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生毕业自费进京读书

林必锦

幼年遭遇

1911年农历十一月廿一日，我出生于福建省永泰县嵩口镇。我的家庭是个破落户。吾族本是望族，世代书香，同族间有弟兄双进士，秀才举人不可胜计，忠孝廉节及功名牌匾挂满祖堂。我祖父与父亲没有功名。父母以种植蔬菜为生，生活极为困难，劳苦终日，常不得一饱。当我幼时，因迫于生计，父母曾计议将我与弟弟鬻卖于人，幸未说成。

我8岁丧父，父丧不久，兄又夭折。我本有弟兄姊妹6人，3个哥哥先后夭折，姊姊早已离家为童养媳，只留下我与弟弟2人。母子三人相依为命，尝尽人间辛酸苦痛，更遭族亲欺凌，迫吾母改嫁，企图夺取公轮（系祖先遗留产业，大公轮十余年一次，每次可得数十担稻谷；小公轮三、四年一次，每次有十余担稻谷），吾母坚决抗争，坚持到底。这种遭遇在我幼小心灵里，埋下痛恨填胸，奋勇自拔的种子。希望读书上进，出人头地，日后能为母亲扬眉吐气。故对人虽则忍气吞声，内心却严以自律，斗争性强。

我的求学生活

我们生活虽是如此艰难，而我弟兄都是很早入学，希望读书上进，出入头地。我先入私塾，课余则帮做家务，忙些田园工作，或沿街叫卖蔬菜。每逢新正，还提篮叫卖瓜果，帮助生计。

1919年，吾乡遭匪劫，乡民纷纷进入基督教堂避难，于是我就转入教会小学校读书。该小学课程多样化，不象私塾那样单调，枯燥无味。课外活动也活跃，我很感兴趣。我入学那年赶上“五四”运动，吾乡两所小学校的学生都结队上街游行，反对日本，抵制日货。以后每年都举行一次游行，对日本帝国主义痛恨无比。

读小学3年级时，我成绩优良，为牧师校长所器重。毕业后即保送我到县格致学校入学，一切费用均由洋人资助。我每日三餐都给洋人端饭端菜。在县读书一年后，因教会由族人中买到吾族祖厅门前空地，拟盖教堂。族人认为于吾族风水不利，遂群起反对，与教会发生冲突。后将出卖族产之人革除出族，并劝我不要入教会学校读书，以示反抗。于是我又回到乡中私塾。不数日，洋教士由县来吾乡办事，找我母亲与我谈话，力劝我回县学校念书。我当时对念私塾不感兴趣，认为没有出息，对族中风水迷信之说，我也不相信。反正自己不把祖产出卖，败坏祖宗声誉，不做对不起祖宗的事情就是了。于是我又回到县格致学校。

在县学校读书，成绩优异，课外活动也很多，查读圣经，做礼拜，建立童子军等，我都很热心。在校曾担任勉励会会长、青年会会长等。1925年，全国学生青年会分区开会，我代表我校到上海开会。那时对开会内容虽不甚体会，但我从乡间来到繁华的大城市，开阔了眼界，使我读书上进的意志更加坚强。

县格致学校4年毕业（相当初中二年）时，教务长和教员会都要保送我到福州格致高中入学，并推荐给我减免学费，但洋教士校长不同意，不肯写介绍信。洋教士要我在本校新开班学习一年，以后送我去道学院念书，准备将来叫我做传道士，我坚决反对。因我不听从洋人意旨，任他们安排我的命运，洋人就用经济万能这一法宝，宣告断绝资助。我不为此所屈服，遂变卖家中仅有的田地，得数十元，自费到福州入高中。第2学期学校给我贷助金，减免学费，课余在校图书馆兼管理员工作，晚间到人家做家庭教师，获得报酬，补助伙食杂用。

1928年春，福州格致中学因火灾停办，我转到福州英华高中，越级插班入第三学年毕业班，当年夏季毕业。将临毕业时，原格致高中校长约我谈话，若我愿入协和大学神科，并允将来在教会工作，则大学4年费用全由他们教会负担。但我自从进入高中以后，就立志从事科学工作，不愿做什么教会工作。我也不想投机取巧，遂辞谢了他们的这种资助。

我升学心切，而经济毫无把握，遂报考福建大学，并求人写介绍信要求在校半工半读。考后被录取，但所请工读尚需等待机会。在家等了两个月，毫无音讯。不得已乃筹划去南洋工作，希望几年内积蓄款项再回来读大学。去南洋的计划准备好后，就动身启程，由乡来县，这时县教堂牧师才把协和大学来信交给我。该信已到月余，他不负责任，未及时转给我，险些误事。信中允准我所请求的工读，我喜出望外，取消了南洋之行，奔到协和大学开始半工半读生涯。

协和大学离县城30里，设有邮政代办所，兼管邻近乡村的邮件。我半日读书，半日负责邮政代办所工作。因工作时间与理化课上课时间冲突，所以除数学课外，所有自然学科课程都无法选修。我的意向已决定从事科学工作，而今偏偏不能选读此类课程，内心痛苦无可言喻，精神烦乱不安。一年结束后，学校决定第二学年不再叫我做邮政代办所工作，可以全部时间上课，并选定物理为主课。

1929年，吾弟初中毕业，考入英华高中，但经济也是毫无办法。我决定自己停学1年到英华高中预科教书，以帮助吾弟升学。此事协和大学洋人教务长极力反对，曾写信向我说，自己有权利受教育，不要为吾弟做那样牺牲，并说吾弟性情不好，应到协和中学工读学校去锻炼。吾弟思想激烈，读初中时对学校措施不满，参与学潮，学校停办（1年后复校），洋人对他不满，故有此举。该洋人在信中警告我，若不听他的话，他以后就不管我的事了，意思是对于我以后上学需经济援助时，他就不再为我想办法了。因为协和中学课程不好，我们不愿进去，于是我拒绝了教务长的劝告，宁愿自己牺牲学业，成全吾弟升学英华。

我在英华教书1年，夏季又担任补习班工作，估计收入可供吾弟两学年之费用，遂于1930年回到协和大学续学，仍选物理为主课。我重返协和大学，经济由另一洋人教授筹划，课余为他做秘书工作。该教授担任宗教课，当我读1年级时，有一次工人做礼拜，请我讲演，他听了非常欣赏，会后曾带我到山中漫谈。因我对宗教不感兴趣，对他开的宗教课，从来也没有选读。

第2学年选修物理课后，我发现理科毕业后仍是去教书，觉得没有出路，于是就决定改选医预科。注册时，教务长（中国人）对我说，学医年限长，问我经济有无把握。我说经济一点把握也没有，但是我还是要改，于是第3学年就改修医预科为主课。第4学年，医预科主任（兼化学系主任），为我向北京协和医学院申请医学预科助学金。这时我专心念书，课余不参加任何活动，宗教活动也不参加。

1933年，我从福建协和大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在校一切费用都依靠学校贷款与助学金。

综观我的求学生活是将离而就，将断而续。每当毕业时期，同学们都兴高采烈，互相庆贺，而我独愁眉莫展，暗自浑泪，因毕业后经济无着，升学无门。一旦得到升学机会，则狂喜莫言，纵有多大困难，也毫不畏惧，内心反觉畅乐。这样就造成了我情绪易于波动，其实乃个人遭遇所致。

一个如我这样赤贫孩子怎样获得教育机遇进入高等学府呢？是勤学苦练，奋发自拔而已。

立志学医

我读高中时，从高一开始分文科与理科，我选学理科。我们除学习一般高中课程外，还要选修几门数理课。2年级时，学校拟在3年级开测量课，我也想学。但学测量一定要先学三角课，我就在寒假期间自学三角，后来上测量课，实地练习，饶有兴味。老师曾带测量队到闽江看挖泥船，还到马尾港参观港口建设、造船厂和炮台设置。这时我对建筑工程极感兴趣，想将来当个工程师。高中毕业后，曾想考外埠工程院校，但因经济无着，连出门报考的盘费都没有。所以就近考入福建协和大学，并申请半工半读。协和是个综合性大学，规模虽不算大，但教学工作认真踏实，人才辈出。我初在该校选学物理为主课，教授为一英国人，他不管学生程度高低，总是讲量子学说，不问学生能否接受。我对物理未入门，也未激起我的兴趣。又想到毕业后也是教书，于是改选医预科。

福建协和大学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在全国挑选设有医学预科的十几所大学之一。医预科规定有必修课程，学生学完这些课方可报考北京协和医学院。我改学医预科虽经济无把握，但决意要学，这就是我的志愿。大体上说，人志愿做什么都是向上向善的。但在旧中国，政治腐败，社会不安定，学生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志愿、愿望有什么用呢？鲁迅先生曾说：“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就是从这句话里找出了勇气，为实现自己的志愿我要奋勉前进，向环境、困难和命运宣战。我从自己一生的经历中悟到一个道理：人生的真义是奋斗，向上向善的奋斗；得志的时候要奋斗，失意的时候更要奋斗；成功的时候要奋斗，失败的时候更要奋斗。我们要认定，失意是得意的征兆，失败是成功的母亲。世界上那有真幸福，人生那有真快乐，幸福和快乐是在斗争中奋斗中才能够尝到的。人生只有奋斗，才有意义。

从事耳鼻喉科专业

一、在北京协和医院打下基础(www.xing528.com)

我于1936年6月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7月，被派到协和医院外科，2年后又到耳鼻喉科工作。每天临床工作后，晚间就在实验室进行颅骨解剖实习。除鼻及鼻窦外，特别注意颞骨解剖、乳窦标志、中耳三个听骨排列位置、三个半规管、耳蜗及前庭互相关系、面神经走形等，绘出图形，保留标本。每晚解剖经常到11点钟才回家。这些标本，在珍珠港事件后，日军侵占协和时，我将它们都带了出来，至今还保留着，作为临床参考之用，对我做手术也起了很大作用。以后我研读文献，开展新手术，如半规开窗、面神经减压以及喉切除发声重建等，都是在协和医院外科、耳鼻喉科等专业几年训练的基础上，继续学习研究而完成的。协和医院临床工作有几项活动值得借鉴：

1.病房巡诊

住院医生对住院病人全天24小时负责，随叫随到，一天一般巡视两次，主治医师巡视病人每天至少1次。各专业组查房和全科查房，各每周1次。查房由教授或讲师主持，实习医生报告病历，住院医生讲述治疗经过，主治医生概括补充后，大家讨论。重点病例则作重点讨论。有的病例事先需搜集资料，提出讨论提纲，将图表挂在墙上，细致描述，阐明理论。这对掌握病理，丰富临床工作经验，大有裨益。

2.疗效统计会

我们外科疗效统计会是统计各病种、各种治疗效果及并发症的会议，每月开一次，全科人员参加。出现并发症的，由手术主持人说明原因，接受批评建议。对某些差错严肃批评，不讲情面，有时争论十分激烈。出现医疗事故的责任者，如任期已满，就不再聘任，纪律严明。

3.住院医师学术座谈会

住院医生和实习医生，除临床工作外，还注意学习技术。每周一次学术座谈会，由住院总医师分给每个人一个题目，根据各自接触的病种，找文献了解病因机转及治疗原则，写综述，作专题报告。这对提高医疗质量，培养青年医生，很有好处。我对这种学术座谈会印象极深，离开协和后，我仍遵循这种方法，继续学习研究。天津早年没有医学图书馆，我就托朋友到协和医学院图书馆代借书刊，摘录笔记，两周归还。以此为开展诊断治疗和手术提供参考。今天我能有点滴成就，应归功于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

二、在中央医院创建耳鼻喉科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后日军占领北京协和医院，次年1月31日，协和全部职工离去。2月间，我与林剑朋医师到阜城门外中央医院（即今北京医科大学人民医院），找该院院长宋元凯联系转院工作。林剑朋到妇产科工作，我受命筹办耳鼻喉科，开设门诊，收受住院病人，做手术等。护理部门由天主教修女负责。不久，协和医院放射科谢志光教授，由我介绍也来工作。我们整天在中央医院工作，除中午医院给我们开饭外，没有谈到报酬。

以后，钟惠澜教授率协和医院一部分医护人员接办中央医院，扩展业务。钟教授任院长兼内科主任，谢志光教授主持放射科，林巧稚教授主持妇产科，司徒展医师负责外科，外科、耳鼻喉科合并，我负责耳鼻喉科。住院医师在两科轮流值班。当时，共同工作的还有曾宪九、冯传汉、吴阶平等医师。大家团结共事，非常谐和，如同在协和时期一样。

耳鼻喉科每天上午查病房及手术，下午门诊，夜间还有急诊。病种多种多样，比较常见的有食道和气管异物。有一例耳源性颅内并发症。患者有耳流脓病史，当时检查鼓膜未见穿孔，诊断有不同意见，但外耳道后上壁肿突下陷，遂决定手术，术中有大量脓溢出，结果顺利。此例表明，检查要细致，才能做出正确诊断，处理得当，才有好效果。还有一例耳源性侧窦周围炎，手术后发烧不退，查房时一位实习医生认为可能是斑疹伤寒，经血清检查及内科会诊证实他的诊断正确，因此，我对青年医生的意见更加重视。

我们耳鼻喉科处理病种广泛，工作顺利，颇孚众望。从1942年2月至1943年12月，我在中央医院创办耳鼻喉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我愉快地完成各项工作。但我为薪金制职工，日军侵华时期，货币贬值，物价波动，民不聊生。我所入难以维持一家生计，不得已辞职来到天津，希望生活条件有些改善。但至今回想那些岁月的工作，仍有眷恋之意。

三、来到天津

我自离开协和，曾希望不久打败日寇，协和复校，我可重返工作，再求深造。但在中央医院收入微薄，家庭负担重，度日困难，不得已来到天津恩光医院。我自知这样当开业医生如同天桥卖艺一般，不是自己学医的本意，甚觉难过。除在恩光工作外，还到当时的马大夫医院会诊，以为更多的人服务。同时，不忘读书上进，借阅各种医学书刊，钻研新技术。解放后，马大夫医院由国家接管，改名为人民医院。我继续在这里工作，并将主要精力倾注于这所医院。我所在的耳鼻喉科，人员逐渐增加到3人，床位从6张增加到30张，工作十分紧张。上午7点钟到11点作手术，11点到下午4点门诊，夜间还有急诊。我们还接受进修的医生，每周有一天晚间，有其他医院医生来人民医院进修业务。1953年，天津市人民政府人事局聘我为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这一段时间，手术开展日益广泛，有些为当时的新医术，如食道化学烧伤（一般是吞服火碱或硫酸所致）应用橄榄探引线扩张治疗；采用内耳开窗术治疗耳硬化，这种手术30年代在美国盛行，我国开展较晚，我科在1950年开始施行，效果良好。

1956年，天津的医院进行调整，成立了第一中心医院，卫生局调我到该院任耳鼻喉科主任。1957年，我科迁马场道，设3间手术室，80多张病床。当时曾打算要我筹建一所耳鼻喉专科医院。我认为耳鼻喉科在第一中心这样的综合医院里，各科会诊较方便，耳鼻喉科医生去其他科会诊，也可以学到各种知识，丰富经验，藉此可培养全面的医生，遂没有筹建。

第一中心医院耳鼻喉科病人不仅为天津一地的患者，有全国各地，特别是河北省、东北各地的患者前来投医，手术开展更为广泛。在当时为全国领先的手术有：

1.上颌骨截除治疗上颌窦癌，为解决术后瘢痕挛缩引起面颊塌陷畸形，影响咀嚼，安置义齿腭托。这种手术在我国为首创。

2.以喉切除与颈淋巴清扫同期进行治疗喉癌。此术较单纯喉切除的优点是，可以防止癌瘤的淋巴转移扩散。此术也是我科在全国首创。当年一喉癌患者来自东北农村，1957年经我们行此术，20年后追踪查访，他仍健在。

3.喉全切除，气管食道吻合，应用硅胶管发声重建术。喉切除为治疗喉癌的主要方法，但因术后患者不能发声，为残废手术。我科从50年代开始以粘膜管连接食管，70年代气管食管吻合术发言重建，应用硅橡胶管插入粘膜管，对管腔起支柱作用，只需用手指掩盖气管套管口，就能说话自如，发言成功率达70%。这种手术在1981年天津市科委、卫生局召开的鉴定会上，经全国各地耳鼻喉科专家评为达到国家水平，获科技二等奖。

4.颞骨切除术，治疗中耳乳突癌。这种病几十年都采用乳突根治术及放射治疗，效果不够理想。我科从50年代开始施行颞骨切除术，效果良好。为解决颞骨切除造成永久性面瘫，从1965年起，颞骨手术中同期进行副、面神经吻合术，以补救面瘫。这在国内外文献中尚未见有报道。

此外，颅面联合切除术治疗筛窦癌瘤、下咽癌颈段食管癌切除、胃咽吻合等手术，在全国也都处于领先地位。

筹建耳鼻喉科研究所

天津第一中心医院于1978年5月经市卫生局同意，成立了耳鼻喉科研究室，在临床与科研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耳鼻喉专科病理室，也于1981年开展工作，负责耳鼻喉全部标本检查，切片制　及诊断报告。几年来，业务不断扩大，取得许多成绩。耳科实验室胡广艾医师发明的电子前庭获国家专利权，并获发明银牌奖；头颈外科研究室能进行各种疑难手术；噪音研究室也增添了先进仪器设备。总之，我们的耳鼻喉科研究室，人员、设备、成果等都具备了相当的基础。1989年，天津市卫生局批准第一中心医院建立耳鼻喉科研究所。今后，我们全科在科学研究方面，仍需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为发展我国医学科学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