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19日，国民政府正式颁布讨伐令，我第四军、第十一军暨其他兄弟部队进入战斗序列。
在发布讨伐令的同时，作了军事部署：
一、任命唐生智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除唐原辖之第八军一部外，凡第四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六军及独立第十五师，俱归唐总司令指挥，所有以上各部队均沿京汉路向河南进军。
二、任命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率领原辖部队由陕西取道陇海线向东进军，限期与其他友军在郑州会师。
三、原驻河南之魏益三部、贺国光部、任应岐部、梁寿恺部、庞炳勋部等，均作为对一、二集团军之策应，归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节制。
当时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根据任务的需要，又对所属军力作了一次分配：
以第四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军作为第一纵队，张发奎军长为纵队司令官，负责对右路敌军攻击；
以第三十五军、第三十六军为第二纵队，刘兴军长为纵队司令官，负责向中路推进；
以原驻河南的部队为第三纵队，魏益三为纵队司令官，当左路之敌。
我们既属第一纵队，奉到命令后，于1927年4月20日在武昌南湖举行誓师大会，按照集团军总司令部的行军计划，由纵队司令下达各军一律于4月下旬出发，务于5月1日以前全部到达驻马店集结待命。(www.xing528.com)
在张纵队司令统率下的纵队阵容，人材也是一时之盛：谢婴白任纵队参谋长，黄琪翔以四军副军长代领军长职务，十二师师长缪培南，二十五师师长朱晖日，十一军军长仍由张纵队司令兼摄，十师师长蔡廷锴，二十四师师长戴戟，二十六师师长杨其昌：第二十军军长贺龙，贺军长所辖是最近由湘鄂边境洪湖地区地方武装整编为正规部队的，装备较差，但战斗能力很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正着令其向第一纵队战斗序列接受节制，限期到达武汉集中，装备由集团军及一纵队后勤单位负责核实补充。
张发奎司令又下令明确各部出发日期：第十二师4月21日；二十五师22日；第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23日；第十师24日；二十六师25日；二十四师26日；第十军军部及直属部队27日；第二十军各部则俟装备补充就绪随时听候纵队司令部安排出发。而按集团军总部之部署，一纵队各入豫部队是先分别到达驻马店集中待命。
平汉铁路南段在国民政府讨伐令下之日，便即酌量限制了客运及货运，为配合北伐军军事行动需要，并征调了一部分车皮以备军运之用。本来，北伐部队从广州出发转战数千里的过程中，一贯强调不扰民、不影响社会秩序、不妨碍老百姓正常生活并绝对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不干预交通运输部门的主管业务、在战事过后并酌量组织力量协助当地恢复生产和重建生活。我们这一革命方针，深受战地内外的人民群众欢迎、拥护，也获得每一行业、每一政权单位和业务单位的充分合作。此次征调平汉路上的车辆，我们经过合理的研商，尊重铁路行车的独立主权，选择最能躲开客货运输繁忙的车次。在未曾为老百姓立功之前，就本于尽量少找别人麻烦来弥补我们心理的空虚，在稍为完成了军事任务对老百姓作了一点建树以后，就本于不居功、不炫耀的心态，把胜利的果实呈献给国人，这种努力包括了行动的努力和思想的努力。孙中山先生遗训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我们深有体会，也许，四军令誉，克保不堕，未始与此无关。
我十二师是全纵队首先出发的一部分，4月21日，长江风浪极大，师部及各团仍在武昌，我三十六团因先期已渡江过汉口，所以我团就率先出发，路局为我团安排了两列车挂26个车厢，从刘家庙站登车，下午4时启行，因机车汽力不足，车行极缓，晚12时才抵广水站。广水为应山县属，三十六军驻此，刘兴军长兼二纵队司令官的司令部即在车站附近，我前往谒见并报告请示，得知前方无甚变动，刘同意我团继续前进。由广水越武胜关、三里城就是河南边境，再北向即为河南中原，所谓“中原逐鹿”，自兹开始了。
在中原（此处整个河南省为中原的大部）地区，义和团、红枪会、白枪会等民众武装团体几乎是无所往而不在，他们淳良、质朴、思想简单、相信宿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陷于莫名其妙的迷信。中国广大的农民群众，大体是具有这种通性，由于历史上的贫困，知识水准很低，没有政治头脑，容易受人利用，加上长期的封建枷锁对农民意识的禁锢，农民的宿命观念形成了他们在平时都对残酷的现实乖乖地认命。可是到了一定的情况底下，农民也会因为善良和正直经历血和火的洗礼，熔岩会从火山口上喷出来。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他们也许失败了，他们勇敢、朴素而带着一种愚忠愚诚的形象，倒也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你不要以为他们蛮不讲理，一到他们获得启迪，认清方向，他们的力量是摧山塞河的；你也不要以为他们善良可欺，一到他们的忍耐超出极限，光明给他们指引，革命阵营中农民就是我们最可靠的战友。
我三十六团在出发之前，便经过较为详细地了解了一些有关河南义和团、红枪会、白枪会及其他农民武装组织的概况，我们确认，只要北伐部队能广泛开展政治宣传和对农民兄弟善加政治教育，农民从亲切的感受里得到思想提高，那么组织起来、训练起来，将是一支不可低估的革命力量。所以一当我团进入豫境柳林车站，在此停车造饭，我即径访铁路大队长刘文松先生，请教一切。刘系总工会的常务委员，河南人氏，性格豪爽，畅谈了一番形势并交换了情况，承他派遣两位负责的干部随列车同行，沿途为我北伐部队向红枪会沟通，消除一切可能发生的误会，这两位干员熟悉所经地段的民情风俗，又善说词，尤其在铁路及总工会的培养下政治相当成熟，认识革命军北伐是在于求取中国之自由平等。通过这样的媒介，红枪会的农民漫山遍野而来，沿铁路线向我团表示欢迎，看见他们臂缠红布，手执红缨枪或大砍刀，口呼拥护革命。虽然不少是面有饥色，衣着破敝，但那种浩气磅礴、神情率真，直叫人为之感奋洒泪，可见他们受压迫的痛苦深重，向往光明的殷切。我团官兵除挥手答礼致谢外，并沿途留下若干政工干部下车宣慰。我更就有车站电讯系统处用电话向师长报告，请示可否就一部分衣服粮食中拨出，通过两位随车干员转赠当地最贫苦最需要的民众，师长答允容于后续部队开到后由军需部门统筹散发，此是后话了。
据悉，河南农民武装组织亦有其较为保守的一面，即如第三纵队魏益三部则曾于十余日前被农民缴械，步枪逾千枝，炮十数门，以后经集团军总部出面疏通交涉，才收回枪炮各若干。此一教训，亦可知民意之不可犯，革命军如纪律不严明，处事不谨慎，可以招致功过不能相抵的后果。
北进至确山，离驻马店不远，当地有一列宣传列车停在车站岔道上，原系以前驻在河南境内革命军政工单位的。宣传列车车长袁达时曾以前方情况相告，我们交换了不少政治工作上的意见。大概因为我们沿途和农民的武装组织有了沟通，消息也传得很快，确山的民众及红枪会已列队到车站欢迎北伐军，而且要求我团入城驻扎，三十六团的政工人员遂配合原勾留此地的宣传列车展开了一次扩大宣传，交代北伐军的政策，并重点阐明了农民运动的革命本质和军民合作的意义。我团接着仍继续北进，按纵队颁定的计划到达驻马店候命。
驻马店算是河南省的一个大去处，但离开几里以外的地方，民风就很闭塞，二十年代的日子，所有乡间办事的人又多土劣，我们团的驻地指定在界牌，农会和工会的负责人都从驻马店来协助我们协调当地群众与我们部队的关系。我们也的确目睹百姓的生活极为穷苦，吃的是高粱面，穿的是百结衣，农业生产落后到“望天打卦”，但承担的捐税又多如牛毛，官府要钱要命，层出不穷，水旱天灾，兵燹人祸，纷至沓来，所谓“中州耗斁，无世无之”，真是一点不假。百姓固然有质朴纯良的一面，也有无知落后的一面。我团既驻下以后，以关心民瘼和同情开导的姿态与社会各层面接触，此地红枪会已改为农民自卫团，势力颇大，大部分的人都有一种神奇的信念，认为如果锻炼得好，可以枪炮不入。其实自庚子义和团事件以来，惨痛的教训仍然不曾扭转农民对于一些反科学的幻觉。愚不可及的民智，使我们不尽欷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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