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王朝：藏在历史长河中的亡国之君

大明朝在崇祯帝手中已掌管了十六年,至此已到了穷途末日的地步了。

至崇祯十六年(1643),天下将崩已成定局,剩下的只是早晚而已。

崇祯帝或许已有预感。早在崇祯十二年(1639),一向迷信的崇祯帝,屡屡梦到有一神人在其手掌中写“有”字。他深感惊异,便询问朝臣是何征兆。群臣纷纷称贺,说此为贼平之兆。只有王承恩一人大哭,群臣一片愕然。崇祯帝也在大惊之余,急问何故。王承恩说:“请皇上赦奴婢不死,奴婢才敢直说。”崇祯帝忙令王承恩直说无妨。没想到王承恩讲出了一番石破天惊的言语来。

王承恩说,依他看来,这是神人托梦告诉皇帝,大明江山将失过半!

崇祯帝大惊失色,忙问其故。王承恩跪下叩首后,接着说道:

“有”字,上半截是“大”字少一捺,下半截是“明”字少一“日”。合起来看,大不成大,明不成明,是大明缺陷之意。神人借此而警示贼寇可虞之至矣,请皇上仔细考虑。

崇祯帝听后,当然很不高兴,但也没有办法。在那时,崇祯帝虽已知国事艰难,却仍抱有幻想,或许尚不认为江山会真的这么快就失掉。不过,到了崇祯十六年(1643),他大概就已感到了大限即将到来。

大明朝弄到这种地步,当然非崇祯帝一人之过。但他作为大权独揽的最高领导,自然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点是毋庸讳言的。

平心而论,崇祯帝从登基伊始,就一直兢兢业业,十分操劳,一心想成为中兴之主。与其祖父、皇父、皇兄相比,崇祯帝在这一点上是十分出色的。几乎是所有的史籍都众口一词,充分肯定了崇祯帝为大明王朝的中兴而付出的努力和心血,并不厌其烦地把诸如励精图治、慨然有为、沉机独断、不迩声色、忧勤惕厉、殚心治理等赞语加在他的身上。

而事实上崇祯帝也确实如此。自从正式登基后,他几乎是天天忙忙碌碌,很少有什么享受。崇祯十四年(1641)李自成、张献忠分别攻占洛阳、襄阳后,崇祯帝因劳累过度,筋疲力尽,以至于有一次在谒见刘太妃时,竟然坐着睡着了。一觉醒来,崇祯帝感到有失体统,忙向太妃道歉道:

“神祖时海内少事,而今则多灾多难。连着两昼夜看文书奏章。未尝合一下眼,心里烦闷,不思茶饭。没想到在太妃面前,竟如此不能自持。”

太妃心疼得直流眼泪,崇祯帝也跟着流泪,吓得宫人们都不敢抬头。

不过,对崇祯帝治天下的手法及效果,则有不少人提出批评。如亲身经历过明末战乱的张岱,就有这样一番评价。他说:

“先帝(指崇祯帝)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于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夕改朝更。耳目之前,觉有一番变革,向后思之,讫无一用,不亦枉却此十七年之精励哉?”

张岱此言,确实是一语中的。崇祯帝的许多做法,在当时的形势下,不仅无济于事,反而直接导致了局势的更加恶化。如在用人方面,可以说崇祯帝是满盘皆输。张岱对他的评价是:“用人太骤,杀人太骤,一言合则欲加诸膝,一言不合,则欲堕诸渊。以故侍从之臣,只有唯唯诺诺,如鹦鹉学语,随声附和而已耳。则是先帝立贤无方,天下之人无所不用,及至危急存亡之秋,并无一人为之分忧宣力。从来孤立无助之主,又莫我先帝若矣。”

综观崇祯帝的前后用人之策及最后结局,确是如此。

温体仁是崇祯帝最宠信的重臣之一。他表面上唯唯诺诺,貌似朴实无华,忠心无二,骨子里却是奸猾无比。在他入阁期间,正是朝廷多事之秋,而他未尝建一策、献一言,相反却终日为自己盘算,与善类为敌。温体仁最大的特点,就是能讨崇祯帝的欢心,能利用崇祯帝性格上的短处。也正是因为这点,温体仁才能被崇祯帝长期宠信,在阁达八年之久。直到崇祯十年(1637),温体仁才被罢免。

温体仁之后,内阁进行了改组,张至发做了首辅,刘宇亮、薛国观等人了阁。张至发在才智、机变上根本不及温体仁,谈不上有什么创举,也没有得到崇祯帝宠爱,因此不久就被削职回籍。张至发之后,依次有孔贞远、刘宇亮、薛国观、范复粹等出任首辅。这些人都是庸劣之辈,滥竽充数,难得崇祯帝信任,因此也被走马灯似的不断更换。

在此期间走红的是杨嗣昌。杨嗣昌于崇祯十年十月出掌兵部尚书,并于崇祯十一年(1638)六月,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仍掌兵部。一年未满,杨嗣昌就位极人臣,这充分显示出崇祯帝用人太骤之特点。

杨嗣昌与温体仁不同,他努力想有一番作为,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做法。不过,他对卢象升的战死、熊文灿的失败、孙传庭的被捕等,都负有责任。但是,崇祯帝竟不予追究,刻意宽容,最后竟让杨嗣昌亲赴前线督师。结果是不仅没有挽回败局,反而导致了崇祯十四年(1641)春天形势的急剧恶化,杨嗣昌本人也命丧湖北。虽说杨嗣昌对此不应负全责,但也难辞其咎。崇祯帝也没有通过此事,对自己那种押宝式的用人之道进行反省,从中吸取教训。

崇祯帝的最后一位宠臣,则是周延儒。周延儒早年被温体仁算计,罢归故乡宜兴,至崇祯十四年(1641)十月被召再次入阁,担任首辅。而周延儒之所以能再次被用,是因为有复社首领张溥等人的支持。据说冯铨、侯恂、阮大铖等各出了数万金,交由张溥等人为之活动,交结近侍,打通关节。其条件是周延儒复出后要反过来支持张溥等人。

对周延儒的能力和品行,争议历来很大。他是状元出身,且能位极人臣,不能说他无才。但他最大的毛病,一是贪,二是没有原则,怕负责任。不过,崇祯帝却对周延儒寄予厚望,施之以师礼,并说什么“朕以天下听先生”之类的话。甚至在崇祯十五年(1642)元旦,皇帝还向周延儒等三位阁臣深深作揖,说: “宗社安危,惟诸先生是赖!”真可谓是宠信之极,无以复加!崇祯帝对周延儒的态度,又是其用人太骤的一个生动例子。

事实上,周延儒也无回天之术。在赴任之初,他尚能有一些革旧布新之举,颇得声誉。但时间一长,他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渐渐便有人弹劾周延儒了。但崇祯帝根本听不进去,仍一意姑息。崇祯十六年(1643)四月,周延儒自请督师抗击清兵,却又不敢交战,事后还谎报军情。崇祯帝不问真假,竟要给他加太师衔,荫其子为中书舍人。当得知真实情况后,崇祯帝恼怒之余,要予以严办,不久却又改变主意,让周延儒坐驿站车马回家,还赏路费等。不过,崇祯帝最后又一改初衷,令周延儒自杀。

崇祯帝之所以能如此宠信温体仁、杨嗣昌、周延儒等人,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能迎合崇祯帝的心意,讨得崇祯帝的欢心。刚愎自用的崇祯帝,就十分喜欢这般能鹦鹉学舌、随声附和之人。相反,对那些敢于发表意见的忠谏之臣,崇祯帝就不太喜欢了。

崇祯帝口口声声要广开言路,但当他真遇到忠诤之臣时,便是另一副嘴脸了。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刘宗周和黄道周两位直臣的遭遇。

刘宗周是浙江山阴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他敢怒敢言,好得罪人。早在天启年间,他就得罪了魏忠贤。魏氏对他还算客气,仅斥之为“矫情厌世”,便让他辞职回家。崇祯帝登基后,他被召回做了顺天府尹。上任之后,他竟斗胆上疏,指责崇祯帝求治太急,“不免见小利而速近功”。崇祯二年(1629),后金入侵,京畿告急,刘宗周又上疏直言,指责崇祯帝的用人之道,并说用太监典兵,是亡国之兆,弄得崇祯帝很没面子。

到了崇祯八年(1635)七月,吏部奉旨推举孙慎行(不久病卒)、林和刘宗周三人入阁,由皇帝做最后定夺。在崇祯帝召对时,刘宗周竟不分轻重,再次当面指责崇祯帝求治太急,用法太严,布令太烦,进退天下士太轻。他要崇祯帝以收拾人心为本,御外以治内为本,并说如能以尧舜之心行尧舜之政,则天下自平。

平心而论,刘宗周的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更难能可贵的是,刘宗周竟能在大家不敢讲话时直抒其言。对此,崇祯帝即使不舒服,也不应该报复。但崇祯帝最终还是没有让刘宗周入阁,而是改授工部左侍郎。在崇祯帝看来,他这样处理,充其量只是一种警诫,算是很有涵养了。

没想刘宗周并没有到此为止。一个月后,刘宗周竟又上了那篇有名的《痛恨时艰疏》,其措辞之激烈,可以说是前所未有。他竟敢指责崇祯帝不懂圣王求治之道,所作所为不得要领。接着,他又要求崇祯帝不要轻改成法,当以简要出政令,以宽大养人才,以忠厚培国脉,发政施仁,收天下之心等等。言下之意,就是崇祯帝在这方面做得不够。

崇祯帝看到奏疏后,开始是怒不可遏,决意严惩。最后他虽放过了刘宗周,但心中已生厌恶之意。此年十月,当刘宗周再次上疏,指责皇帝重用宦官及内阁无能时,崇祯帝便再也无法忍受了。刘宗周终于被罢免。

到崇祯十五年(1642),被崇祯帝认为是清正敢言却无用的刘宗周,再次被起用为左都御史。没想到上任不久的刘宗周,又与崇祯帝顶撞起来,再次丢了官。

当时,给事中姜埰、行人司副熊开元因得罪了崇祯帝,被下了诏狱,密旨拟处死。刘宗周则认为言官以言语获罪而被下诏狱,本朝尚无先例,也有伤国体,于是便联络群臣奋起救援。在崇祯帝召对群臣时,刘宗周与崇祯帝针锋相对,据理力争。结果是姜、熊二人保住了性命,刘宗周却再次被罢免。

黄道周,福建漳浦人,天启二年(1622)进士,曾以翰林院编修的身份,任皇帝经筵展书官,后因与魏忠贤有矛盾而致仕闲居。崇祯二年(1629),黄道周被重新起用。崇祯五年(1632),黄道周因上疏攻击周延儒、温体仁而被崇祯帝解职。

崇祯九年(1636),黄道周再次被起用。至崇祯十一年(1638)六月,当时已是日讲官、少詹事的黄道周,与杨嗣昌等一起被廷推为阁臣,由崇祯帝做最后定夺。崇祯帝圈定杨嗣昌等人入阁,却把呼声很高的黄道周排除在外,颇出人意料。不久,黄道周便连上三疏,分别攻击杨嗣昌夺情恋位、陈新甲(原为逆案中人,由杨嗣昌重新起用)走邪径、辽东巡抚方一藻主和议等,措辞相当激烈。

崇祯帝则认为,黄道周此举,是与他未能入阁有关。于是,崇祯帝便把他下到吏部,由吏部议其外遣。不过,崇祯帝在不久后召见内阁及部院大臣时,又与黄道周发生了激烈冲突,从中不难看出崇祯帝对清流的心态。

当时崇祯帝责问黄道周说:“凡无所为而为者,谓之天理;有所为而为者,谓之人欲。你的三个奏疏是在你廷推不成(没有入阁)后上的,这能说是无所为吗?”

崇祯帝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说你黄道周上此三疏,是有所为而为者,目的就是为了表达你未能入阁之怨气。

没想到黄道周立即反驳道:“天、人止是义、利,臣心为国家,不为功名,自信是无所为!”

崇祯帝反问道:“上个月陈新甲被起用时,你为什么不讲?”

黄道周随口就说:“当时御史林兰友、给事何楷都已上疏弹劾,我与他们是同乡,担心涉结党嫌疑。”

崇祯帝反唇相讥:“难道现在就无嫌疑?”

黄道周接着便说:“天下纲常,边疆大计,今天不讲,后面就无机会,并不是出于私心。”

至此,崇祯帝已不想再与他争下去,便教训道:“清固美德,但也不可过分。”

未料黄道周仍不依不饶,把矛头直指杨嗣昌,说他是不孝不悌。杨嗣昌正在走红,哪里能忍受这种言语,便愤而出奏,称自己是先国后家,并反过来指责黄道周说:你黄道周的道德学问,本人向来钦佩,而你却自称不如郑鄤,还谈什么纲常伦理!(www.xing528.com)

杨嗣昌的原意,也并不是说黄道周不如郑鄤,而是说你黄道周人品学问,都到了为人宗师的分上,却仍说不如郑鄤,那么你那套纲常伦理还有什么谈头?

郑鄤何许人也?郑鄤,武进横林人,其父郑振先、叔父郑振光都是进士,外祖父是大学士吴区闻,岳父是大宗伯孙淇澳。他本人十八岁中举人,二十八岁中进士,选庶常,揭大珰,一时名气峻峭而鸿远。他的后母,是大学士吴宗达的妹妹,性格暴烈,经常虐待奴婢。郑郧实在看不下去,便求助迷信,整治了她一下。这就是所谓的“郑鄤杖母”事件。此事后由吴宗达向朝廷揭发,没想到却被温体仁利用,并以此来攻击郑鄤的好友、大学士文震孟。崇祯八年(1635)十一月,郑鄤被下了诏狱,至崇祯十二年(1639)被凌迟处死于北京。黄道周曾与郑鄤交游,并说过自己的文章不如郑鄤,以示谦虚。没想到此时被杨嗣昌抓住把柄。

听杨嗣昌这么一说,崇祯帝记起了此事,便责问黄道周:“古人之心无所为,今见各有所主,故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说。古之邪说,别为一教,今则直附于圣贤经传中,系世道人心更大。你还说自己不如郑鄤,是何道理?”

黄道周反驳道:“我说的是文章不如郑鄤!”

崇祯帝穷追不放,黄道周则理直气壮,针锋相对,坚持说杨嗣昌、陈新甲不对。崇祯帝最后竟举出少正卯被诛之事,来影射黄道周。黄道周大声抗辩:“少正卯心术不正,臣心正无一毫私。”两人顶到这种份儿上,都有点下不了台。崇祯帝大怒之下,叱之退下,候旨发落,哪里会料到黄道周会大声争辩道:

“臣今日不尽言,臣负陛下;陛下今日杀臣,陛下负臣!”

崇祯帝听罢此话,也盛怒之极,竟挖苦道: “尔一生学问,止成佞耳!”

黄道周一听皇帝竟说他奸佞不正,便跪下抗辩道:

“臣敢将忠佞两字给皇上剖析清楚。如果在君父面前,独立敢言算是佞的话,那么在君父面前谗谄而谀岂不是忠?!忠佞不别,邪正混淆,何以致治?”

崇祯帝再次喝令黄道周退下。最后,崇祯帝将黄道周连贬六秩,外放江西。崇祯十三年(1640),余怒未消的崇祯帝,又将黄道周及举荐黄道周的江西巡抚解学龙,以“党邪乱政”“徇私”的罪名,一起逮至京师,杖打八十,并下了刑部狱,并重罚了那些试图为黄道周辩解的官员。

刘宗周、黄道周等人,都是当时著名的清流,学问道德,为天下共推。他们的言行,或许过于激烈,有时甚至很是迂腐,但他们的忠直、负责精神,正是当时官场上所缺乏的。如能用好这些人,则不仅为文官集团提供了榜样,更能鼓舞人心,激励正气。更何况他们所提出的许多观点,正切中时弊,如能依此而行,于朝廷当大有裨益。

平心而论,崇祯帝也知道刘宗周、黄道周等是操守、学识俱佳之臣,也希望能重用他们,能帮他力挽狂澜。但君臣之间,最终不仅未能和谐相处,同舟共济,反而弄到这般田地。究其原因,固然有双方性格、观点方面的因素,但最根本的症结仍是崇祯帝的治国之策。

崇祯帝治国,过于急功近利,在用人上,更是如此。他口口声声唯才是举,而受他重用之臣却并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为他力挽狂澜。而真正有德有才的文武大臣,反而得不到重用,更有像卢象升、傅宗龙、孙传庭诸辈,或战死,或下狱,下场惨烈。崇祯帝总是推诿于文武大臣,认为大明朝之所以会弄到这种地步,都是文武大臣不负责任的结果。

崇祯十年(1637)闰四月,天下大旱,崇祯帝祈雨未果,于是便下了第二个“罪己诏”。诏中除稍稍自责外,便大骂百官:

如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悖旨私征。才议缮修,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递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殃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扑任意;囊橐既富,则解网念工。巡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餍足,纵贪横于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似此种种,足干天和。积过良深,所以挽回不易。

在此诏中,崇祯帝把能骂的人,都几乎骂遍了。当然,他说的这些,也几乎都是事实。明季吏治之坏,也非崇祯朝开始。问题在于,崇祯帝面对这种局面,应找出应对的有效办法来。而他的用人之策,不仅无济于事,反而是推波助澜。在亡国前的一个月,崇祯帝自己也承认其用人的失败,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鼠而议不清,武将骄懦而功不奏”。这虽不能全怪崇祯帝,但崇祯帝也确实应负相当的责任。

面对越来越险恶的局面,崇祯帝愤恨之余,唯一的办法就是严惩,轻则撤职,重则入狱砍头。

崇祯一朝,高层官员的变更十分频繁,如兵部尚书先后撤换十四人,刑部尚书则更多,为十七人,而阁臣竟多达五十多人。最令人吃惊的是,崇祯帝竟在半年之中更换了五任蓟镇总督。这种走马灯式的撤换,哪里还能谈得上什么久任之法。

更严重的是,崇祯帝还推行重典之策,严惩文武百官,其手段之烈、范围之广、人数之多,是明代历朝所罕见的。

崇祯帝在位十七年,共杀首辅二人、总督七人、巡抚十一人,其余各级官员更是多得数不清。

首辅被杀的是薛国观、周延儒。首辅一职,在明代具有崇高的地位,可以说是贵极人臣,很少有被杀的。可是崇祯帝竟连杀了二人。虽说崇祯帝手下留情,皆令自尽,但仍相当惨烈。如薛国观自杀后,因崇祯帝无旨,旁人不敢收尸,致使其尸被吊了两天两夜。

总督被杀者,先后有蓟辽总督袁崇焕、刘策,漕运总督杨一鹏,督师熊文灿,陕西三边总督郑崇俭,蓟州总督范志完、赵光抃。

巡抚被杀者,有蓟镇巡抚王应豸、山西巡抚耿如杞、宣府巡抚李养冲、大同巡抚张翼明、顺天巡抚陈祖苞、保定巡抚张其平、山东巡抚颜继祖、永平巡抚马成名、四川巡抚邵捷春等等。

其他被杀的各级官员,因人数太多,根本就无法详列。

这么多官员被杀,固然与崇祯朝的多事有关,但亦与崇祯帝的做法是分不开的。崇祯帝总想以重典治世,整饬吏治,挽救危局,但他没想到的是用法太严、杀人过多,其结果却是适得其反。如果仔细推敲一下,就不难发现,崇祯帝的杀人,在许多时候是毫无道理而言的,其后果也是相当严重的。

最典型的是袁崇焕!袁崇焕的被杀,纯粹是崇祯帝本人误听谣言所致,而袁之被杀,又直接导致了辽东局势的恶化。除去袁崇焕外,还有些是罪不至死而被杀的,有些是做了替罪羊的,甚至有些是为一点小过而被冤杀的。到后来,崇祯帝似乎杀到了疯狂的地步。崇祯十二年(1639)三月,崇祯帝以失守封疆的罪名,一次竟斩杀了顺天巡抚陈祖苞等三十六位高级官员,可以说是创了纪录。

甚至可以说,崇祯帝到后来已对文官集团失去了信心,并认定天下大乱是文武大臣误国所致,转而产生了狭隘的报复心理。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崇祯帝的这种做法就不难理解了。

既然文武大臣在他眼里是如此角色,那么宦官被重用就不足为奇了。崇祯帝登基后,曾寸磔魏忠贤,清除阉党,一时人心大快。没想到至崇祯二年(1629)底,崇祯帝竟又派宦官监军、提督京营、九门。至崇祯四年(1631),宦官更被大规模起用,不仅监军、监饷、监茶马,甚至还总理户、工两部钱粮,势力越来越大。

崇祯帝之所以要重用宦官,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因为大臣们不实心任事,士大夫有负国家,一句话,就是宦官要比文武大臣管用、可靠。因此,不管大臣们如何反对,他就是照用不误。

不过,到了崇祯七年(1634)八月,崇祯帝大概也感觉到了重用宦官所带来的弊端,而且其效果也并不像原先期望的那么高,加上大臣们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对声,于是便下令撤回了大部分宦官。可是到了崇祯九年(1636)七月,由于清兵入侵,崇祯帝再次大用宦官,不仅分遣宦官监镇和分守,甚至还设了一位总监,直接指挥各路总兵,从此宦官权力大增。

在崇祯十三年(1640)至十五年(1642)间,尽管崇祯帝又几次对宦官权力进行了限制,但至崇祯十五年底,宦官又重新被重用。自此以后,崇祯帝便再也离不开宦官了。

对宦官参政所必然引起的严重后果,崇祯帝无论是在理性上,还是在感性上都应深有体会。但他却最终未能摆脱宦官,而是重蹈了其皇兄的覆辙。崇祯帝总是自欺欺人地认为,像他这样的英明君主,有足够的把握驾驭宦官,使其为己所用而收奇效,就如他的祖宗明成祖那样。而事实上,重用宦官,其结果正适得其反,不仅于事无补,反而成了时局恶化的催化剂。遗憾的是,崇祯帝本人至死也没弄懂这点。

其实,崇祯帝没有弄懂的何止是这些!

他在位十七年,始终处于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和冲突之中: 

他反对植党,而党争却愈演愈烈;

他唯才是举,而朝署之中却半染赭衣;

他惩治宦官,而宦官之势却如日中天;

他严禁贪污,而贪污之风却愈演愈烈;

他整饬兵备,其结果却是将不治兵、兵不杀贼;

他口口声声爱民亲民,而百姓却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纷纷为盗;

……

最后的结果是他做了亡国之君。

崇祯帝在魂归煤山前,仍抱着“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信念,把亡国的责任都推到文武大臣们身上。他始终没有想到,他自己正是这场悲剧的主要导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