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石先自传：战乱时期的生活与成就

杨石先

编者按：杨石先先生的这篇自传，写于1959年9月。这里刊出的是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经历，建国后部份从略。

我于公元1897年1月28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六日）出生于一个中等官僚家庭。6岁以前母亲带我和弟弟随祖父母住在杭州。祖父在浙江作官多年，历任嘉兴府知府、宁绍道台等职。外祖家也在杭州。

我6岁时，父亲接家眷至济南，他在山东初为候补道，后因办理黄河防汛有功，保升道员。我在杭州时已上家塾，开始识字，到济南后父亲又延请教师来家教读。学《四书》、《五经》（未学《易经》）、《史记》、《文选》而外，又学习数学和地理。故早年教育虽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亦略具维新的成分，因父亲已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我11岁时父亲被直隶总督调来天津供职，家亦由济迁津。我兄弟二人开始学校生活。我们考入民立第二小学，我被分入高二，弟弟高一。1910年我在高小毕业，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次年弟弟毕业，考入青岛德国高等专门学校预科。这完全符合父亲的愿望，因他曾一再表示希望我学农科，弟弟学工科，而美国和德国又是他认为这两方面最先进的国家，他确实体会到工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根本。

辛亥革命（1911年）以后，国民党掌握了新政权，和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进行政治斗争，暗潮剧烈。父亲过去政治关系是属于北洋派，而感情上又倾向于维新，有严重抵触情绪，故而愿在北方政府任职。有友人推荐他到原籍安徽省政府作事，尝试两年又告失败，使他认识到自己脾气不好，思想不合时宜，没有在新时代作官的本事，不如坚决退出宦途，另觅谋生之道。适母亲身染重病，长期需人照料，而妹妹又小，父亲自己无法照顾管理，遂将他们送外叔祖家在上海暂住，自己只身赴北京，寄居会馆，以卖文、鬻字为生。这一家庭变化在我们兄弟两人的思想上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我们在学校都享有公费，每年家中原只需补贴二三十元为零用和服装之费，改由自己工作补贴，困难不大。但一个美好完整的家庭忽然烟消云散，连假期都无家可归，对十多岁的青年人来说是痛苦的，而且认识到以后的一切，只有依靠自己的努力了。父亲有见解，亦有办事能力，但是没有专门学问而又性情憨直卞急，说话经常得罪人，在变乱的时代是很难不遭打击的。

家庭的情况如此，国内国外形势又如何呢？国内军阀专横，内战不息，民生凋敝，外侮日亟。国际则德英争霸，欧陆风云紧急，日本野心勃勃想乘机吞并东亚。所以我在青年求学时代始终以最严肃的态度对待学业和锻炼身体，其余一概置之不问，以期自己学成之后负起重建家庭和复兴祖国的责任。当时以为中国最根本的问题是国内广大人民未受教育，不能发挥政治作用，而掌握政权的人又都是无良心的政客和无头脑的军人，互相勾结利用，既无政治经济常识，又不懂得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以致一切落后，无法抵抗，听人宰割，特别是科学，它为新时代的重要组成部份，为技术的源泉，如果中国不能掌握，则永远不能脱离落后的地位。这也就是教育和科学救国论者的看法，我对此深信不疑，绝未想到在帝国主义操纵下可能是一条走不通的途径！我在清华学堂前后读了七年：中等科三年，高等科四年。学业上的竞争是剧烈的。入校时同班同学为一百七八十人，各省按规定名额招考送来的，每年淘汰一部分，又由学校自己招插班新生若干人，最后毕业时只余五十多人，其中原来的略逾半数。七年中我饱受资产阶级思想的浸润，无形中养成了崇美的观念。由于认真学习，一般成绩优良，名列前茅，但仍有一点不为美国教师所满意的，就是拒绝接受耶稣教义。这是由于早年父亲时常对我们说起清末各省教案的始末，使我对帝国主义以宗教为侵略工具有了初步认识的原故，何况真正从事科学的人对宗教总是有抵触的。幸而，清华还是中国官方的学校，不能因此而把我排斥。

1918年夏我赴美国，分配至纽约州康乃尔大学。该校工农科俱享盛名，规模甚大，全校有学生三四千人，中国留学生亦达四五十人。因我填的志愿是农科，所以被分往该校。不料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美国在后期亦正式参战，加入联盟方面。全国及龄男性青年有高中毕业水准的均被征入军官后备大队训练，惟工科和医药、化学等方面可以部分免征，因而文科，农科等全部变为女生。化学则因军事需要（毒气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展开）而大大地加强了。我原来对化学兴趣很高，遂呈请留学生监督转入应用化学科。

当时中国学生在美国的处境是相当痛苦的。因为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依然腐败，内战不息。当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时又被袁世凯政府接受了，遂被当作劣等民族对待，经常受到侮辱，只有在学校内还能得到尊重，因有学业成绩作标准。这种情况更加刺激我学好专业的要求，更加坚定早日归国办好教育和发展科学的志愿。我曾大胆地告诉美国同学们，不到五十年中国一定可以屹立起来，你们等着瞧吧。对于美国制度上的许多缺点亦不可能不看到，过去把美国当作理想国家的幻想很快地被打破了。

1922年春，我在应用化学科卒业，赢得多数教师的友谊，他们希望我留校作研究生，当即告以愿往有机化学工厂，尤其是染料或者制药厂，工作两年取得生产经验，然后再进行研究。系主任和教授都为我进行推荐。不料大的厂家对于黄种人十分歧视，特别是在染料和制药方面有不少业务秘密，深恐泄露，坚不同意。个人原订计划不能实现，不得已入康大研究院，准备博士论文。估计约需二年半至三年。自己清华公费尚有一年半，成绩好还可延长一年，导师又告诉我可以申请本校研究生奖金或研究专款，故完成学位应无经济困难。工作一年，进行极为顺利，初步全面考试和德法文都已及格，试验结果亦完成计划之一半。这时忽然接到母亲来信催促回国，因外叔祖去世，大家庭分家。二舅舅经济情况不好，母亲和妹妹不便继续寄居，父亲收入照顾自己都有困难，何况还须接济祖母（祖父已去世）。弟弟虽已于三年前考取安徽省留德公费，但还要一年才能毕业，故目前只能要求我即日归国。因此我不得不与导师商量，将研究完成部分作硕士论文进行答辩。

1923年夏，我束装归国，由于这是临时决定，未能早一年向国内接洽工作，只得在抵沪后四处托人介绍。有德商征求我作银行的染料和药物的化学技师；有旧日同学推荐我到银行作业务技术员；同船归国的两位留美学生代浙江大学和南开大学邀请我教书。我终于选择了后者，来到南开任教。因为自己仍然忠于过去的教育救国的信念，并拟终身致力于教育、科学这两个事业。(www.xing528.com)

从1923年到1929年，我在南开大学服务6年，教学上有成绩，故于1929年夏，争取到出国进修二年的机会，再度赴美入康纳替克州耶鲁大学研究院，进行杂环有机化合物的研究。工作两年成绩甚佳，于1931年5月考得博士学位。当时德国著名化学家明兴大学诺贝尔奖金获得人维兰德教授来耶鲁大学讲学，参加我的论文答辩，承他的美意约我到他的实验室作为客籍研究员一年。因函南大商量，拟于1932年秋返校，未得同意，遂往英国和欧洲大陆作两个月的考察旅行，并至维兰德教授处道歉。承他同意，两三年内随时再去。然后就取道苏联，经过西伯利亚归国。

1931年秋回到南开大学以后，忙于开设新的课程，并布置新的实验和规划新的装备。翌年正式开展研究工作，首先在合成药物方面。两年后发表一部分结果，得到好评。因继续深入，一方面扩大研究的面，另一方面和医学机构联系协作。这时日军已由东北入侵冀东，并于1937年夏初酿成卢沟桥事件与京郊我军展开战斗。同年7月底天津日军开始行动，炮击并进占南大校园。除事变前三四日抢救出一部分图书仪器外，其余均被掠夺和摧毁。十余年心血废于一旦，悲愤之余誓作复校的决心，遂即日南下抗战。同年10月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安置三校部分师生。我被任为化学系主任。次年春又迁昆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

从1938年到1945年，我参加西南联大教学和行政工作，前后六年有余。除在理学院任化学系主任而外，嗣又兼师范学院理化系主任，最后又兼教务长。西南联大学生有两三千人，而教师则因三个学校合并起来显得多了一些，每系约有十个左右的教授，还有若干讲师和助教。图书仪器又甚缺乏，使研究工作几乎无法进行（生物、地学、考古等除外）。

1945年夏，我第三次去美国，为南开大学物色教师，采购图书仪器，并在印州大学任访问教授，兼研究员两年。当时美国有数十万青年退伍，分批免费入学，高等学校入学人数激增，达到正常的两三倍，而师资奇缺，故外国学者和研究生都受到热烈欢迎。我亦利用这一机会补齐自己八年来的缺课，了解化学及其接近领域内的新发展和新趋势。又看到了若干为美军占领时掠夺而来的德国化学工业研究的秘密资料。这些文件经过有关专家审查后，分别影印交给政府机关及有关工厂的研究室和大学研究所，或作内部资料，或作一般参考。我曾写信给当时的教育部、工商业部、中央研究院，希望他们组织力量进行收购和托人摘要抄录，以备国内参考，但是他们或者认为无关重要，置之不理，或者复信说现在无力办理，以后再说。

1947年我准备归国。印州大学化学系同人一再敦劝我再作二三年之逗留，因国共战事正在东北进行，华北即将卷入，归国后恐无法工作，不如候局面稍为稳定再作归计，同时我留下对他们亦大有帮助。而我则认为国内局势甚难估计，二三年未必能稳定，又因南大同人来函敦促，终于年终乘轮归来。

1948年2月抵津。归国一年后，天津获得解放。

解放前夕，曾有人约我离津南下，当日的教育部亦有指令随时乘机飞走。我对国民党和蒋介石自抗日战争以后完全丧失信心，不愿追随他们。而对共产党又毫无认识，曾为之傍徨多日，举棋不定。后来经过一番分析，觉得前面是一条毫无希望的道路，后面有一条虽属不知的路，但可能有好的成分，应当留下来看看。

解放以后，首先看到解放军纪律是严明的，为任何军队所不及，士兵们对市民亲切和蔼，带来了一个极好的印象。后来刘少奇同志来津召集各界人士谈话，提出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和希望，心中为之稍安。经过一段紧张学习，对于新政权有了初步了解，很多问题得到了答案，但仍未能充分体会它们的重要意义。

我没有估计到党会令我以教育工作者代表的身份出席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说明党注意到我多年在教育工作岗位上的努力。这给我以巨大的鼓舞，特别是在10月1日走上天安门城楼之后，由周恩来总理介绍，和毛泽东主席握了手，他的慈祥的微笑永远刻印在我的脑子里。我想，以后我必须严格遵照《共同纲领》的要求，不辜负党对我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