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师从石先老师四十六年，他的嘉言懿行，值得撰写的很多、很多，这里也只得就我们印象最深刻的略加追述，以表忆念。
先师以为祖国培育英才为己任。他从美国学成归来，进入南开大学就与邱宗岳教授通力合作，担负全校化学课的教学工作。在一个五六十人的大班里，有的学生并不是本系的，化学只是选修课，而先师对每个学生都予以关切。而且都是单独的，一个人一个人地接触，循循善诱。这种诲人不倦的精神，留给了大家极为深刻的印象。在庆贺老师执教六十年业绩[1]的时候，一位中国血统的美籍学者回忆三十年代南开园的大学生生活，写道：“南开大学不仅是个教育组织，而且是个大家庭。师生间的距离可以说是没有。杨石先老师曾教过我们高等有机化学课，而他对我们的亲切情景，经过漫长的岁月，想起来仍历历在目。”石先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密切、融洽关系，体现了后来为人称道的南开的一种优良校风。
先师对于基础理论的教学，十分重视，长时期亲授基础课。化学是实验科学，很早他就重视对学生实验操作的培养。他在美国作研究生时，兼管过实验室，曾亲眼看到中国学生疏于实验操作，损坏仪器，都得赔偿，饭费赔掉了，吃饭都成问题，致使有的学生不得不忍痛改换专业。他执教后常常以此告诫大家：只在读书方面下功夫，忽视实验能力的训练是不行的，因为化学是实验科学，知识要从实验中获得，任何理论和假设都必须通过实验来验证。所以他历来都是在实验室里指导学生做实验，并且亲自从国外购置仪器，充实完善实验设备，使学生获得良好的实验条件和基本训练。有些年，他针对教学和研究工作中不重视实验的时弊，多次重申他的主张。由于他的努力和躬亲示范，重视基础课的教学和对学生基本科学训练，就成为南开大学几十年来师承的传统，教学的风气。
他非常注意培养学生的品德，他认为品德不好，思想境界不高的人，在学术上不会有很高的成就，更不会真正地对祖国、人民、子孙后代作出贡献。除了言传身教之外，他还作演讲，讲述他的意见和经验等等。更为难得的是他身居大学教授、专家的高位，而非常关怀中学教育，把中学生看成大学的后备军和希望。早年，他在南开女中所作的《从事科学事业的人所应具的个性、态度和习惯》的报告，从科学方法应用的普遍性与提倡科学研究之重要，一直讲到如何发展科学文化以及科学家应有的个性、态度和习惯等等，使中学生们受益极深，多年难忘。他还兼任过南开中学毕业班的普通化学，教学任务相当繁重，大学地处西郊八里台，中学在城厢西南角，每周上三次课。为了不迟到，不误课，他就前一天晚上赶到中学去住宿。上午讲课，下午做实验，常常要到晚间才能回家，师母刘夫人总是把饭菜准备好好的，但偶尔也不无嗔怪地问他：不能早点回家吗？他则是回答说：“学生实验做不完，老师怎么能回来呢？”他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学生。
1938年成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时候，先师任理学院化学系主任，后来兼任教务长。因为张伯苓校长常驻重庆，他与黄子坚先生代理南开在联大的事务。而北大、清华都是名牌的国立大学，南开则为私立，这样三所大学联合建校之初，难免于因门户之见而产生矛盾。学者名流荟萃，三个学校的化学系主任，在社会上、学术界都有名望，而又都各有个性和学术见解，所以要担当好联大化学系主任是非常困难的——不但要在学术上具有高深造诣，还必须办事公道，胸怀豁达，能够团结大家一道工作。石先老师德高望重，学识渊博，作风正派，办事公道，从来不背地里非议他人，大家对他格外尊敬，把他推选出来担任化学系主任。他上任以后如何作为呢？首先带头讲基础课，先后为我们讲授普通化学、高等有机化学、药物化学等基础课，直到后来兼任教务长仍坚持基础课教学。打破了教授只教专业课的偏见。当时，我们理学院在昆明市近郊的北门外，工学院在城西南的一所会馆旧址，两院之间没有交通工具，只能安步当车，理学院的教师到工学院去教课，每周四课时都要花去四个半天，往返行路就要花费很多时间气力，所以理学院教师不愿去工学院教课，都让助教去教，教、学双方都不满意，造成多方面的不良影响。石先老师就以身作则，亲自到工学院去授课，这样一来，中青年教授都抢着去任教。从此，工学院的普通化学就有教授承担，不仅对教学有利，也有利于两院之间的团结。他为联大师范学院理化系讲授普通化学，针对师范教学的某些特殊性，自编一套讲义，适应师范生的需要。在培养人才上，他从不马虎，从不驾轻就熟地图省事。学生的考卷，他都是自己评阅、批改，而且非常认真。他对工作的热心和极端负责的精神，人所共仰。
炳林在化学系任助教时，当过一年多办公室秘书，协助老师处理系务和往来文牍，他从不下命令，要炳林办什么事情，一般只提要求，交代一些原则，至于具体如何办，由承办者自己决定，以发挥承办者的积极性。所以，炳林觉得在老师领导下工作，总是心情舒畅，能够开动脑筋想问题，敢于大胆负责。这种锻炼，对炳林后来担任领导工作，大有帮助。往事如烟，而老师的恩泽，我们终身难忘。为了搞中草药的研究，有一次炳林要到云南下关去弄一种医治疟疾的中草药。那年月，行旅艰难，路上很不安全，老师十分关注一切准备情况。临行前又找炳林谈话，不仅就安全等问题娓娓叮咛，而且连车子也联系妥当，使炳林深受感动。
老师性格内向，仪表端肃，抗日时期，祖国半壁山河沦陷，他忧心忡忡。教育工作艰难，使他极为苦闷，因此平日极少欢笑，态度总是那么严峻。同学们敬畏他，不敢为学业以外的事情轻易地去找他。那时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毕业即失业，茹玉在联大化学系毕业，成绩不坏，却陷于失业的困境，便和另一女同学心情紧张地去求助先师，而老师极为和蔼可亲地接待她俩，思谋之后，告诉她俩说：“我推荐你们到中央工业试验所去，路上不好走，你们结伴去吧。”他亲自为她们书写了推荐信。他对人是非常诚恳热忱的，对学生爱护备至，他看到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人材，无用武之地，找不到工作，不能学以致用，内心是十分痛苦的。同学们求助于他解决就业问题，他总是尽力而为。
在众望所归的情况下，1943年石先老师被推选为联大教务长，师生们都很高兴，这确乎是有道理的。在他出任教务长之前，由于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很多应做的事情没有人做，或者是部门之间相互推诿。例如，在联大名义[2]下招收的学生，每年为报部一事，拖拖拉拉，竟至可以拖拉几年，学生毕了业，几年拿不到文凭。在那认文凭不认人才的社会里，没有文凭就找不到工作，他为此事在校务会议上提出严厉的批评，解决了积年未能解决的问题。
当年的国民政府根本不重视教育，以国难为由，给学校的经费很少，对学生的奖学金和补助就更少。先师对国民政府这种做法不满意，在各种场合发出：保障学生健康的呼吁。西南联大对学生的学业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教授给分很紧，对学生压力较大。大多数的青年学生学习用功，而物质条件差，生活很清苦。一些贫苦学生营养奇缺，有的正在上课突然晕倒了，考场上学生晕倒的事就更多。石先老师非常痛心，认为这种情况再也不该继续下去了。他就任教务长后，特为此事从昆明到重庆找国民政府财政部，提出增加学校经费和学生贷款金的要求，作了极大的努力，但毫无结果。对国民政府这个腐败的政权和机构，他从失望发展到憎恶。
因为他担任了西南联合大学的教务长，就得到重庆青木关中央训练团受训（蒋介石任中训团主任）。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段锡朋对他说：“蒋主任要亲自介绍你参加三青团。”他一口回绝说：“我是搞教学的，搞科研的，我没有时间再参加三青团。”段锡朋不无威胁之意地说：“你不参加三青团，怎么当教务长呢？”他回答说：“又不是我自己要当教务长，是大家推我的。等我把应做的几件事做完，你们可以再找别人来做教务长。”他的不附权势，光明磊落的精神，使同仁同学为之鼓掌喝彩、钦佩不已。
先师毕生服从真理，不盲从谬误。1948年冬，天津近郊响起了临近解放的隆隆炮声，有些人相继南去，他却一再谢绝劝行，期待着新生活的开始。解放后，他担任了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继而任副校长、校长。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积极支持党在教育方面的许多改革，不论做任何工作都是倾注着自己的全部感情。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下，在周恩来总理等领导者的关怀帮助下，经过革命实践，他实现了由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变，1960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一直是用科学家的严谨态度从事教育领导工作的。解放初期，各大学外语课都以俄语取代英语。他当时就指出，这种作法非常狭隘，将来由于语言障碍势必造成我国科学发展上的极大缺陷。一个时期，高等教育有忽视质量、盲目追求数量的做法，他曾表示极大的不安。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历次的政治运动，他都认真、积极地对待。五十年代的“反右”斗争，他感到有些不够理解，当得知北京的、他的朋友曾昭抡、纪育丰等有才华和成就的知识分子，竟要划到敌人方面去，南开大学的雷海宗、傅筑夫这样的老学者，乃至还有刚从苏联讲学归来的一位风华正茂的中年文科教授，都“在劫难逃”时，他惶惑不安。他深知这些人不是什么“反动派”，曾想设法去保护。他哪里知道，这是他个人所力不能及的呢？
当“文化大革命”的灾难降临的时候，德高望重的石先老师也“在劫难逃”了。铺天盖地而来的帽子朝他扣来。既然“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都被诬为“黑线统治”，是“资产阶级专政”，那么，“南开大学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总代表”自然就是杨石先校长了。有了这一大“罪状”，再罗织什么“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保护伞”之类的各种罪名，当然也就“顺理成章”了。1969年5月14日造反派对他进行了全校大会的批判。他回顾了二十年来自己确乎都是按照党的要求从事教育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并没有错，如何能低头认罪呢？第一场大批判，造反派对他“评语”是：“态度不好，目中无人，十分傲慢”。于是，6月11日又召开全校的批判大会，但是从不屈服于淫威谬误的正直的科学家，态度如何“好”得了？
这样那样的宣传队进驻南开大学，占领了上层建筑。杨石先教授是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正式任命的校长，虽然没有人敢撤他的职，而事实上他什么职权也没有了。南开大学一片血雨腥风，一夜之间，他成了“国民党残渣余孽”，他的几个留美的学生，包括我们在内，一概都是“美蒋特务”。他在南开大学的功绩都变成了“罪责”，而且俯首可抓。例如：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有个生物测定室，饲养了蚜虫、红蜘蛛、老鼠、小白兔、大公鸡，乃至蚊子、苍蝇等等昆虫和动物，都是用来测定农药的药效和毒性的。科学本身是严谨的，验证手段必须严谨，即使是对害虫，也得精心喂养，这些本是科学常识。然而在打着“反对修正主义”旗号的伪科学干扰破坏下，生物测定室就成为“修正主义”的典型。一位当时的领导人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大发“宏论”，原话是这样说的：“元素所那个生测室，是搞洋奴哲学和爬行主义的典型，花房是用玻璃盖起来的，要那么洋干嘛？把它拆了，改成土坯的，贫下中农种庄稼，有哪个是在玻璃房里？更不能容忍的是，我们要除“四害”，他们养蚊蝇。……教育革命，就从这儿革起！”接着又说：“不仅元素所要革命，还有那个数学、化学、物理，也要革命，非用A、B、C不行么？为什么不能用我们的方块字代替？硫酸不就是硫酸嘛，为什么非用那些洋文（指H2SO4）？怪难懂难记的。”石先老师当时被排斥在“全体师生”之外，不曾亲闻这番“宏论”，但因为是领导者说的，我们不能不告诉先生。他听了之后，心情非常沉重，预感到灾难在所难免。接着便刮起了拆元素所的黑风，这股风象瘟疫从生物测定室蔓延到农药中试车间。楼板被砸得千疮百孔，反应釜和管线弄得七零八落。
批判、斗争，他可以怒而不言；扫厕所、拾大字报纸屑，他可以尽力去干；抄他的家，他只要求不要毁掉他长期积累的几万张科研卡片[3]。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所谓“一号命令”，把他赶到完县腰山去改造，一次让他十几里路去县城，年逾古稀的老人累得小肠疝气病发作，痛得趴在地上起不来……。这一切他都忍受了，都咬紧牙关挺过来了。但是，拆除元素所的农药中试车间，他痛心，他不能忍受，他拍案而起，要制止这种胡闹、这种破坏不能再发展下去！他义愤填胸，用颤抖的手写大字报。自这场灾难性的运动发动以来，无论来自何方的威逼利诱，无论压力有多大，他都没有写过针对任何人、任何事的大字报。这时，他写出第一张大字报说：“中试车间是国家拨款几十万元建起来的，是农药放大样必不可少的。你们把它毁掉，改为聚甲醛车间，糟踏国家财产，那是犯罪！”我们理解忠贞爱国、将大半生心血倾注在科学事业上的共产党员、老学者的心，我们也相信狂飙过去之后，在祖国大地上农药研究还是会要发挥作用的。但是大家却也不能不为耿耿丹心，铮铮铁骨的老人捏一把汗，而他义无反顾，把这张大字报贴了出来。“于无声处听惊雷”，有头脑的人激奋，没有头脑的人继续发昏，收去了元素所的公章，摘走了元素所的牌子，并对石先老师及全体科研人员横加种种限制。(www.xing528.com)
自诩为“革命领导”的一位人物，找他谈话，说什么：“学校不是科学院，要研究所干什么？”他诚意地作解释，告诉这位领导：“世界上很多研究工作都是从学校搞起来的。”那领导就蛮横无理地叫道：“我是主任，是办学的，不是科学院长，要研究所干什么用？”石先老师发火了，冲着对手说：“你说元素所没有用，农民等着农药急用，你知道不知道？”他激动了，用颤抖的手敲着桌子说：“元素所不是学校要办的，也不是我杨石先要办的，是根据毛主席‘以农业为基础’、‘要同病虫害作斗争’的指示和第二次全国科技规划会议农业会议精神，受周总理委托办的。国家花了那么多钱，又培养了这些人，你们拆了，我怎么向周总理交待？”这番话，有根有据，有理有力，掷地有声，对手瞠目结舌，不知所措。
周总理是深知先师的，也是非常敬爱这位老科学家的。早在1966年，周总理对调往天津的市委书记特意嘱托过要关心、保护他。当危言耸听的南开大学“特务成网”、“叛徒成团”、“反革命成串”的谬论传到北京的时候，周总理非常气愤，说：“我了解南开大学，南开大学哪来那么多叛徒、特务、反革命？”但是，寒流滚滚的时节，参天大树也难护英华。
残暴、无知、别有用心的一伙人，在南开大学肆意为虐。为拆掉元素所，投枪直刺杨石先，那伙人费尽心机，提出什么“要给元素所找婆家”，企图用合并的办法，把元素所并掉。摧残科学的暴行，把石先老师气得浑身发抖，他给周总理写了长达数千言的《请求保留元素所的报告》。他亲自将信送到校党委，让他们转呈。那伙人知道杨石先很难压服，他的“倔劲”是众所周知的。慑于周总理的威望，那伙人的破坏有所收敛。
1972年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着手解决被林彪、“四人帮”严重破坏的教育战线上的问题，周培源先生撰文阐述必须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拟发《光明日报》，报社征求杨老的意见，他回复说：“很好，周培源的意见很对，我要补充一点，除了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之外，也要加强实验工作。我们赶紧想法把仪器制造和试剂生产抓上去。”但是不久“四人帮”掀起了所谓“反右倾回潮”的风浪，又把他诬之为南开大学“刮理论妖风的总风源”、“资本主义复辟回潮的总根子”。不过，他认为自己没有错，要坚持工作。就在这阴霾密布，寒潮时袭的艰难日子里，他组织领导了杀菌组的科研人员，搞出了农药杀菌剂新品种——叶枯净！他还撰写了《作物主要病害及其化学防治》的重要文章。
在“四人帮”摧残下，许多科研机构散了摊，南开大学元素所在石先先生的奋力保护下。留下了一支科研力量。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确方针指引和鼓舞下，他决心尽快地把元素所恢复起来。在中央有关部门和有关领导的帮助下，把被遣散了的科研骨干调回来，并要回了农药中试车间，建立了毒理室、激素组、剂型组，进一步健全了农药科研体系，加强了元素有机化学的研究力量。
1980年，石先先师已经84岁高龄，他辞去南开大学校长职务和十几个兼职，只保留了中国数理化学部委员和元素所所长的职务。第一是要年富力强的后起之秀能够得到施展才能和锻炼成长的机会，第二则是争取在他有生之年，把元素所办得更好，培养更多的优秀接班人。1982年10月他又辞去元素所所长职务，由茹玉接任所长。元素所在先师开拓的道路上前进。
先师一生除致力于科学、教学事业外，别无嗜好，只喜爱培育花草，最喜欢的是不惧风暴而屹立于高山之巅的雪松。而他不正是我们祖国大地上的一株劲松吗！
（1986年10月于南开）
【注释】
[1]时在1981年10月。
[2]当时三校各有一套体制、科研、教学人员和随迁的学生。
[3]当日校长办公室的同志用战备箱保存了这批珍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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