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音乐史上的珍贵遗存：永陵二十四伎乐图

当年发现王建陵墓时，人们打开尘封的墓室，惊讶地发现了很多奇珍异宝，特别有意思的是，在这位皇帝的棺床束腰位置上竟然雕刻了精美无比的二十四伎乐图。这二十四个伎乐分成两部分，二十二个人演奏着各种各样的乐器，其余两个人似伴随音乐翩翩起舞。据说，刚出土时，这些石雕上覆盖的鎏金和颜色都还没脱落，金灿灿地泛着光。虽然不会像当年那样金光闪耀，但它们不可复制的历史价值已经成为永陵博物馆最受关注的镇馆之宝。

细数二十二位乐伎手持的乐器，竟然多达二十种。其中笛、笙、箫、筝、琵琶等属于比较常见的乐器，容易辨识出来，但更多的乐器看上去有些陌生，比如有竖箜篌——这是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弹拨乐器，汉朝时期由西域传入，可以说是现代竖琴的祖先；有觱篥，是随着龟兹乐传入中国后发展为传统乐器的；还有来自西域地区的羯鼓、鞉牢（鼓名）等。其实，这些有些绕口的乐器名字，已经暴露出它们的原生地了。这支乐队使用如此多中原汉文化地区没有的乐器，说明唐、五代时期是很包容、开放的时代，与周边国家、部族互动很多，特别注重兼收并蓄，所以能在宫廷乐队中见到来自印度、伊朗、阿富汗，以及古代少数民族地区的乐器也就不足为奇。在这所有的乐器中，还有一种特别有意思的乐器，叫作吹叶，就是通过一片树叶吹出旋律。吹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很久远之前的农耕社会，人们有可能在长期的劳作中，为了缓解疲乏，打发无聊时光，发明了唱山歌和吹叶这种乐器，然后在民间流行传承下来。

除了那些来自中原之外的乐器，另外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王建对乐器的挑选也好像很有讲究。在这么多乐器中，鼓的种类特别多，共八种九件。近三分之一的乐器都是鼓，演奏起来应是鼓声震天，盖掉其余丝竹之声。笔者猜测，王建这么爱鼓，可能和他的军人出身有关，军人往往喜欢这种刚健有力的音乐。其实，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应该是鼓乐在唐、五代非常盛行，王建把鼓放在整个乐队的重要位置也是非常应时而正常的。唐是一个气魄宏大的朝代，鼓乐确实也是这样一种历史感在音乐方面的具体体现。

唐宋时期的成都不仅是“扬一益二”的商业城市，也是著名的音乐之都。特别是“安史之乱”时，唐玄宗顺着金牛道，从天回镇进入成都后，把宫廷音乐也带到了成都。《太平广记》就曾记载唐玄宗天宝末年，成都民间百艘楼船游城南锦江“丝竹竞赛”的盛况，可见当时成都音乐的繁盛。顺着金牛道来的除了逃难的皇帝和宫廷音乐人才，还有大量富家大族和文人士子。成都相对封闭的环境，使得这里免于战争的惊扰，当京城乱成一锅粥的时候，这里依然是岁月静好，太平盛世。饱受战乱之苦，辗转来到成都的江南高僧贯休就对此赞叹道：“家家锦绣香醪熟，处处笙歌乳燕飞。”随着各方面人才的纷纷拥入，成都也变成了唐末五代时期全国的人才库，这就更加奠定了成都在全国的音乐大都会地位。成都的闲适安逸，加上浓厚的诗歌氛围，使得隋唐时期歌舞升平的景象一直延续到了前后蜀。这点在杜甫的两首诗中也得到最有力的印证。比如他描述对成都的第一印象是“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又比如《赠花卿》：

王建石像(www.xing528.com)

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永陵的主人王建是一名驰骋沙场多年的武将，却偏偏如此风雅地在自己的棺床上雕刻了精妙绝伦的大型音乐场景，可见他对音乐的真心喜爱。虽然王建是中原人，但来到蜀地后，也被这丝竹之声深深感染。多年戎马生涯紧绷的神经，终于在蜀地的音乐中得到了一丝放松。

永陵的二十四伎乐图，是迄今考古发现的唯一完整反映唐代及前蜀宫廷乐队组合的文物遗存，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二十四伎乐”见证了成都作为“古代东方音乐之都”的辉煌。前蜀时期，成都虽地处西南腹地，却是中国古老丝绸文化的源头，也是联结南北丝路的核心区域。各色来自边疆或世界其他地区的乐器，正是民族融合、对外交流的最好物证；也再次表明成都从来就不是一座封闭的城市，而是一座与世界息息相通的开放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