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在北京、天津的民间织布工厂的新设，除一部分前驱性的之外，从1905年后期开始，集中在1906年，并在1907年以后，迅速减少〔注〕。1906年新设骤增。从时间上来看，反映了抵制洋货运动后投资国货工场的热潮，是由于日俄战争带来的好景的结果。那以后，投资的缩减主要是由于战后不景气及日本棉布的入侵所造成的。预计1904年以后的东北市场的战时需要所进口的商品，在战后滞销。1906年，上海、香港、天津、牛庄、宽城子等共达100002000万两。天津的在库棉布特多，商情极为不振。[51]加上日本棉布由于机械化生产，产量增加，开始有组织地入侵中国。1906年，日本主要五家公司，成立了“日本棉布输出组合”（输出卡德尔），对华北、东北市场强力地实行倾销政策。在战后的不景气及日美的倾销竞争的双重压迫下，创业期的新式织布业也不得不停滞。
然后，天津1909年起渐渐开始了新设和扩充织布工场。这里除了景气稍稍好转这一条件外，还有天津自有的重要因素。下面探讨一下工商研究会的活动情况，它与商会是另一工商业者组织。
工商研究会是在北洋实业新政的一个机关考工厂（1907年改称为劝工陈列所）的指导下设立起来的。考工厂的目的是，开通一般商民的民智，促进国货的生产和推销。二层楼的陈列场里展出内外的商品，同时还作国货的寄销。另外每月两次，举办工商演说会（1905年2月开始），举办国内劝业展览会（1906年12月），并且与附设的工商研究总所一起组织了工商研究会，考工厂每日有八百人入厂，展览会总计有十五万人参观。
其中，1906年2月（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开设的工商研究总会、分会，一面与实习工厂、劝业铁工厂、工业售品所等机关保持联系，同时也是向工商业者提供他们自己能研究改良产品及扩大销路的场所。
开设工商研究所，表面上看起来是由于上级的促使，但实际上，最初工商研究会得以成立，可能是由于采纳了本地商人宋则久的建议（宋是以议绅的身份参与考工厂规划的）。[52]任总会长的是工商研究总所的郭春畲、宋则久、李家桢、朱寿祺四人，分会长由各行董事担任。分会有以下这些：瓦工、木工、铜工、铁工、竹工、胰工、漆工、织工、帽商、鞋商、竹商、布商、铁商、粮商。此外，1910年增设了绸缎洋货门市家研究会（布商研究所），1911年又增设了旋工、美术工的分会。
各分会开研究会，每次由总会长到会讲演。按其内容，研究会的宗旨是“以改良土货抵制洋货。”并且，正因为此目的，以“合群公敌”，也即是“联合立会，共和维持，以防物品恶劣、物价倾轧等弊，仿照日本同业组合办法，诚为工商前途进步之要点”，为此提出确立与列强对抗的新的工商业者团体。[53](www.xing528.com)
这些分会中，木工分会（会长胡成泰）、铜铁两工分会（会长分别为刘辅臣、刘文仲）、竹工分会（会长苑士林）、织工分会等的会员，独立自主地模仿洋货，开发新产品。他们还申请专利。现就织工分会情况作一介绍：
先举初期的织工研究会的一例。1906年10月，借西宣讲所开会，总会长宋则久、李子鹤（家祯），考工厂管理郭芸夫、朱兰蒲，研究总所孙鼎吉等赴会，还有实习工场监工曹君率同匠目、工徒十余人也参加了会议。织行到会者约20余人，入会听讲者500余人。除在会诸人互相研究织工改良各法外，宋则久、李子鹤就织纺抵制洋货等问题作了演说。
不久，研究会通过处理面临的滞销问题，依靠生产者自己从根本上改革织布业，开拓了扩大国货的销路的方向，其主要成员是民二（民立第二）工场韩锡章、民三工场孟伯洲、民五工场杨善卿、民立第三半日工场曹润田[54]，工业售品所（附属于考工厂，专作代销业务）的经理刘敬廷及总会长也参与筹划。为消除滞销，官方采取的办法是，在工业售品所里设立“公柜”，收货发价及代售。但是第二年（1908）公柜赔累甚巨，积货有6000余两之多。为此，杨善卿提出：“如仍以设立公柜为倚靠究非长策，凡我民场似须研究织法核减成本。”按韩锡章的意见，木机仍占大部分的民间工场引进铁轮机。可能的话，每个工场添设三五十架，如成本不够，可从试用数台开始。另外，就改革染色技术、购买原料棉纱的方法等，也进行了多次研究。产品的质量、价格以实习工场产品为标准，目标是以提高整个天津产的棉布的声誉。[55]在这过程中，生产以爱国布为代表的新式棉布有所普及，1908年秋天，出现了山西客商来津争先购买爱国布的现象。
天津的工商研究会的活动，引起了农工商部的注目，它仿照“其良好的成绩”，设立了它自己的工商研究所。[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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