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商部的方针，从1904年到1905年，商务公所改组成商会。商部作为中央政府的实业振兴政策的枢纽机关，于1903年设立，负责商工农政（1906年改组为农工商部）。清朝的政治制度，不是近代国家的中央集权。地方的财政权由地方政府掌握，因此，需要资金上的具体保证，由地方政府负责。商部主要任务是为振兴近代化产业创造条件，也即制定大清商律、公司注册章程、破产律、实业赏爵章程等法律。为有效地行使这些法律，同时为了把地方的现状反映给中央，全国设立了商会。各省开港地，商务旺盛的地方设立商务总会，地方城市设立商务分会。天津与芝罘、上海、汉口、重庆、广州、厦门等城市都设立了商务总会。[32]从1904年初起开始准备，翌年2月，在柳树井开设了天津商务总会的事务所（以下简称为商会）。商会的总理，由各行商董和各行铺商人推举，商务公所的4总董就职。常年经费，按每行铺户分为五等，每年捐银4—20元。4月间愿认捐纳会捐者约有数百家。据光绪三十二年（1906）末的调查，正会员（天津在籍的商家）、准会员（客商）的总数达2645名。[33]
商会是中央政府提倡而设立的。但是，商会的母体与商务公所基本相同，里面自然地反映出了天津商人的要求。下面再次就商务公所、商会与政府的关系来看当时商人阶层情况。
1904年5月，为促进商会的建立，商部侍郎陈壁、左参议王清穆、左丞唐文治等来访天津，与三十余行商董，就商情进行了问答。众商提出要求，减轻进口货层层捐税和房铺各捐。但是王清穆对此置之不理，只是把天津银根奇紧，百货腾贵的原因归咎于“半于物力之不足，半于信用之缺乏”，劝告迅速设立商会，以便整顿商务，奖励改良土货。而对此，各行商董只是再次提请官府力保新款，多铸铜元。商务公所也只是请求中央政府维护他们早已实行的方案。[34]
但是，此后为改建成商会，商务公所根据天津的实情，制定了《就地便宜章程二十条》。其中有这样一项：“谨遵谕旨官与商相通。如遇兴革之事，先由分会妥议仿三占从二之法，再由总会酌议，果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应请官府作主。如以为可即见施行。如以为否亦准商会辩论，力袪隔阂之弊。”[35](www.xing528.com)
当时的报纸对此评论说：“所订仿三占从二之法有与官辩论之权，一以多数而免偏私。……则商会之发端即稳立地方议会之基础。”[36]就商会所代表的阶层，人数在天津社会里所占的比重来看，可以说商民是在商会名义下提出“民众的议决权”的。
就在商会成立不久，抵制美货运动波及了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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