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林原文子女士，毕业于神户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于1979年至1981年在天津南开大学留学，现在神户大学院攻读亚细亚社会文化史博士课程。林原女士从事于中国近代史研究，著有《宋则久与天津的提倡国货运动》。这篇文章，是林原女士直接寄交本会发表的。
本稿的考察对象时期是从义和团运动不久至辛亥革命之前这段时期。在进入本题之前，先回顾一下这之前的天津的社会经济。
1861年开埠前不久的天津的总户数，据当时的调查统计是84440户。从行业构成来看，其中主要的成分是农业的45842户（54.2%），工商业者的26439户（31.3%）。后者的内容如下所示：
①百濑弘：《论〈津门保甲图说〉——关于清代天津县的农工商户统计资料》、《小野武夫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农业经济史研究》，1948年，《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1980年所收。《津门保甲图说》是基于道光二十四、二十五年（1844～1845）前后的调查而作。另据《天津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述：1840年天津全县（相当于今天津市区）已有83000户，44万余人。其中城内有1万户，95000余人；城关一带有33000户，近20万人。
说是工商业者，其实，其中工业只有窑户13户，为数不足取。下面，就商业者的内容加以说明。
盐商的起源可追溯到古代，大盐商出现于明代后期。万历四十五年间，盐制实行《纲法》，封建政府把收购、运输、销售食盐的特权都归于盐商，并允许世袭。此后，盐商以包买包销方式控制了盐业生产和销售市场。清朝康熙年间，长芦巡盐御使署和长芦盐运使署，从北京、沧州移到天津。长芦纲商（拥用《纲法》上规定的特许权的盐商）的销售总店也便集中在天津。他们组织起“芦纲公所”，控制价格，贪得高额利润屡屡达到二十余倍之多。他们通过包办征税、准许取得特权的关系，勾结官僚，并且自己捐衔以享有“名望”，在商人中占有特殊的地位。[1]因此上面所说的盐商401户虽然在总户数中只占0.5%，而且不都是大盐商，但它却具有相当大的社会经济实力。
铺户15583户，具体行业不详，但就天津的商业发展过程来看，其主要的行业是贩粮业、海运业、漕运业。粮商，因为京津两地人口聚集，乾隆年间清政府准许从辽东海洋运米，于是乘直隶省的大水灾之机，有的赢利为资本的二三倍，甚至有的在半年之内得利银二万两。另外，粮食从南运河、北运河、子牙河等流域贩进，在天津的集市上出现了拥有牙帖的批发商店。这些商店独吞了利润。道光年间，开设在西集的怡和斗店，兴旺时，一年的利润竟达十万块现大洋。漕运由宁波人承包，南方的奢侈品、土特产品由广州、潮州、福建人利用大船运载，他们中在天津居住的人数增加。咸丰年间，粤闽潮帮里，最大的广帮，北来的人数达五千余人。[2](www.xing528.com)
开埠前不久，天津的主要商业如上所述。天津以首都北京乃至蒙古一带为后方地带作为物资集散地，并作为长芦盐务的管理中心，在封建社会里，成为一个商业高度发达的城市。
但开埠后，随着外国贸易的进行，商业构成发生了变化。新兴的行业代表，是洋布进口商及钱庄。
天津的进口商品中，1866年以前，印度的鸦片占首位，1866年以后，被洋布所取代。1883年洋布进口额占总进口额的61%，达二百万匹。[3]绸缎庄原来只是从事采购和推销绸缎、土布的，其中的大店后来采购洋布。占据天津的许多老绸缎庄，其中大部分店号上都带有“祥”字，据说其发源是明朝时代创立的山东省章邱县孟家。除这些“老字号”以外，随着对洋布需求的增加，新兴洋布绸缎庄开设起来了。据有关资料说，义和团运动前后，棉布、棉线商有“大店九，中店十七，并店三六。”[4]
金融业据说起源于乾隆年间，不久出现了专营货币兑换和存放款的钱铺。道光年间，开始发行“钱帖”（以制钱为本位的钞票）。开埠后，银两、银元并用，币制紊乱，这给银钱业者提供了暴利发财的机会。首饰、绸缎等业的商铺也开始兼营货币的兑换，光绪年间，发展为专营。天津钱庄开业，不需要象北京、汉口那样政府的准许，一律无税。也不同于上海设有同行公会，规定会员必须遵守公会纪律。天津的钱庄只是做每日集合、议定银价。大户钱庄设有集会所，每月集合一次，互相交换钱票，只不过进行这些业务上的交流而已。在银票、钱票的发行量上，也没有任何规定[5]。义和团运动前，天津的钱庄增加到三百数十家[6]。
洋布绸缎庄，是否有制约力的同行公会呢？天津开埠后，全国的外国贸易中枢仍然是上海和香港，天津的棉布商在上海设立申庄，通过当地原件批发字号，廉价采购洋布。这洋布之所以价格低廉，是由于上海洋布公所对价格控制与外商方面的过剩贸易之间的互相作用之缘故[7]。可是，随着贸易发展，其它的开埠地也设了航运洋行及金融机关都开辟直接进口的途径。清末，在天津从事棉布交易的洋行，有英、德、美、日等近二十家。他们与中国商人之间，形成了一条洋行——经纪人一一洋布庄——经纪人——外客，或洋布庄——门市洋货商的流通途径。在这流通过程中，中商的交易状态，有一报告认为：中商开始注意到兑换与市场行情之间的变化，并对之正确预测，在商场上与外商争雄[8]。天津洋布商采购初期依赖于上海洋布公所，因此没有自己的洋布公所。也就是说，与外商的竞争全凭中商个人的智慧以掌握市场行情的变动而得以成功的，不象上海由洋布公所来控制价格。再说1880年中叶，对美国布需求增高，从而减弱了过剩贸易所造成的效力，渐渐消除了中商买主市场[9]。天津洋布商不具有自己洋布公所，因而到十九世纪末，中国洋布商相互间出现了日益激烈的竞争局面。
天津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外国贸易影响急剧增大，而行业构成发生了变化。天津城内外，从事农业的人，“一百人里只有一二人”，其他的大致都是经商的[10]。而且，其经商内容，也与开埠前有很大变化。清末，最早把这样的商人组织起来的，是商务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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