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居安思危，枕戈待旦

调我去当师政治部主任的事没有再提了，让我仍然待在三十六团倒是我最美好的愿望。琪翔兄和向华兄好象也很理解我的心意，返防武汉的最初日子，他们已经没再提到这码子事了。由于配合全军的休整施训，每次军、师部的会议，向华兄都特别强调必须迅速办好军官教导队。在一定的意义上，我远瞻到第二期的北伐（从革命史的军事行动分期，史家均初步认定武汉底定以前的阶段算是北伐的第一期）很可能马上就要到来，做好团以下基层干部的短期训练，加强政治意识和战斗意识很有必要。我们从海南岛集中广州誓师出发，十二师每一个成员的斗志的确是新发于硎，锐不可当，尤其是叶挺独立团的先期支援湘军，打响安仁、攸县的第一炮予北军以先声夺人的印象，两广健儿一直被视为不可轻敌。回旋于我个人以至其他领导层的战略思考，便是政治不可离开军事，军事必须依赖政治，坚决履行这一原则，虽未交锋而我们已先胜利了一半，所以在出版《四军周刊》的同时，我也就敬谨承领了师长命我筹办教导队的任务，着手与梧生兄（吴奇伟字梧生）、润黎兄（李江字润黎）会同拟定计划、斟定场地、组织教材、分配职员等等，大致上都把我们的构想描出了一个轮廓，只候师长把整个规划乘因公飞返广州的机会送呈上级核定，我们教导队的训练实施便可开始。

武汉的革命气氛是浓浓的，我们四军的人员到处受人欢迎，军、师部已公开表示尽量减少对外的酬应，尤其规定各级干部未经批准不得接受任何社会性质的邀醼和馈赠，至于各级单位自行公醮亦不许动用公款。我记得，大概就在1926年11月下旬，陈可钰副军长因病需要易地留医。第四军军长李济深本来兼总司令部参谋长坐镇广州，对军部只是遥领，指挥责任都是落在陈副军长双肩。此次疗病请辞，总司令部已征求张师长递补，但整个人事的调整只略显示了一些迹象：向华兄直接提升为四军军长，琪翔兄则递补十二师师长兼四军副军长。那么三十六团怎么办呢？所以就在十一月下旬的一天，琪翔兄自己掏腰包以团长名义在黄鹤楼公醼全团官佐后，归途私下对我表示将以我承乏本团。要我留在三十六团我当然欢喜，要我一下子挑大梁我有点不惯，我说：那么，我也一齐上师部去吧。事情当然不等于决定，三天五天中大家都忙，教导队密锣紧鼓，最近调拨前来补充的新入伍兵员接收工作，又须要分出最大部分的精神和力量，治军必须注重培育训练，尤其要注意稳定入伍时的情绪并造成其原始印象。黄团长仍每日必到团部，提示了不少好的意见，也亲自处理一些团内要务，我们就象过去擐甲枕戈、守陴摩垒一样地合作无间，谁也不考虑军、师、团部将面临改组的问题，黜陟升沉，从未萦念。回想起来，这大概也就是当年革命高潮之所以形成，革命队伍中人的心态可贵的一面吧。

“居安思危”，本来与“枕戈待旦”可以视为方向相同、程度有异、静态和动态的两种心理准备。居安思危是比较深化的，含有更多思维活动性质的，它也还挟带着沉着的静态意味；枕戈待旦则已经处在更成熟、随时可以行动的阶段，同时也是居安思危的延续与继承。我们第四军从参与赣战凯旋，奉命仍在武昌待机，一当重新踏上这片土地，很自然就会想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有力呼唤。除了我们已经扫荡了长江天堑中、下游的革命障碍外，广大的中原地区以至塞外、关外、东北、西北，自辛亥推翻帝制以来，还是长期在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的局面下，老百姓对革命军都怀着“奚为我后”的翘盼心情。我们是根据多种渠道获得北方消息的，所以处在武汉休整期中，我们就总未懈怠于战斗部署、兵员、军械、辎重的不断补充，情报、通讯、运输、卫生、医疗、救护机构的刷新加强，政治、宣传工作的纵向横向广泛铺开，各层级训练以分散和集中两方面深入推展，这都说明正是我第四军原属各部既“居安思危”，又“枕戈待旦”的积极举措。(www.xing528.com)

因为在北方，正出现了一种新的迹象，被打败的久踞中原地区的吴佩孚和虎视长江下游地区的孙传芳，自北窜后都分别与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他们的勾结当然是有孙、吴不能不向奉张乞援的背景，他们的交换也显示出互相间有可以利用的条件。奉系张作霖的强大是无可置疑，孙中山先生在世期间也没有忽视张作霖的力量和他在关外以至对当日北京方面的影响，并曾在一定形势下有信使往来。孙先生逝世后，张作霖野心益炽，军阀的勾结不但是国家的隐患，而且直接威胁了全民的革命事业。我们的预见，加强了在武昌“居安”期内“思危”的观念，“枕戈”是磨砺，也为了等“待”一个下令继续北伐的“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