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杨石先教授-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

申泮文

杨石先教授离开我们已经两年了，他的音容笑貌永远存在于我们的怀念之中。在我一生的学习和工作中，曾得到过石先老师的许多直接帮助，而且常常是在非常关键的困难时刻。当我向尊敬的老师提出请求帮助时，他总是热情地、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无论有多么大的困难，他总是竭尽全力，给他的门生以有力的支持，使我多次度过难关，在工作上得以前进。石先老师以89岁高龄于1985年2月19日病逝，给我们学生辈带来无限悲痛。我更是深感失去了学术上的一位指导者，工作上的一位保护人和前进途程中的一位有力的扶持者。我此生能在祖国的化学教育事业中稍有作为，无一不是石先老师帮助和支持的结果。缅怀恩师，我只有化悲痛为力量，自强不息，努力在工作中力尽绵薄，以无愧于老师的教导和帮助。

我出身家境贫寒，在旧社会本无上大学的资格，由于得到中学老师的帮助，又获得南开大学每年免交90元学宿费的奖学金，才勉能在1936年秋考入南开大学化学系。杨石先教授是我步入化学大门的启蒙老师，当时他给我们理工学院一年级学生讲授基础课普通化学。那时石先老师四十岁左右，风华正茂，因早年是足球运动员，身体强健魁伟，胸挺背直，健步胜人。石先老师容貌堂堂、器宇轩昂、光采照人。他最讲究仪容，每天都是衣冠楚楚，表情严肃，使我们学生总是怀有敬畏之感。他每次来上课都换穿不同的笔挺整洁的西装。背心左侧的小口袋里揣着一只金壳怀表，表链系在背心钮扣上，链上悬挂着他在国外学习时的荣誉纪念品金钥匙，同时左手腕上还戴着一只手表。上课时为掌握讲课节奏，他不时看表，有时看怀表，有时伸长手臂看手表。奇怪的是有时又从背心的另一个小口袋里拿出一只无链怀表放在讲桌上看时间。学生都很惊奇，说杨先生一身带了好几只表，一时传为美谈。

石先老师在授课时十分认真负责。第一次上课就跟学生约法三章，规定女学生坐第一二排，男学生坐在后面。把学生坐的扶手椅按行列编号，每人座位固定，不许更换。这样谁不来上课座位就空下来，石先老师从讲台上一眼望去就看出几排几座的学生缺课。所以他一步入课堂，便拿出点名册给未到者划旷课记号，花费时间不多。学生迟到超过十分钟的不准进入课堂，记为旷课。这些细微的地方都显示出石先老师对学生严格要求和追求课堂高效率，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当时讲课的教室就是今日经重建后的南开大学第二教学楼211阶梯教室。

石先老师讲课采用英文课本，用流利的英语加上汉语注解讲课，每讲新内容，他先用挺帅的英文在黑板上写下标题，然后口述讲授要点。他口才流利，语言简练，问题交代得极为清楚，并善于运用启发式方法讲课。石先老师在讲课时常辅以演示实验，吸引着每一位听课者倾心听讲，因此有很好的课堂效果。那时我们确实感觉到，有这样有名望和才学高超的教授给我们讲基础课，真是受益非浅。这也为我以后从化工系转入化学系，打下了思想基础。

石先老师平时表情严肃，不苟言笑，所以学生们在尊敬之余，还有点畏惧，不敢轻易接近他。实际上石先老师是平易近人的，很愿意与学生们接触交谈，只是他严肃的表情起了障碍作用。与老同学们谈起，大家都说怕他，现在我们都老了，仍然有此感觉。所以我们把石先老师看作是一位敬畏的严师，我们对他是永远崇敬与热爱的。

在入南开大学后，我为了解决生活费用，每个星期要为南开中学数学老师张信鸿先生批改五个班的数学习题，所以学习和工作都很紧张。学习基础课就不能不抓重点。那时二年级有许多学生是我的中学同班生，各种教科书我都不需买，都是他们借给我。我上课时注意听讲，揣摩哪些内容是石先老师讲得有兴致的地方，那就是重点。课后又向二年级同学请教，石先老师考试时喜欢出什么样的题目，得知石先老师常常出论述性的大题目。我就在课下按讲题用英文组织笔记，把一个个讲题作有条理的整理，未雨绸缪，把准备考试寓于日常复习之中。石先老师每学期有两次小考、一次大考，每次上课有10分钟左右的提问，我坐在后排，常常幸免于提问。考试时，考题常常是我猜中和已准备好的，因此可以毫不犹豫用英语快速地写出答案，每次考下来我总是全班（百余人）成绩最好的。但石先老师却从来不给高分，每次我至多得89分，学年成绩也是89分。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是我一年级普通化学的成绩给石先老师留下了印象，把我列入了优秀生，以致后来他给予我许多热情的帮助。

第一学期结束时，我各门课都取得了好成绩，获得了南开大学三六奖学金（为纪念南开中学建校三十年和张伯苓校长诞辰六十年由校友筹集的奖学金），每年300元银币，我求学的经济困难暂时得到解决。但好事多磨，1937年暑假，卢沟桥事变后20天，天津被日寇侵占，南开大学校园于1937年7月29日被日军飞机和重炮轰炸，夷为废墟。经国民政府命令，南开大学内迁，与北大和清华联合组成长沙临时大学。

我在1937年12月才辗转来到长沙。在去长沙之前，我曾参加国民党部队到上海投入抗日战争。后来我由上海前线溃退到长沙，心情沮丧。由于南开大学化工系已迁去重庆上课，我当时也已无力再事长途跋涉，便去找石先老师（那时他是长沙临时大学化学系主任，也主管南开大学入学问题），向他提出申请转入化学系学习，石先老师欣然同意，在我的选课单上签了字。石先老师的签字，决定了我一生对事业的追求。

由于我迟到，情绪低落，加上害了一场病，到次年3月第一学期结束，我有好几门选课没有成绩，被学校布告退学。这时武汉失守，长沙临时大学奉命迁昆明。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教授受命组织师生步行迁滇的“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我去找了黄老师，请求带我去昆明。得到钰生老师和他的前夫人梅美德老师（她是南开大学三六奖金管理委员会的委员，故对我了解，此时奖学金已因战争取消）的大力支持，由他们资助我旅费按自费参加旅行团去昆明。因此黄钰生老师也是给我以直接帮助的另一位严师，对我的一生事业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1938年4月至7月，旅行团步行68天到了昆明，8月份开学上课，易名为“国立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杨石先老师仍任化学系主任，特许我继续入学。在旅行途中，我看到人民贫困落后的状况，激发了我的责任感，涤荡掉悲观失望的情绪。老师们给我以继续学习的良机，我当然要全力以赴投入学习。经过两年的勤奋努力，我以较好成绩完成了三年的课业，1940年夏，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

在这里我还要回忆石先老师在联大时期的几件事。联大化学系由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校化学系组成，清华和北大两化学系最强，名教授云集，如清华化学系的高崇熙教授，北大化学系的曾昭抡教授，都是自视很高，个性很强，毫不让人的，选什么人当联大化学系主任才能把这一班人团结到一起合作共事，便成为一个压倒一切的重要问题。后来石先老师被选为化学系主任，之所以由石先老师担当此任，除了他有很强的行政工作能力之外，最主要的是石先老师为人正直，处事公道，善于团结同志，待人以礼，不亢不卑，能孚众望，因此受到所有教师的尊敬与爱戴。他当系主任后，很快就把化学系办成团结得最好、学风最正的一个学系。虽然经费困难，设备简陋，但在石先老师的有力领导下，全系师生群策群力，实验室很快就因陋就简地建起来，我们也能做有机和物理化学实验了，到四年级我们即可以进实验室作毕业论文了。

石先老师以他在化学系的卓越政绩，从1938年起在任化学系主任的同时，以后又被选任为西南联合大学教务长，全面管理联大教学工作，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能在百般困难的条件下，培养出大批国内外知名学者和专家，办学成绩斐然，与石先老师的辛勤努力是分不开的，石先老师的功绩会永远铭刻在联大师生的心目中。(www.xing528.com)

石先老师虽然身兼两级教学领导工作，但他仍以一位普通教师的身份坚持参加教学工作。在联大他教过化学系一年级的普通化学基础课，也曾给工学院学生开普通化学课。工学院距理学院约有五六里路之遥，石先老师每周要步行两次去工学院上课，而且从不迟到和误课，受到全校师生的钦佩。

我读到化学系四年级时，系里开了高等有机化学课，由名教授曾昭抡、钱思亮、朱汝华和杨石先四人分别讲授，各讲自己的专长，每人一个学期，两年讲完。那么多名教授一起授课，这是大学教学上一次空前的讲课。可是我只听了朱汝华教授讲的甾体与激素化学和石先老师的植物碱与天然产物专题。石先老师在这个高级选课中更突出地显示出他的精湛学识和高超讲课才能。我深深地记得，他讲植物碱的结构判定工作时，因那时还没有今日测定物质结构的精密仪器和手段，石先老师讲授时生动地讲解了中外有机化学家如何运用分解与合成两方面手段，巧妙地判定了植物碱的精确结构，并且最后用全合成人工制出了天然产物的复制品。他讲得由近及远，由此及彼，分析得极为精采，引人入胜。学生的思维追随着石先老师的讲述路线前进，有如在享受美餐，陶醉在化学知识的海洋之中。下课后，同学们还舍不得离去，三三两两在议论，在称赞，我记得我的同班同学、北大的唐敖庆（现国家基金会主任、吉林大学名誉校长、名化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就是最热衷于在课后赞颂石先老师讲课精湛的一人。

在最后一年，我的经济状况又处于劣境，那时学校发给沦陷区学生每月8元的生活补助费已不够用，刚到昆明时每月伙食费仅6元钱，但由于国民党政府不断通货膨胀，滥发钞票，生活费用不断上涨，我只好经常出去给一些准备考大学的中学生教家馆，谋些收入补助费用。到了1939年下半年，生活最低费用上涨到每月需30几元，而我当时仅有学校的8元加上教家馆收入10元总共18元，尚有10几元的差额。最后一年必须读满学分，我不能因到外边去谋收入而耽误学业。考虑再三，只有去求助于石先老师请他给予帮助。这本来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加上固有的对石先老师的敬畏心理，到石先老师家里去拜访，确是一件硬着头皮的事。当我战战兢兢地向石先老师汇报了我的困难处境后，石先老师和蔼地说：“你为什么不早来找我呢？南开办事处还有一些钱，可以资助你。”这样我的心情才平静下来，对未来又增添了希望。石先老师又问：“你估计每月需要多少钱呢？”我说：“每个月再有10元就够了。”石先老师很关心地帮我计算了一下，说：“这样不是太紧张了吗？”我说：“紧缩一点就够了。”于是石先老师给我开了一张条子，让我每月到南开办事处支取10元补助费。这样，在石先老师的如此亲切关怀和帮助下，我得以顺利地完成大学的学业。

1940年大学毕业后，杨石先和朱汝华两位老师介绍我到国民党政府的航空委员会油料研究室去做助理员。这是一个飞机油料的研究单位，有三位研究员，只聘用了我一个助理员。由于是老师介绍去的，我极力努力工作，谁指派的活都干，把全部油料的分析化验工作全都包揽下来，而且还把实验室的大小杂务也都承担起来，工作上很受倚重。谁料工作三个月后发生了两件事。一是这个研究室属于军事编制，全部工作人员都应集体宣誓参加国民党。当时我还不知深浅，借口聘我来时并没有谈过这种要求；另外我认为搞自然科学的没有必要参加党派活动，拒绝参加国民党。第二件事是日寇侵入越南，云南告急，油料研究室奉命迁成都，对这项工作我着实出了力气，全部结束与装箱工作我都承担下来，而且做得很有条理，到成都有了实验室，一开箱取出仪器设备就能立刻开展工作，在离开昆明前，我去向石先老师辞行，并向他汇报了几个月来的工作情况。石先老师告诉我，西南联大也有迁川准备，目前先在四川绪永办一年级和先修班，将来形势紧张时全校也将内迁。他提出就我们单位公物迁川运输之便，托我把他的一箱贵重图书运到四川，到泸州交给军政部应用化学研究所所长骊堃厚（南开校友，石先老师的学生）。我当然很高兴为老师做这样一点微薄的工作，次日就去石先老师家把这箱书取走，装在油料室的公物汽车上开赴四川了。到泸州后，雇了挑夫把书送到应用化学研究所驻地。因骊堃厚出差不在，便妥交到该所办公室，取得收据，给石先老师寄去并汇报了情况。

我们迁到成都后，得到石先老师来信，知道运送的书箱确已无误地为骊堃厚所收到。石先老师还告诉我，骊堃厚欢迎我到应用化学研究所去工作，建议我加以考虑。这时我已因油料研究室是军事单位必须参加国民党之事而烦恼，有脱离这个单位的打算。但应用化学研究所也是军事单位，也不敢介入，所以就把我的意见回复了石先老师。1941年4月我因不“入党”事与单位领导弄得很僵，得到一个凑巧机会我悄悄地开了小差，跑到兰州找我哥哥去了，开始了一段动荡的生活。抗日战争胜利，我回到昆明，见到石先老师，但不久他就出国赴美考察和为南开大学复校去国外延聘教授了。

我在1946年初经黄钰生、邱宗岳两位老师介绍，参加了南开大学化学系工作，并受命承担三校公物复员北上的押运任务。在昆明至平津的路上整整耽搁了一年，于1947年初夏才回到天津南开大学，这时石先老师已经由美返国，为学校延聘来许多名教授，其中有高振衡、朱剑寒、姚玉林等教授，壮大了化学系。这时石先老师已经是50岁左右的人了，但他仍然穿着白大褂在实验室里做研究实验，并仍然神采奕奕地给教师们讲《药物化学》提高课。

在南开母校工作，得到石先老师和宗岳老师的扶持，加上自己的努力工作，我提高得很快，在1953年就晋升为副教授兼无机化学教研室主任，工作极为顺利。但到了1959年，南开大学化学系承担了支援山西，为山西大学建设化学系的任务。系里指定无机教研室王继彰副教授去支援山西。这时继彰同志正患心脏病和糖尿病，身体衰弱，本人不愿意去，而系里口风很紧，坚持他非去不可。我为此很赌气，向党组织表示愿意代替王继彰去支援山西。经党委批准，我去了山西。

在山西工作没有几年，从1964年就开始挨整，被指斥为“与党争夺青年”、“引导青年教师走资产阶级只专不红的道路”。“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戴上“申家村反党集团”的村长“桂冠”，横受迫害，饱受艰辛。1972年虽然恢复工作，我又走上讲台，但到1974年又被拉下讲台，再度受批判，一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情况未见好转，我的研究室被拆散，一切学术活动受到限制，处于无法工作的状况。

我此生得到的一个最大转折，是1977年夏天津市政协组织一部分天津文教医卫界知名人士来山西参观大寨，石先老师参加了这个访问团体，到太原后约定到山西大学来看望我们。石先老师还到我家里坐了20分钟，了解了我的处境。他看到了我新出版的译著，又看到了我走遍山西对风化煤，腐植酸资源进行普查后所绘制的资源分布地图，知道我在逆境中仍然是在坚持做工作的，引起了他的注意。后来我有机会向石先老师提出请求帮助，把我调回天津。

1978年7月，山西大学一位同事走来告诉我，经杨石先先生提出，由方毅同志批转教育部长刘希尧，同意调我回南开大学工作。几经周折，山西省终于批准我调回南开大学，于1978年12月末回到天津，结束了我在山西20年的生活。

这次工作调动，之所以是我生命中最大的一次转折，就是在我老龄来临之前，争取得到一段有利时间，为母校的化学教育和科学事业再做贡献。回到南开，石先老师先让我在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工作，但他诚挚地对我说：“我把你找回来，绝不意味着要你照我的安排去做工作。你在山西不能发挥作用，找你回来就是让你发挥作用，你认为到哪个部门去工作能更好发挥作用，都可以去，无须以我的意见为转移。”老师知我信我，给我创造了如此良好的前进机会，我只有加倍努力为师增光了。一年后，由于化学系的要求，我回到化学系无机化学教研室工作，重整旧业。

在这几年里我在工作上做出了显著成绩。无机化学学科已经成为南开大学化学系的重要学术支柱之一。成绩当然是教研室全体成员团结努力共同奋斗的结果，我作为学术领导人，也尽了自己应尽的努力。我一定继续自强不息，坚定地把石先老师留下来的关心、培养、扶持后来一代的优良传统传递下去，为我国的四化建设培育更多的英才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