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在襄阳大杀异己、巩固地位后,便面临着一个重大问题,即下一步该怎么走?
正当部下众说纷纭,而李自成本人也举棋不定时,却传来了孙传庭率兵出关、主动出击的消息。李自成再三权衡后,便毅然采纳了顾君恩的建议,定下先取关中,建立基业,然后旁略三边,资其兵力,再攻取山西,进克北京的计划,并随即挥师北上,迎击孙传庭。
孙传庭的出关求战,在某种意义上说,倒是帮助李自成下了决心,选用顾君恩之策。后来的进程也表明,李自成此举无疑是正确的,尽管他疏忽了山海关外清朝的存在。
那么,在当时这种情况下,孙传庭为什么要主动出击呢?因为这种做法,在当时无疑是自取灭亡,而且肯定会危及全局。
崇祯十六年(1643)春,李自成部在湖北大发神威,几乎攻克全境,而驻守此地的左良玉部却一退再退,根本不敢与李自成交战。湖北就这样白白断送!
崇祯帝心急如焚。
他认为局面之所以弄到这般地步,就是因为在杨嗣昌之后,没有一个能干的大臣能代他分劳,总负其责。于是,他又开始物色人选。
崇祯帝这次选中了吴甡。当时已任大学士的吴甡,曾任过陕西巡抚和山西巡抚,曾有长期对付农民军的经历,崇祯帝选中他也不奇怪。在此时的满朝文武中,大概也只有吴甡可堪一用了。
崇祯帝本希望吴甡能自告奋勇,主动站出来请命。三月,崇祯帝召对大臣,说起承天祖陵被毁之事,声泪俱下。接着,他又指责文武大臣调遣失度,暗示要进行人事变动。对当时的形势,文武大臣自然是心中有数,所以没有人肯接话,只是一味跪着叩头。吴甡自然也是如此。
崇祯帝见吴甡不作表示,只得在第二天再次召对大臣,并开门见山地点了吴甡。他对吴甡说:自杨嗣昌死后,督师无人,以致弄到这种地步。你过去曾长期担任过相关职务,可去湖广督师,以图恢复。如此一来,吴甡再也不便推脱,只得以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的身份出任督师,而大理寺评事万元吉则被任命为职方郎中,赞画军前。
吴甡过去能长期自保,而没有像其他大臣那样丢官丧命,靠的就是精明老练。他虽口口声声说不惜一死,愿赴疆场,但也决不会贸然行事。他自然要向皇帝提提条件。
吴甡于是上疏崇祯帝,请拨精兵三万,而且还要有敢战之将率领。其理由是,湖广左良玉部军纪败坏,不肯用命,如单派他孤身前往,等于就是无兵之帅,难以有所作为。不仅如此,吴甡还提出了一个保守的进兵方案,说自己先赴金陵,用自己的精兵先挟制住左良玉后,再进兵湖广,与陕西孙传庭夹击李自成。
崇祯帝看到此疏,自然很不高兴,便把此疏留中不发。吴甡要求呈见,以便当面解释。第二天,崇祯帝便在文昭阁召见了吴甡。
崇祯帝开门见山,批评吴甡说:“昨天先生之疏,需兵太多,仓猝之间,哪里去调集?南京与湖广相隔太远,似乎也不是退守之地。”
他还为左良玉作了辩护,说左良玉之退,也是因为地方官不为他筹措粮饷。此支劲旅可供先生之用。吴甡则据理力争:
“左良玉的跋扈,人人皆知,昔年杨嗣昌九檄征调左兵,左竟一兵不发!臣不如杨嗣昌,而左良玉更是今非昔比。如不能节制,则损威重。再说自襄阳顺流可直达南京,易如反掌,因此臣是兼顾南京,而不是退守。”
吴甡当时十分清楚,如果自己不带兵南下,将肯定是一事无成,所以他在这一点上绝不让步。而崇祯帝则认为,到了现在这种地步,你叫我哪里去调这么多兵?况且左良玉的二十万大军,如果处置得当,也不是不可用。正当双方僵持不下时,次辅陈演插进来帮皇帝打圆场,说了一句:
“督师出,则督抚之兵皆其兵也!”(www.xing528.com)
吴甡一听,立即回敬道:
“次辅读书中秘,不熟悉军旅,我之所以要请兵,正是因为督抚手中无兵。”
他于是列举了河南总督只有数十名随员,河南巡抚也仅剩下标营千人,湖广巡抚更是两手空空等例子,来说明督抚已无兵可用。
崇祯帝只得令兵部速议发兵。可是兵部也已无兵可调,最后只得拟拨总兵唐通部、马科部及京营兵共一万人,交吴甡指挥。可是唐通当时正率部与入侵的清兵作战,无法抽身,于是吴甡便不肯赴任,在京坐等。
崇祯帝十分希望吴甡能立即赴任,而吴甡也下定决心,手下无兵,决不督师。崇祯帝对此十分不满。不久,首辅周延儒自请督师,朝受命而夕启行;陕西总督孙传庭上疏主动请战,要统兵东出潼关。两位的做法让崇祯帝大感满意,相比之下,更加深了对吴甡的不满。就在此时,那位被吴甡奚落过的次辅陈演,不失时机,再次向皇帝提出,唐通肩负京师拱卫重任,不能轻调,同时也顺手把孙传庭的奋勇直前和吴甡的畏葸不前作了一些对比。忍耐已到了极限的崇祯帝,终于发作了。
当时,已与崇祯帝抗争了两个月的吴甡,也感到不能再抗,准备赴任。临行前一天,吴甡犒劳随从兵马,崇祯帝还令宦官赐银牌给赏。然而到了第二天,崇祯帝突然下诏,令吴甡速进宫入值。吴甡顿感不妙,连上两疏辞职。崇祯帝也就顺水推舟,不予挽留,准其致仕。吴甡自以为脱掉了枷锁,没想到后来还是被重惩。八月,崇祯帝以吴甡延误师期,导致武昌失守的罪名,令锦衣卫把吴甡逮捕入京,论罪遣戍云南金齿卫。
崇祯帝之所以肯准允吴甡致仕,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已决定重用孙传庭了。五月,他令孙传庭兼督河南、四川。不久,又进孙传庭为兵部尚书,改任督师,总制应天、凤阳、河南、湖广、四川、贵州军务,仍兼督三边,赐尚方宝剑。他这次又把宝押到了孙传庭身上。
他一方面要孙传庭迅速出兵,一方面又做出了很多姿态。他再一次下了“罪己诏”,并宣布免河南五府三年田租,而事实上那时的河南早就不在朝廷控制之下了。他还下了赏格:“擒李自成者,赏万金,爵通侯;擒张献忠者,官极品,世袭锦衣卫指挥使。”此时的崇祯帝,似乎仍没有认清形势,反而像一个赌红了眼的赌徒,梦想再作最后一搏。
他当时的本钱就是孙传庭。因此,他一再严令孙传庭率兵出关,主动出击。
而在当时朝廷的文武官员中,对孙传庭是否出关是有分歧的。有少数官员抱着与崇祯帝一样的幻想,希望孙传庭出关作战,能与左良玉部形成夹击之势。而左良玉部也在朝廷严令之下,于六月向西挺进。也有一些陕西籍官员希望孙传庭能早日出关,以减轻陕西的负担。不过,绝大部分官员却认为出关是冒险之举,一旦失败,不仅陕西不保,而且会危及全局,所以他们力主孙传庭待在陕西不动,视形势变化再作决断。
兵部尚书冯元飙为阻止冒险,一面在皇帝面前力争不可轻战,一面专门写信给孙传庭,希望他不可轻举妄动,并要求他不要再用白广恩、高杰为将。兵部侍郎张凤翔也极力劝崇祯帝不能速战。他说,孙传庭手下的精兵良将,是皇帝最后的家当,不可轻动。中允刘理顺也写信给孙传庭,说此举系天下安危,不仅仅是河南、湖广的问题。出关之策就像药中的劫剂。
但崇祯帝却根本听不进去。他一再严令孙传庭出关。
孙传庭对出关作战能否取胜也没有把握。但在皇帝的严令下,他也只有一途可选。他说:“我当然也知道出关作战未必能胜,不过仍希望能侥幸而有万一之功。大大夫岂能再对狱吏乎?”他确实是坐牢坐怕了。
此时的孙传庭,也有了点实力。自从十五年(1642)兵败柿园后,他便退回关中,屯田、缮器、积粟,广招兵马,恢复了不少元气。但他当时之所以敢于冒险出关,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他收到了丘之陶的秘信。
丘之陶本是大官僚丘瑜之子,投顺李自成后,被任命兵部侍郎。李自成出襄阳后,他留在襄阳留守,便写信给孙传庭,约以内应。孙传庭大喜之余,自然多了一份信心。没想到他的信使已被李自成的手下中途截获,事情已泄,而他与丘之陶却仍蒙在鼓里。
八月初一日,孙传庭在西安关帝庙誓师。他命总兵马、秦翼明,随陕西巡抚冯师孔,取道商洛进驻南阳,作偏师之用。自己则率大军由灵宝入豫。高杰为中军,王定、官抚民领延绥、宁夏兵为后劲,白广恩则率火车营。为配合自己出关,孙传庭檄左良玉统兵西上,进行夹击,同时令河南总兵卜从善、陈永福在洛阳与自己会合。
孙传庭何曾料到,自己此次出关,却正是走向自己的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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