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计我第四军部队自赣战告捷后再调回武汉驻防，由1926年的11月19日至1927年4月20日，前后经历了5个月，虽然并不象过去的日子寄身锋刃，但补充整训，枕戈待旦，我们一如没有脱离沙场，常常监视敌情，研究形势，把平时看作战时。
我是惯写阵中日记的，自军部创办《四军周刊》以来，也不时写些短文记叙或评论敌我态势，在当时我的确收集并系统地整理了一些关于吴佩孚、孙传芳被击败后，奉系军阀张作霖坐大而又跃跃欲向中原一试的历史资料，几十年来不少已经被辑在北伐文献中，我现在节录一部分当年的札记：
“昔日吴佩孚、孙传芳虎踞长江中下游地区，累岁经营，一旦为我北伐军扫拔净尽，吴佩孚北窜河南，依恃武胜关险隘，呼聚残部，伺机反扑。但惊弓之鸟，士无斗志，且亲信将领如田维勤、寇英杰、靳云鹗等各怀贰心，拥兵自保，公开抗命，吴佩孚尾大不掉，进退失据，坐困豫中。而孙传芳亦沸釜游鱼，以败残狐鼠，龟缩苏北、皖北，甚至卑躬屈膝走到天津向张作霖乞求援助。
“本来远在一九二四年八、九月间，直系军阀与奉系军阀发生第二次战争，冯玉祥将军调停不下，而吴佩孚跋扈尤甚，所以冯玉祥组成以其原辖部队骨干的国民军[2]与奉系在山海关、天津之间夹击了吴佩孚的部队，吴军大败，转入中原。冯玉祥直入北京，成立执政府，由段祺瑞任临时执政。这一局面的出现，使中国北方的军事力量形成了奉系、直系和国民军系三方面的鼎足之势。奉系张作霖原是野心勃勃的，他的军力强大，一有机缘入关，他的触伸便向各个层面扩展，权力无所往而不渗透，渐渐也排挤了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联合的国民军系，奉系独霸北京，控制了段祺瑞政府，声势煊赫。一九二六年由广州出师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以破竹之势直指长江中、下游，使吴佩孚、孙传芳在甫一交绥即望风逃遁，国民革命军北伐部队的锐气之所以能慑服顽敌，端在旗帜鲜明、信念坚定、纪律似铁、军令如山，虽然装备及军实容或不如敌人，却战意顽强、战略优越，加上战术灵活，战地老百姓一理解到北伐军是‘王道仁师’，大多都能主动提供协助，这就不仅仅是‘簟食壶浆’的狭义支援了，北伐那时打的也是‘人民战争’奉系军阀面对北伐军的强大声威，当然不会轻估也不能坐视，一到孙传芳向‘张大帅’[3]乞援，奉系南下之图蓄意已久，‘张大帅’认为此次有机可乘，且值国民革命军北伐部队长期苦战之余，而孙传芳则惨败只堪苟喘续命，坐收渔利，不动何待？于是张作霖便下令山东督军张宗昌以鲁军全力为孙传芳撑腰，使孙传芳缓一口气，再则把他自己来自辽、吉、黑、热的子弟兵‘正名’为安国军，自任安国军总司令，赐给孙传芳、张宗昌各人一个副总司令的名堂，还着意加张宗昌以直鲁联军总司令，又嘱孙传芳仍扯起五省联军总司令的旗号。山东军遂源源沿津浦路南下，企图协助‘五省联军’抢回原有的巢穴，向我北伐军‘扬威’。(www.xing528.com)
“至于吴佩孚退入河南以后，满以为藉其一往威名可以部勒诸将重整师干，阴图恢复。但怀贰诸将中竟又各分亲奉与反奉两派，张作霖睹此一着，遂径派长子张学良率领奉军南下京汉路，会合吴部的亲奉派寇英杰控制了豫北，逼使反奉之靳云鹗率部南奔，直遁信阳，并鼓动直系反奉的吴佩孚原辖各部，一致对付奉军。靳云鹗还设下苦肉计，公开表示向国民革命军北伐部队接洽投诚，靳的用意，骨子里是阴谋缓和我北伐部队继续北进的意向，尤其是延宕我军入豫。这一企图，我军是洞若观火的，我们亦有我们用兵之道，要戳穿靳云鹗的假附义，最好让他先去吃奉军的败仗来领受教训。果然不出我军所料，正当张学良大军直压豫北，即用强制手段将吴佩孚所有驻于黄河北岸的部队全部缴械，重兵渡河，进据郑州。这一次不但是靳云鹗命运攸关的急转弯，也是对吴佩孚的最后考验，靳云鹗不得不在郑州易手之际拼命反扑，奉军以压卵之势取胜，游刃豫中，睥睨天下，吴佩孚穷途末路，遁走四川，依附于杨森。以上都是我军二期北伐引满待发时对北方情况的全般理解。
“到靳云鹗兵败再退返信阳，他第二次表示向我北伐军乞援，我们那时的主要对象已经直接变成是奉系军阀而不是釜底游魂的靳云鹗了。基于奉军对孙传芳和吴佩孚的处理手段，愈加使我们认识到向北方进军、解民倒悬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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