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组织之所以成立，首先是因为当时天津有特殊情况，这就是列强干涉义和团运动并蹂躏天津这一事实。据说当时城内“房屋无存”，城外“十去其四”，“天津似乎只剩下了十万居民了，而过去的约有一百万”。留下的只是有病、带伤和跛足的人。这些数字或许有些夸大，但它充分描写了天津城陷落后的悲惨情景。三天的掠夺，把长芦盐运使署（在鼓楼南）、道衙门（在北门里）、造币厂的银子一抢而光。仅是盐运使署，就被日本军抢去了二百余万两，再加上美国掠夺的可成一座高30英尺、宽30英尺的银山，俄国、英国、法国也夺走了大量的银子[15]。商业中心地显然也是掠夺的目标，最繁华的北门外大街，城北区域东西走向的估衣街、锅店街、竹竿巷等以及最古老的宫南大街、宫北大街一带，也都遭到洗劫。白银的极端缺乏，严重影响了缴纳租税、支付外国贸易。现银贴水达每1000两为330两，物价上涨两倍以上。[16]为解决与整个经济界相关的金融问题，创设统辖全市工商业者的机关，对官民两方面都是必要的。
然而，商务公所之所以成立，不仅是为了抢救眼前的穷困局面，它主要是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在《商务公所暂行章程》公布前后不久，有关一市民建议的文章发表在报上。该文题为《天津宋君寿恒上凌太守救治市面条陈》。宋寿恒（则久）[17]是敦庆隆绸缎庄的经理，当时36岁，宋则久列举的天津市面危机原因七条中，其主要的有以下四条：
第一原因：天津口岸出入口货价不相抵，每年亏耗达3000余万两之多。
第二原因：甲午战败赔款甚多，各省截留北上银子而外溢。
第三原因：庚子之乱，联军掳去北省现银数千万两，此外焚毁财产更不可计数。
第四原因：庚子乱后赔款又增，北上银子更少，外溢更多。[18](www.xing528.com)
第二至第四原因，一方面指出了武装侵略给民众带来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由于赔款而使银子外溢，对这一长期的半殖民地化过程发出了警告。
宋则久分析的原因，不止这些。他根据过去十年间的海关统计，指出当时进口不均衡是第一原因。王韬、薛福成等思想家早从1870年起就对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敲响了警钟。后来，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把它归结为“商战”这一概念。到大约十九世纪末或二十世纪初，先进列强及其后侵入的美国、日本，都有组织地加强经济侵略。针对这种威胁，中商自己认识到外商与中商之间发生争夺中国市场的“商战”的严重性。
宋则久基于这样的认识，提出了抢救天津市面的具体措施，及更长远的整个商务的方案。其内容是：励兴工业；设立商务银行而吸收周转资金，整顿商律、商事裁判所及货币制度；为提高开掘民智举办演说会，设立农、矿、工、商学校，并设置孤儿院；禁止鸦片；设立报馆、图书馆等。这些政策包括了为实现经济上近代化所必要的社会改革。宋则久还提出设立“商务局”，以此作为创办各事业的中枢。其设想与袁世凯在1902年设立的商务局不同，是由众商公举的董事4人参与的机构。[19]
一商人对天津知府的建议，反映了当时的危机，并表明了商民已感受到危机而提出参加商政的要求。商务公所作为官方与天津全体商民之间的媒介机关，在天津社会里占有重要地位，就可在上述意义中加以理解。
商务公所实际上能否发挥它本来的作用、下面，以它对银根吃紧所采取的措施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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