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工商研究会日益充实，会员的生产活动也发展起来了。他们为了维护生产，提出了要求，其中之一是专利权。
工艺总局，在《工艺总局大致办法七条》中，决定为扶植民间企业家的技术开发，酌定专利章程。不久，商部也作了同样的规定。这措施实际上是否适用，得根据民间企业家的成长如何而定。仅就工商研究会情况能举以下实例。
木工会长胡成泰制作变化折叠桌，向北洋工艺局中申请专利。[57]有一竹工会员，仿制成一种砂布，各总会长对此评价是：足够挽回利权，因而申请了专利。[58]另外民立第四铁工场场长孙恩吉，制造了一架轧油机，受到总会长的好评，不日即呈农工商部给予了专利。铁工会员王金富，仿造誊写钢版，通过工商研究总会、劝业道，向农工商部申请专利，得到许可，在直隶全省专办五年。[59]
专利，其后对民间产业的发展是否见成效，暂且不谈。至少，民间企业家已达到了为自己的发展而利用专利的地步，这是不容置疑的。
织布行业，随着生产量猛增，销路不断扩大，企业家的要求便更为明确地表现在减免税厘上了。
天津的织布业，如前所述，从1908年后半期起，找到了销路，不久，呈现出了“近来织工非常精进销路异常发达，即工场之扩充亦日见甚多”的景象。但是，尽管外埠市场的需要增加，可在各工场却出现了货物堆积在库的现象。这是因为在流通过程中所负的苛税所致。为此，织工分会议决禀请劝业道及陈请咨议局，援照机器仿造洋货只须纳税一道行销全国之谕旨，禀部即饬各关卡，遵守实行。事实上，有个客商想从天津贩运爱国布袍料100件，在河东老车站税关投报，因不认该关多增税率，结果全货扣留。[60]对这样的状况织工分会长韩锡章批判说：“袍面一种尤为特色，均皆乐购，而行销各处关税厘卡随处刁难。……当此工业正在萌芽时代，而有此不一之税率实为莫大之阻力。”[61]正如韩锡章所说，任意的苛税，对织布业发展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总会长宋则久等曾筹划办法。有关这以后的经过，不清楚，但有调查记载说：“国内所产之棉布……如直隶之高阳，天津及饶阳等处诸织造大尺布、提花花布，爱国布等之工场，在海关享有洋式货物制造之免税特权。”[62]据这资料来看，至少是获得了海关的优待的。(www.xing528.com)
织布行业为夺回国内市场而发动的这场运动，与以实业振兴作为开拓财源的一个手段，加强在流通过程中的课税的封建政府形成了正面的对峙。
与此同时，为夺回市场，洋布商重新又组织起来了。1910年3月，工商研究所总理宋则久提议组织绸缎门市家研究会，由门市洋货商发起，4月借宫北白衣庵的鞋行地方，开办了“布商研究所”。参加创立会的铺号有七十余号。[63]这些铺号不是与洋行直接进行大交易的洋布绸缎庄，而是从洋布商那里进货棉布的门市铺。工商研究会里，当时已有布商的研究分会，另外，绸缎铺子设有“绸缎公所”。[64]就当时来说，更进一步促进组织门市家具有它的必然性。宋则久于1910年9月，关于自己经营敦庆隆绸缎庄的方针，如下所述：
本号以提倡土货为宗旨，凡我同人学徒，自用一切各物皆宜购用土货，凡置新衣亦必须用爱国布。[65]
这可以说，设立布商研究所是为了组织门市铺，开辟扩大国产棉布的销路，也就是变洋布的销路为国产棉布的销路，以适应时代的需要。
原来一直依存于国外产业的洋布商，由于国内织布业的发展，把商业活动的基础开始转向了国内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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