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师长争取广州革命政府支持，不要走回头路

我们的确具有很强的敌情观念，军旅的生活，培养了我们不能被敌人打败，而且要打败敌人；不但要能在战术上打败敌人，而且要在战略上打败敌人；不但要战而屈人之兵，而且要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就必须要有智有勇，对自己有估计也对敌人有估计。我们的敌情观念建基于要涤荡军阀和帝国主义在中华大地上的血雨腥风，也就是要使全国老百姓都能登于衽席、当家作主，这一种使命感时时警惕着我们革命军人对革命事业不能半途而废。所以我们在武汉休整中也就不断自动请缨，继续北伐；同时并充分分析了当时北方军阀的动态，吴佩孚的残余和孙传芳的残余是怎样死而不僵、企图死灰复燃，甚至重新勾结组合，倚仗外国势力，伺机反扑。从军阀们封建割据的思想本质，我们既按分析作出判断，核对了国内的和国际的情报，更了然北方军阀准备如何“下注”。根据这些，我军我师都一一把情况上报，并坚决以我们的敌情观念化为行动，为民前锋。

张师长在11月中旬飞返广州，主要也就是争取在广州的革命政府支持我们前线部队这种意愿。

然而，出乎我们的意料，当长江以南的地区大致底定，显示了革命形势大好之际，一缕袅袅升起的邪气却慢慢凝聚成为的错误，几十年的这个问题纠结成了中国多次的流血悲剧，国运厄逆，外侮频仍，生灵涂炭，惨象延续泛滥，使人觉得前尘不堪回首！

我个人不愿介入党争，也不愿把文章涉入到太多的政治是非问题上。当时只有一个非常质朴的思想，就是：革命政府曾经以最开明的姿态，领导广大的群众披斩了许多革命道路上的荆棘，允宜有保持良好合作的共识，大家不要走回头路！

我军我师密切注意了局势的发展，唯一坚持的一点便是：继续北伐！整个武汉的军民是上下一心的，老百姓不但给予我们以“铁军”的最高荣誉，实际上他们一致支持着我们的每一个革命行动。我们搞宣传也好，我们准备补充军实也好，我们在整训中尤其是要办教导队也好，士农工商各个层面的支援，使我们衷心感到民气可用，发自人民群众的心声也是一句话：继续北伐的壮举不可半途而废！

1926年12月，孙夫人、宋子文、孙哲生（孙科字哲生）、俄国顾问鲍罗廷诸人都来到武汉，他（她）们在武汉也正是为了进一步了解平汉线正面的军事部署和鼓动革命的政治气氛。而继续北伐的全面财政政策与军需，显然也是革命政府所必须优先慎重考虑的，以不动摇国本来开辟财源，求得在军事行动展开后保证了政策协调与军需供应。孙夫人一行的到来，提供了我们一宗可靠的讯息，便是：我们可以放心远瞻，一切毋须后顾。(www.xing528.com)

接着，俄国军事顾问加伦将军也来到武汉，他曾在四军总部中校以上军事及政治干部的会议席上，分析了奉系军阀与国际帝国主义交互勾结，建议北伐部队不能麻痹大意、放松警惕，他根据最近的军事情报，说明日来奉军纷纷南下的意图，同时汉口、九江等地，日、英租界多次出现帝国主义闹事，尤其英人公然明目张胆在汉口租界示威，反对革命政府收回租界，这种直接无视中国人民要“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革命目标，是属于对革命的北伐军公开的挑战。加伦将军的讲话切中綮要，它的主题在于保障北伐以来的既得成果并继续扩大成果，不失为一时谠论。

环视形势，遥瞻前景，我们的积极性也进一步提高了。教导队的一切几经磋商研究，张师长自粤归汉也把广州方面对举办教导队的方案加以订正和批准，教导队正式开始了。这是一个培材和贮材的机构，在以后出师中原，击败奉系中起了一定作用。

恰恰在这个时间里，关于我个人调师政治部的事情方寝，琪翔兄向我示意过要我接长三十六团的问题才露端倪，却偏偏突然接到把我调去二十五师当参谋长的命令。这事大出我个人意料之外，战友僚属也深感诧异。本来军部改组酝酿已经很久，张师长代陈可钰将军为副军长并实际执行军长职务亦早成事实，总司令部这项正式决定在12月下旬才颁下来。第四军原始编制辖第十师和十二师，在不断的战斗和变动中，这两个师都以转战千里、薄建军功而又在流动里有了补充、调整、扩大，因此上级确定在十二师的基础上扩编成为一个军级单位，沿袭了第四军的番号，张师长晋升为军长，十二师仍保持原有编制，调整补充后番号不变，黄琪翔晋升为师长兼第四军副军长，另新建第二十五师，以朱晖日为师长。至于第十师亦在原基础上扩充为第十一军，第十师师长陈铭枢晋升为军长，原第十师也是调整补充后仍用原番号，另新建了第二十四师和第二十六师。

对于三十六团我诚然是有深厚的感情，命令既颁，服从也就是“铁军”的不移纪律，或者更原则性地说，这是军人的天职吧，我的唯一抉择，是向二十五师报到。而步云兄（按：朱晖日字步云）当日约我谈话的电话就到来。于是，军里教导队的事，师里的、团里的以及二十五师那边的，一下子都几乎让我排不上队，及诸事大致弄出头绪，1927年的元旦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