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后，天津市场的银根吃紧达到了极点。制钱需要增加，使得十九世纪末以来的制钱缺少现象愈发严重，加速了私钱横行，义和团运动前，流通在天津市面的银票、钱票各在五百余万左右。由于信用崩溃，私钱与钱票之间钱价参差，银票、钱票都不管用了，使市面流通梗塞。
对此，袁世凯设立了平市官钱局，取月息五厘息借钱商百万金，严禁贴水，取缔擅自铸钱，从而控制物价。
但是，这一硬性措施，对一部分作贴水数额较多的钱庄影响很大，百万金分散在各钱庄，没能为恢复作为整个市面信用而发挥作用。光绪二十九年（1903）前半期末，还债日期到了。然而，及时还清债的仅数家，由于倒闭亏款18万余两，其余钱商约140家，一再请求推缓，才得到许可。[20]
商务公所为挽救天津市面，制定了挽救市面大纲四条，其关键在恢复信用，使银票、钱票各票能在市面上通用。[21]为此，商务公所实行了三个方案：一个是恢复与外国银行的往来，息借洋款以资周转。商务公所和钱商公举英俄银行商伙的吴调卿及王宗堂与外国银行交涉，但外国银行则要求袁总督作保。袁拒绝作保说：前次所发的官款一部分已成呆帐。在这种情况下，息借巨款更无力还清。因而交涉失败了。第二个方案是创设商务银行。在袁世凯的赞同下，拟定官商各出资百万金合办银行。两个月汇集的资本，远远少于目标数额，官商分别为约20万两。不久志成银行成立。但是此后该行究竟是否有助于挽回市面，是个疑问。[22]第三个方案是使与市民生活有密切关系的钱帖在市面上流通。为此，商务公所拟定铜元为本位货币，筹集银四万两。在银元局按时价换成铜元，分交给事先选定的40家钱商字号，让这些钱商发行一定量的钱票。最初选定出的14家，其中有6家受领铜元后，无视银元局规定的铜元与九六津钱的比价，抬价出兑，从中渔利。为此，银元局停止发给。如此，商务公所挽回市场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23](www.xing528.com)
在这样的状况下，半年后第二次还债日期又逼近了。欠款的钱商约140家，他们再次请求推缓。与此同时，救荒总局赵兴堂呈请袁世凯，例举在全国灾难时期推缓债务十年的事例，请求袁对天津也推缓十年。[24]赵兴堂的建议，通过天津知县转达给袁，由袁向长芦运司、津海关道、天津银号、商务公所等咨问。而天津银号极力反对：“职号于光绪二十八年借给津商各款，原以济市面一时之急……盖因库藏奇绌，时事多难，设有公用急需又将何以□拨……。”[25]商务公所传集钱商等23家共同议定，拟将所有官款自光绪三十一年起分为五年归还，然因街市闲塞，刻下万难归还分文。[26]众商提案后，督办商务公所的凌太守，率同该所绅董等人另行筹议。这个结论即是“拟定有力之家，量力还清，无力之行，自行通融办理。”凭藉是推缓十年为期过长，不符实际情况，为避免互相倾轧、彼此无益的情况，钱商要尽力偿还官款商款。[27]事实上，这是个束手无策的结论。
对此案，赵兴堂再次呈请推缓说：“市面商款银钱川换约数百万，官款不能推缓，则商款得所藉口缓期更难，置喙不几，以数十万之小数梗塞数百万之大数，民得聊生乎。”有识之士最悬念逼还官款的结果，但官方则置之不问。钱商等官款五年分割还清的提议也未被采纳，结果还是完全采取代表官方的天津银号的意见，政府示谕：将未缴之公款赶紧呈交。[28]最终，商务公所没能维护推延官款的立场，而只是在天津府守的督办下，传达了立刻还债的命令。从1903年至1904年4月，钱行200余家中，歇业荒闭者达一百数十家，各行歇业荒闭者达2000余家。[29]
如上所述，商务公所推行的方案，一个都没办妥。其中批发铜元一案，总算在1903年后半期以后，开始逐渐付诸实施。然而，铜元原来并不是以挽救天津市面为目的而发行的。铜元是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在广东造币厂开始铸造的新式铜币，当时铜铅的价值年年上升，制钱带来的损失越发加大。为此而模仿流通在澳门、香港的外币当10铜仙（1仙），制成铜元。1个铜元重量为2钱，100个正好相当于银元1元。这铜元顺利地在市上流通了。在这个基础上，发出了上谕，命令各省造铜元，于是直隶省也开始铸造了。由于缺乏铜钱，与银的比价上涨很多，这给铸造增利不少。因此各省不仅铸造制钱，而且还企图把它化为光绪新政的财源。为此，袁世凯在光绪三十年扩充设备，当10、当20的铜元一天铸造量达到30万枚。使铸铜元的余利，每年有70～80万元，成为袁所展开的实业新政的财源。不久，铜元变成滥铸，光绪末年全国流通额约达140亿枚，大大超过了实际需要，使得其价值降低了。[30]天津银号所说的用铜元铸造来挽救市面一说，只不过是美其名而已，政府靠铸造得益而将负担转嫁于民众。没有独自财源的商务公所，客观上起了封建政府货币政策的补助机关作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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