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资本折聚银行资本的影响

周学熙为抵制外资侵略，不断扩充聚集新资本，以发展、壮大民族资本新企业。因此，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七月，《洋灰公司创办章程》规定：“除官利及酌提公积外，按十四成分派。以一成报效北洋兴办实业……。”^[9]1912年，在开滦两矿《联合办理合同草案》上也特别载明：“股东分利满十五万镑之后，先提十五分之一，归直隶兴办实业之用。”^[10]于是，经股东会通过，“嗣后股息以每股二元四角为最大限度（股票，票面每股十五元），过此则提存为‘创办新事业专款’以之生息，建设实业。”^[11]从此，滦矿的股息每年都只能分到股本的70%左右。此外，数目相当大的公积金也都投资到其他企业中去。这样一来，工业资本又折过头来开始向银行资本转化了，形成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相互结合。

1915年，周学熙第二次出任财政总长，他为了改变对灰、煤单一重工业结构的投资，转向轻纺、玻璃等部门发展，也要有一个为其罗掘筹款的金融机构。为此，他凭藉掌财之权，一方面为筹建华新纺织公司，拟定资本1000万元，官占四成，商招六成，1916年注册立案，纱锭10万枚，设厂五处。其中由财政部垫拨官款100万元，官息五厘，指定中国银行从芦商应还大清银行项下作抵归还，每年偿4万元，二十五个月还清本银，再分两个月摊还息银，不加复利。同时商股也招150万元，在津设立总事务所。但到1918年，因政局多变，段棋瑞饬农商部派人对华新进行弹劾，撤销了周学熙九弟学辉督办职。周面请徐世昌为其疏通，并由周学熙、周学辉各认股20万元，王筱汀认股3万元，又由王将恒丰公司存款40万元挪借过来拨充资本。这样，1919年1月华新津厂正式投产。翌年，青岛纱厂建立，投资120万元，其中周家个人投资84万元，占了投资总额的七成，其余为江西督军陈光远及周家亲朋的投资。另一方面，为加强袁世凯的财政基础，1916年经由财政部通饬筹办中国实业银行，拟招官商股本银2000万元。内由中国银行付股300万元，芦纲公所认股400万元，东纲公所认股200万元，两淮盐商认股500万元，浙江盐商认股160余万元，共计1560余万元，其不足部分，另招商股。芦纲、东纲、两淮盐商入股踊跃，先后缴来第一期定金20万元、10万元、25万元。嗣亦因袁倒台，诸盐商停止缴股。至1918年认股最多的三大盐行，不但认股不缴，反而要求退还已缴定金。在此艰难之时，周学熙等除将滦矿、启新所谓“新事业专款”的部分资金及两公司股东之股息、花红转化为银行资本入股外，还招收了一部份北洋军阀官僚的股本，如徐世昌、熊希龄、孟恩远、曹汝霖、田中玉、陈光远等。

1919年4月，中国实业银行招股收足350万元，总行于天津开业。分行先后开设于天津、北京、济南、上海；后为了照顾华新纺织公司四厂，又在青岛、唐山、新乡设立支行或办事处。滦矿、启新总理周学熙自兼实业银行总理，启新股东及时任中国银行总裁的李士伟（伯芝）为协理。所以该行时时刻刻都得到两公司的大力支持。(www.xing528.com)

周为了扩充实业银行的金融，又沿用了他在清末兴办北洋实业的办法，招揽社会存款与发行纸钞：一为设立有奖储蓄部，推行十五年为期的有奖储蓄；一为取得了“龙马”图案钞票的发行权。该钞票在唐山开滦和启新矿场上流通。

由于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结合，使工业资本更为集中，成为发展工业的后盾。如1922年唐山、卫辉两纱厂的创办，第二年为扩建卫辉发行180万元的公司债券，以及耀华玻璃公司中比合资建设提供60万元的资金，都是这二者相互结合结果。正是由于这两种资本的结合，才使一个囊括十几个企业公司，资本额高达4000多万元的周学熙资本集团得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