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第一次掀起中国国民规模的抵制洋货运动。1877年，美国遭受恐慌，开始排挤华侨工人。1904年美国全面地排斥华侨，包括工人以外的中国人。在美华侨对这个问题早已有所觉察。夏威夷《新中国报》的主编陈仪侃（立宪派）于1903年提倡抵制美货，给予合法的还击。国内也与华侨的运动相呼应，上海的绅商于1905年5月10日成立了抵制美货委员会，从而投入了正式的运动。
上海商务总会向各地的商务总会发出电文，要求协助。在发给天津商务总会的电文里提出：首先，一方面向外交部请求推迟移民法的签订期，一方面托美国商人向美国政府做工作。如这些不管用的话，则以两个月为期限，到时一律断绝交易。[37]
天津商务总会接到电文后，召集了三十二行的董事开了会议。他们议定了遵照沪定的两个月限，各商业家均经遵允。如有破坏团体者议罚之处，并拟商议羞辱之法，态度十分积极。他们深刻认识到半殖民地深刻化的危害性。指出：“此次不能争回，恐日、英、法、德诸国势必效尤，吾华人之害不堪设想。”[38]
经过几次的准备会议，6月18日，商界、学界共同召开了大会。商界的大会议设在商务总会，除闽帮未到之外，其余各帮都到了，共约200多人。所到各帮凡平日购买办理美货者，均立书表示今后不买美货。其余的如绸缎洋货商、竹货行、木行、杂货行、姜行、北洋烟草公司、临记烟卷公司也都立书表示；米商也表示不再购买美孚煤油及机器，三津众磨坊也表示同心协力不再购买美国面粉。会议制订了罚规，如有违者受罚银五万元。
学界，在天津府官立中学堂和敬业中学堂的号召下，在閤津会馆举行了会议。到会的有大学堂、高等工业学堂、军医学堂、民立第一小学堂等，从大学堂到小学堂合计26校，学生504人，其他外面来客119人，共合623人。有17人相继发表演说，确定了实行办法十七条。主要的有以下这些：凡我同人自今日始一律不购美货；凡我同人皆须劝勉家庭戚友一概不购美货并须晓以不购美货之宗旨；凡我同人皆有分任调查之责；各学校公举一二人择地演说，俾众周知不购美货。[39](www.xing528.com)
卖方与买方步调一致，使抵制美货运动有可能发展为全市民的运动。可是，在这节骨眼上，袁世凯却着手压制此运动。袁的意思是，为了不酿成列国的干涉，必须立刻中止风潮。21日袁发出了告谕，通过天津府县、巡警总局传达给商会总理王贤宾（竹林）等，此时，王贤宾等“唯唯而退”，发传单要求“凡有天津生意一切照常交易，万勿为浮言所动。”[40]这以后，商会只是向袁世凯提交了文书，恳求就改善移民法与外交部交涉，仅此而已。在袁的告谕下，包括学界在内，天津的抵制美货运动势头急剧下降。
在市民团结一体投身于抵制美货运动之时，商会的突变说明了什么呢？它在表示放弃抵制美货运动的传单里写道：“天津市面自庚子乱后元气大伤。幸蒙上宪极力维持，近来稍有起色。”如此，商会在挽救市面的过程中，本身不得不依存于铜元增铸策，因而被袁控制在手里。这反映了天津金融界缺乏近代化的信用制度。另外一个基本问题是，构成商会的主体是商业资本，并且，中坚的洋布商等新兴的商业资本是与进口直接联系的商业资本。就是说，它虽与盐商等不同，与封建势力的结合较弱，但因是把经济基盘依赖于贸易的，所以终究没能坚持抵制洋货。商会所说的中止抵制美货运动的理由即：“缘不购美货，则已购者停滞难消，已定而未出者亦不能临时退回，种种为难于天津市而殊多未便。”实际上，就是进口业者立场的代言。[41]
天津商会不具有抵制美货运动所需的经济基础，最终没能与官方对峙到底。抵制美货运动本身虽然未能发展起来，但是在运动的过程中，与抵制洋货运动互为表里的国货提倡运动却开始了。从而形成民间产业资本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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