我真没想到在全国影响这么大。贵阳医学院参加学习班的主治医师回去后来信说：“学习班的宗旨是为开创耳鼻喉内窥镜技术的新局面，为全国特别是边远地区培养专业人才，社会效益显著。我参加学习班回单位后，就能开展这项工作。在全省耳鼻喉科学会上传达了学习班内容，受到与会医师们的好评。”有的边远地区主任医师来信说：“这次学习收获很大，学习回来后立即开展了这项工作，改变了当地内窥镜工作的落后情况，已为许多病人解决了问题”。《天津日报》也曾做了报导。耳鼻喉科老前辈内窥镜专家徐荫祥教授来信鼓励我说：“祝你成为中国的杰克逊”（注：杰克逊是世界著名内窥镜专家，为世界各国培养了大批内窥镜人才）。这些都给了我很大鼓舞，增强了我的信心与干劲。

1983年9月下旬我去广西壮族自治区智力支边，先到南宁，举行7次学术报告会，并分学科举行4次学术交流座谈会。在南宁完成任务后，乘吉普车经崎岖山路颠簸5个小时到达老根据地少数民族区百色。我们除作学术报告外，还会诊病人和参观右江医学院。

多年来，在日常工作中我不仅严以律己，对科室医生也严格要求和热心培养。我常对青年医生说：“强调八小时工作的医生，绝成不了有成就的好医生”。“天上不会掉馅饼，成绩是干出来的”。我还常鼓励青年医生写论文和翻译外文文献，我为他们审核、修改。多年来已培养出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十几名。我培养的天津儿童医院耳鼻喉科黄伯柱副主任医师，1983年获“天津市特等劳动模范”和“医德高尚的好医生”光荣称号。在儿童医院耳鼻喉科成长的孙长兴主任医师，1987年荣获卫生部文明建设个人先进奖。

数十年来，我竭全力无私地奉献自己，精心地培养耳鼻喉科战线的新生力量。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1984年1月1日我因年岁已大，退居二线。

1985年12月21日，天津市政协召开各级政协委员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做贡献经验交流会，我以“我找到了新的贡献点”在大会发言。我说：“作为一名老临床医生，退下来后，我没有放松自己，出于时间上的紧迫感，事业上的责任感和医德上的义务感，在智力支边、培养人才、著书立说等方面做了些事情，并取得了一些成绩。我个人的事实证明：退居二线并不是人老珠黄，无所事事，而是可以找到新的贡献点，同样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起初，对退居二线自己有想法，不愿离开自己经过十几年努力建立起来的科室。我初到这两所医院时，耳鼻喉科各只有一位刚毕业的青年医生，经过十几年艰苦努力，人员和器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目前在技术和设备上已经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学术上在国内也有一定的影响。这两个科的人员结构、工作安排及发展规划刚刚完备，突然退下来，确实是想不通，接受不了。后来，经过认真思考，觉得自己还是医学院教授，又有40多年的临床经验，仍可为这两个科当参谋，发挥余热，为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继续献计出力。我认为一个人不应该总是斤斤计较个人得失，也不应该计较一时一事，而应该眼光放远些，思想放宽些。离开小科室，还可以面向全市、面向全国，这样说来工作范围更扩大了。同时我认为退居二线还给自己提供了一个有利条件，就是没有“公务在身”，摆脱了行政事务，可以专心致志，集中精力做总结经验，培养人才工作。

自己年已古稀，又是“三高一冠”之人（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和冠心病），所以心里有一种紧迫感。这种紧迫感促使我争取时间，抓紧时间，无论做什么都想加快速度，提高效率，多出成果。为此，一时一刻我都不白白浪费掉。电影院已有多年没进过，平时也很少看电视。我的工作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几乎每天总是早起晚睡，但仍感时间不够用，工作总是做不完。以1984年为例，我的主要工作安排是：1月份，完成卫生部组织的高等医学院校教材的编写工作（1985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2月份，向国内20多个省市和50多个县医院调查耳鼻喉科内窥镜工作情况；3月份，开始指导研究生工作；4月份，主办第三期全国性内窥镜学习班；5月份，主办第四期内窥镜学习班；6月份，去北京作了两次学术报告；7月份，去呼和浩特市，作了三次学术报告；8月份，去大连参加全国鼻科和内窥镜学术会议，在大会上宣读论文；9月份去贵阳智力支边，除作三个半天学术报告外，还到医院为病人会诊和作手术；10月份，主办第五期内窥镜学习班；11～12月份，审校我主编的约126万字的《小儿耳鼻咽喉科学》的清样。从这份工作表上，可以看出我的工作是非常忙碌和紧张的。在我退居二线的两年期间，我主办了五期内窥镜学习班，我还先后到8个省市讲学、讲课36次，发表学术论文7篇，同时还为《中华耳鼻咽喉科杂志》、《天津医药》、《国外医学》等刊物审稿和校稿20多篇。另外，我还担任农工民主党天津市委员会副主委，天津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五官科组组长、天津市耳鼻喉科学会副主任（1989年9月改选为主任委员）。我都积极参加这些组织的活动，并分担一些工作。

总的说来，退居二线的两年中，自己所做的工作，特别是对人才的培养和知识的传播，比前几年多得多。假如我仍在原来岗位上，我相信绝不会有这么大的成绩。许多同志说我退居二线后精神更好了，干劲更足了，自己觉得确实是如此。我深切地体会到，对于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有一技之长的人，退居二线还能做更多的工作。

目前，我国的医疗事业的发展还远落后于先进国家。作为一名老医生、老教授，更应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地为改变这种落后面貌出力。在这种思想驱使下，我产生了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我想：工作岗位退居二线，但精神和责任绝不能退居二线。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在为振兴中华努力奋斗，我们更要振奋精神，鼓足干劲，努力工作，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人民的健康，为了社会主义的建设，更要把自己的专业知识贡献给祖国医疗事业的发展。

在科研方面，我完成经三通管行小儿支气管造影术，这对小儿气管支气管的许多临床不容易诊断的病变和先天性异常，具有明确诊断和临床应用价值，明显提高了医疗质量。《中国医学论坛报》曾介绍说：“使用自行设计研制的三通气管插管，这种插管使造影时始终保持呼吸通畅，避免了喉痉挛的危险，保证造影的安全性和有利于摄片时患儿体位的变换，并可同时维持麻醉、抽吸分泌物、给氧、造影剂注入与吸出，而无需更换器械，方便了操作，减少了喉创伤。临床实践证明，方法安全，操作简便，效果好，可以广泛应用于临床”。此项科研获天津市1986年度科学进步三等奖。

边远地区缺医少药，医疗条件较差，我把帮助改变这种局面，看作是自己不可推卸的义务。近几年来，只要邀我去讲学，我都尽量安排和答应下来，不管那里的环境多么不好，条件多么艰苦，我都欣然前往。我先后到过20多个省市地区，北至黑龙江的佳木斯、双鸭山、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南至云南的昆明、贵州的贵阳、广西的南宁、百色。除在天津、北京、上海、南京、长沙、杭州等大城市讲学外，还到大连、承德、芜湖、桂林等中等城市讲学，还到朝阳、阜新地区、丰润县、蓟县以及部队、工矿乡镇医院去讲学和医疗。外出讲学和医疗，经常遇到衣食住行及气候等多方面的困难，又因自己年老多病，一年在外几个月的时间，家里人和同事都很不放心，但我还是坚持下来了。

1989年国庆节晚上我去东北，与两名日本专家一起为沈阳、辽阳、鞍山的医务界讲学。这次活动非常紧张，每天上午到医院、聋哑学校参观，下午讲课，晚饭后乘汽车到另一城市去。第二天接着又是上午参观，下午讲课，晚饭后又是乘汽车去另一城市。这两位日本专家都是40岁左右，而我年已古稀，这样紧张安排对我来说的确吃不消。但在外国人面前我绝不示弱，我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每到一处，我是讲课、会诊、手术同时兼顾。在旅顺海军医院讲学时，医院有一套进口纤维支气管镜，因不会使用已搁置很久，我就为他们安装、调试和教他们如何操作、使用，并用这新安装的纤维支气管镜为一位住院很久未明确诊断的病人检查而明确了诊断。又如，去鞍山主持一项科研成果鉴定，会后他们说进口一价值二万五千多美元的脑干诱发电位测听仪，不会安装和使用，陪我一同去的陶医生就为他们安装、调试，并教会了他们使用，为他们解决了问题，他们非常高兴而感谢。我认为这都是我们应尽的义务。

除以上工作外，我还担任天津市政协医药卫生组组长。1988年，组织一调查组，包括市政协、市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市卫生局咨询委员会、市九三学社、市农工民主党等单位的27位专家，教授，对市、区、县一些医院进行实地调查，提出天津市医药卫生界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革的具体建议，上报给市领导和有关部门参考。另外，在政协还多次组织专题报告会，请出国考察的专家，介绍美国、日本、法国、联邦德国等国的医学教育制度、医生培养制度、护士教育、医院管理以及急救组织结构等情况，对我市医药卫生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参考。

1985年，天津市耳鼻咽喉科学会进行改选，我被选为第三届主任委员。我团结天津市耳鼻喉科同道们，积极开展学术交流，除每月一次全市性学术活动外，还成立了耳、听力、鼻、嗓音四个专业组，分别进行学术交流，鼓励中青年医生多登讲台，活跃学术空气。因而这几年中青年医生参加全国性学术会的人增多了，写的论文篇数增加了，获科研成果项目也多了。这种作法很受同道们的欢迎，第四届改选时大家仍选我为主任委员。希望我对天津市耳鼻喉科事业的发展继续能有所作为。

我主编的《小儿耳鼻喉科学》经过6年不懈地努力，于1986年由天津科技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巨著填补了我国小儿耳鼻咽喉科学的空白，被评为北方10省市1984～1986年优秀图书二等奖。近几年这本书已与美、日、加拿大、香港、台湾学者交流。

1986年6月底，应青海医学会邀请，我去西宁，在青海医学代表大会和青海医学院各作一次学术报告。会后参观青海医学院附设高原医学研究所，藏族圣地之一塔尔寺，还特意乘汽车经海拔3500米的日月山垭口，到青海湖边一游。能来到这大西北草原观光真是不易，我特买个耗牛尾以留纪念。

1986年7月底去沈阳参加第四届全国耳鼻喉科学术会议，并在大会上作了学术报告。在此次会上当选为中华耳鼻咽喉科学会常务理事。在抚顺罗台山召开的耳鼻咽喉科杂志编委会上我当选为中华耳鼻咽喉科杂志编委。

1987年3月，一行三人应邀去美国参观访问一个月。第一站是旧金山，住在硅谷一家花园式旅馆，距旧金山旧市区一百多里。第二天商量去洛杉矶、休斯顿（我加的地方）和纽约参观，日程和回国日期他们很快就把日程表打印给我们每人一份，去各地的飞机票也很快送到我们手中。我们说回国时想经香港，他们也很快替我们代办了签证和买好了飞机票。在他们一间小小办公室里，在很短时间内除办完以上各事外，我们还与在洛杉矶、休斯顿、纽约的朋友、同学通了电话，我还与东京的弟弟交换传真信，工作效率非常高，给我们办这些事的是一位台湾护校毕业的中国女青年。就是这位潘女士每天开车（需一个多小时）接我们去学习激光临床应用，到加州大学医学院手术室看手术，参观StanFord大学校园，对我们热情照顾。我们第二站是洛杉矶，是一位未见过面朋友的夫人开汽车到飞机场接我们。这位夫人举着牌子在飞机场转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我们，接我们到他家住。在这位未见过面朋友家吃住了一周，他们始终如接待亲人一样照顾我们。他们只到过天津一次，对祖国亲人很有感情。在洛杉矶参观世界著名HOUSE中心，图书馆内参考文献很多，还有各种手术录像带。洛杉矶是个很美丽的城市，我们参观了海城、长滩和迪斯尼游艺园。

第三站是在美国南部的休士顿，是Baylar大学刘教授半夜一点亲自第二次（第一次因飞机改点）到飞机场接我们到他家住，每天开车接送我们到Texas州医学中心，一切由Baylar医科大学Coats教授安排。我们每参观一处都由科室负责人接待，包括世界著名听力学专家Jerger老教授。Coats教授1984到天津时我在第二附属医院给他安排一次学术报告，这次见到我们如同见到老朋友一样热情，还特意安排我们去NASA美国航天基地参观。请我们在休斯顿中国名饭馆吃中国名菜。

在美国的第4站是纽约，住在中国领事馆。到联合国大厦、有孔子铜像的唐人街游览和登一百多层楼的国际贸易中心鸟瞰全市。在纽约见到四位湘雅老同学，特别亲热，可能是因曾在一起度过艰难的大学六年岁月，也可能是因毕业后40多年未见过面之故，或者可能是因在异国与大陆来的老同学相见不易。他们在美国都是很有成就的著名医生和教授。大家年岁都不小了，但谈的都是大学时的往事。大家认识一致的是在业务上之所以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与在湘雅时老师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

在我们旅程安排中本来没有华盛顿一行，但我们不愿在纽约多住，想利用最后三天去华盛顿，参观杰克逊纪念堂，罗斯福纪念碑。到处是樱花盛开，非常美丽。我们到白宫里和国会大厦里参观，因要参观的地方很多，成天驱车各处去，有时中午我们在马路上买个“热狗”充饥。第二次到旧金山，原在广州的同行陈医生到飞机场接我们住他家，领我们游览旧金山，金门大铁桥，晚间看旧金山的夜景很美。各条大街都有红、白（汽车灯）两条龙不断飞舞，以前我和陈医生未见过面，这次他们全家都很热情照顾我们。

回国时，由旧金山起飞，经东京到香港。这是我第三次到香港，前两次是在抗战前。现在的香港面貌大改变，除还有两层有轨电车外，很多地方都变了，以前破烂不堪的贫民区，现在是高楼大厦；以前九龙、新界的荒地，现在都成宝地；以前香港九龙之间靠轮渡，现在有海底隧道。市面很繁荣，生活节奏快，真是“时间就是金钱”的世界。湘雅同学黄梦花（香港老议员）夫妇接我到九龙他们的别墅家去。据老香港人说，香港是近30年刚发展起来的。

这次去海外参观访问为时一个多月，行程二万多里，去了不少地方，接触了不少人，有美国人，有老华侨，有专家教授，有一般工作人员；有40多年前的老同学，有的只是一面之交，有的以前根本不认识，而每个人对我们都非常友好热情，使我非常感动，我非常感谢这次接待和照顾我们的所有各位朋友们。我认为这次去美国参观访问是成功的，美满的。但美中不足的是我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的礼貌和工作态度太差。

1987年6月去西安参加第四军医大学科研成果鉴定会。10月去成都参加第一届中西医结合呼吸道专业学术会，我在特约专题讲座上讲“如何提高中西医结合对气管支气管病变的诊断与治疗水平”。

我与孙长兴合写的“Clincal Application of Bronch-ography in lnfants and Children”被选在1987年11月印度召开的第六届亚太区耳鼻咽喉科学术会大会宣读（我因刚回国不久，让孙主任前往在大会宣读）受到与会的各国同道们好评。

自1978年起，我除在天津医学院、天津耳鼻喉科学会、儿科学会、天津市卫生系统科技成果交流会等处做多次学术报告外，还被邀请到26个省市地区讲学50多次，受到国内同道们的欢迎。在近些年里，我又在杂志发表论文15篇，并为《中国医学百科全书耳鼻咽喉分册》、《耳鼻咽喉科全书》七个分册写了12个篇、章，为医师文库《儿科基础与临床》及中外专家合写的《儿科危重症监护治疗技术》等书写了有关篇章。还指导研究生写了一些论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改革开放，国内学术空气浓厚和活跃，国际学术交流频繁，也由于个人心情舒畅，因而不知疲倦地忘我工作。我认为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要有自爱、自尊、自强的精神，要有为祖国为人民做贡献的精神。今后，我仍愿与耳鼻咽喉科同道们共同努力，使我国耳鼻咽喉事业不断发展，尽快走向世界先进行列。

现在，我己退居二线多年，中年主任都已成长，都很能干，而自己年已古稀，许多事是力不从心了。但我始终仍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自勉。决心在有生之年，继续奋斗，愿为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铺砖添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