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锦大败：崇祯王朝的失望救援

在崇祯十一年(1638)九月至崇祯十二年(1639)三月,多尔衮率兵横扫京畿五个多月,大获全胜之后,明、清双方又进入了一个相对僵持阶段。明朝为扭转形势,全力布防,而清朝则在积极备战,伺机发动新的进攻。

卢象升死后,朝廷先命从陕西前线赶来的陕西巡抚孙传庭代督诸镇援兵,以应付时局。陕西总督洪承畴赶到后,朝廷进行分工。洪承畴任蓟辽总督,陕西入援兵马由其指挥。孙传庭则总督保定、山东、河北军务。

孙传庭为人直爽,敢说敢干,而且在陕西打得也很不错,于是说话便有些失分寸。当他一赶到京畿前线时,就上书说:“近来疆事决裂,由计划差谬。事竣,当请决大计。”此言自然得罪了杨嗣昌。杨嗣昌从此对他不满,并开始罗织罪名进行报复,同时支持洪承畴。可是孙传庭还是敢说敢讲。当杨嗣昌等决定以洪承畴所率陕兵守卫蓟辽的计划时,孙传庭竟又反对道:

“陕西兵不能久留于此!陕西贼未彻底剿灭,陕西兵马留此不归,余贼必会死灰复燃。这是帮了李自成等贼的忙。况且陕籍士卒妻儿俱在陕西,如久留于边,陕兵必定会哗变逃归,甚至从乱。这简直就是驱逼官兵从贼!”

事实上,孙传庭此言很有道理。如果陕西的兵马不被立即抽空,那么,中原、湖广的局势也不至于会恶化到后来的地步。有人甚至说,如果不是熊文灿力主抚局,姑息养奸;如果不把孙传庭、洪承畴在大局初定时匆忙抽调出陕西前线,那么,李自成、张献忠之乱绝不至于弄到后来那种不可收拾的地步!

遗憾的是,杨嗣昌根本不理睬孙传庭的建议。孙传庭则要求入见皇帝,当面向皇帝汇报。杨嗣昌担心孙传庭会在皇帝面前说不利于自己的话,于是坚决反对。孙传庭在愤恨交加之余,便以耳聋为由,上疏乞求致仕。而杨嗣昌则乘机弹劾孙传庭托疾。不明缘由的崇祯帝勃然大怒,先是把孙传庭削籍为民,同时令人查核孙传庭是否真的有病。调查者据实禀报,孙传庭是真聋而非托疾。但先入为主的崇祯帝却认为其中有诈,竟把调查者和孙传庭一起逮捕入狱。孙传庭的被捕,对当时的朝廷来讲,真是一大损失!

孙传庭一去,洪承畴自然就成了主持辽东战事的主帅。崇祯十二年(1639)十月,洪承畴以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总督蓟辽军务的身份,奉命出山海关至中前所,主持辽东战局。

在此以前,朝廷鉴于清兵入侵京畿如入无人之地的窘境,认为不仅应兵多,更应兵精。在杨嗣昌的主持下,朝廷决定抽练各镇精兵。按照方案,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临洮八镇,以及蓟辽、保定总督所辖之畿辅、山东、河北等共应练兵七十三万多名。同时,朝廷还调整地方政府的官员设置,训练乡兵。为了练兵,朝廷又不得不另征练饷。十二年(1639)六月,朝廷正式下令加派练饷七百三十余万两。

这一庞大的计划,在当时的形势下,犹如痴人说梦,根本无法真正实施。不过,崇祯帝仍希望这一计划能给他带来大批精兵,制虏灭寇,挽回败局。

然而,等到洪承畴出关时,朝廷所练的精兵还不见影子。好在洪承畴久经沙场,筹划有方。他一到中前所,就斩杀总监高起潜的亲信千总刘某,虽得罪了高起潜,但倒也整肃了军纪。他又推荐刘肇基、吴三桂分任都督、都督佥事,其中吴三桂以都督充任辽东总兵,团练宁远兵马。

就在洪承畴调兵布防之际,皇太极也在与群臣商讨下一步的进攻计划。经过详细讨论,皇太极最终确定先取锦州,再取山海关,然后直入京畿的战略。

崇祯十三年(崇德五年,1640)三月,皇太极命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为八旗右翼主帅,多罗贝勒多铎为八旗军左翼主帅,前往距锦州九十里处修义州城(今辽宁义县),驻扎屯田,围困锦州。四、五月间,皇太极还两次前往巡察。至六月,皇太极又命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和硕肃亲王豪格等率兵前往义州换防。多尔衮、豪格等接防后,除严密围困锦州城外,还攻占了锦州城西的敌台九座、小凌河西岸的敌台两座。

锦州城中的驻将是祖大寿。祖大寿是辽东宁远人,他长期戍守辽东,资历深厚。在十年前的大凌河城之战时,祖大寿曾降过皇太极,不过他又用计脱身,回到了锦州,而且也并没有像他自己承诺的那样,为皇大极夺取锦州城,让皇太极上了一次当。但他的子侄、兄弟,却有不少在当时就归顺了皇太极,并得到重用。

锦州城被围,自然非同小可。洪承畴急忙率部将曹变蛟、左光先、马科、吴三桂等以马步兵五万驰援锦州,在黄土台与清兵激战,战败退还。清兵亦返义州。洪承畴返回宁远后,又对将领做了调整;把曹变蛟、马科两部遣回关内休整:让左光先返回原镇,由白广恩代之;由王廷臣代替拙于调度的刘肇基。同时,洪承畴又奏报朝廷,要求调集附近十余万官兵,并请一年粮饷。崇祯帝也深感事态严重,立即令调兵筹饷,支援辽东。

崇祯十四年(崇德六年,1641)春,洪承畴率曹变蛟、白广恩、吴三桂、王廷臣四位总兵赶赴宁远,并巡视到锦州之南的松山。面对清兵的攻势,洪承畴顿感兵力不足,便又急调蓟镇总兵唐通、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督王朴,率兵马赴援辽东。三月间,大兵云集宁远。

与此同时,清兵也加强了对锦州的围困。皇太极令济尔哈朗换回多尔衮。济尔哈朗接防后,浚深濠,筑垛口,设哨探,把锦州城围得像铁桶一般,基本上切断了锦州城与外界的联系。为了加强攻坚力量,皇太极还把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的部队及所有的神威大将军炮队,调到了锦州前线。

面对清军的咄咄之势,前线主帅洪承畴与后方指挥、兵部尚书陈新甲,就如何应对发生了很大的分歧,并严重影响了战局。

洪承畴一开始就主张“可用而后可战”之策,即用持久的战略,步步为营,耗其实力,最终拖垮清军,迫其自撤。当时锦州城虽被孤立,但祖大寿尚能支持,而且他还派人对城外援军传语,称城中粮食足支半年,只是缺乏柴薪,表示了其坚守的决心和信心。同时,他要求援军不要轻战,而要用车营逼迫清兵等等。

如果能依洪承畴的决策,辽东的局势或许尚不至于弄到后来的地步。遗憾的是,兵部尚书陈新甲却持相反的态度,他主张速战速决,迅速解围。或许是因为李自成、张献忠在河南、湖广闹得太凶,而此时的朝廷太需要胜利了,崇祯帝最后竟完全同意了陈新甲的计划。

依陈新甲的计划,洪承畴应分兵三路:一出塔山,趋大胜堡,攻敌营之西北;一出杏山,抄锦州攻其北;一出松山,渡小凌河,攻敌营之东。而正兵主力则出松山,攻敌营之南。

洪承畴自然不肯依此进兵。原因很简单:一是手下诸将除白广恩、马科、吴三桂外,其余各路都不能独当一面,分兵必然势弱;二是锦州城内城外尚能且战且守,短期内尚无大虞,而清兵却已有粮草缺乏之困,如长期拖下去,则必不能支持。

崇祯帝开始时觉得陈新甲说得有理,而经洪承畴这么一说,又觉得洪承畴也有道理,于是摇摆不定。不过在陈新甲及兵部职方郎中张若麒的极力游说下,崇祯帝最终同意了速战速决之策,并下密敕令洪承畴依陈新甲之计划如期出兵。陈新甲也逼迫洪承畴迅速开战,并派亲信赴关外监督。

洪承畴被逼到这种份儿上,也只有出兵了。七月底,洪承畴在宁远誓师后,率部向松山集结,总兵力超过十万。抵达松山后,洪承畴随即布阵,令诸将分驻城外各处,自己则坐镇松山城中,摆出一副解锦州之围的态势。

在八月初的交战中,洪承畴部尚略占优势。不过,随着皇太极亲率大军增援,局势便迅速恶化了。

八月初六日,清兵前线统帅多尔衮等人的奏报传到皇太极手中。皇太极不顾自己鼻血不止,于十五日亲率刚刚集结起来的各部兵马,于沈阳起程,火速赶赴松山前线,并于十九日到达。皇太极随即率部插入松山与杏山之间,切断了松山明军的后退之路。对松山展开了包围之攻势。

一时之间,形势陡转。

洪承畴及其十余万大军,一下子陷入了清兵重围,被困在松山这一弹丸之地,进不能依锦州,退不得归宁远。更严重的是,大军的粮草供应也无法获得,因为洪承畴为赶进军速度,冒险把粮草留在宁远、杏山和笔架山岛上。这样一来,洪承畴被逼入了战则力量不足、守则粮草已竭的绝境。

几番冲杀后,明军仍是撕不开清兵的防线,军心自然开始动摇。洪承畴认为,粮草已尽,守是死,不战也是死,还不如决一死战,或许还可侥幸获胜,因此他极力鼓动手下诸将率兵奋战。但诸路总兵至此已是心态各异了。

决战尚未开始,大同总兵王朴首先乘黑夜率部逃跑,并引起其他各路的溃逃。战场顿时大乱,士卒们丢盔弃甲,自相践踏,而清兵乘乱斩杀,死伤累累。最后只有洪承畴、辽东巡抚丘民仰及总兵王廷臣、曹变蛟等撤入松山城中。洪承畴只得收集残卒,令部分守城,其他则出城冲杀突围,但出城之部队不久就几乎全军覆没。

洪承畴、丘民仰、总兵王廷臣、曹变蛟及残部万余人,至此已被彻底困在松山孤城了。

松山之役,明军损失惨重。据清朝方面的记载,此役被斩杀的明朝官兵多达五万余人,被缴战马七千余匹,甲胄近万副。吴三桂、王朴、白广恩、马科、李辅明、唐通等战将虽冲出了重围,但也已是无兵之将了。更严重的是,辽东主帅洪承畴、丘民仰等被围在松山城中,锦州城也是危在旦夕了。

松山之战,是明清交战中的一个根本性转折。自此以后,清朝已完全掌握主动,而明朝已是回天无力了。

皇太极围住松山后,并没有发动总攻,而是围而不攻。对锦州、杏山同样也用此法。洪承畴等被困城中,天天盼望援兵前来解围,却始终没能盼来。

崇祯帝也不是不想救援,而实在是力不从心了。(www.xing528.com)

当崇祯帝得知前线败报后,十分震惊,忙召兵部尚书陈新甲商议对策。此时的陈新甲哪里还有什么对策?九月初,崇祯任命杨绳武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关蓟辽津通等处军务,暂代洪承畴之职。同时,崇祯帝竟还命洪承畴固守松山,丘民仰伺机突围。他根本就不了解前线的真实情况!

杨绳武既无力量也无胆量出关去救援松山、锦州。至十月,崇祯帝又命叶廷桂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宁锦。叶廷桂更是无力救援。崇祯十五年(1642)正月,杨绳武去世,由范志完代理总督。范志完也不敢出关救援松、锦。在当时这种形势下,也确实没有人敢出关去与清兵交锋!

好在皇太极竟于此时托人来重提议和之举,事情似乎又有些转机。

皇太极虽成功地围住了锦州、松山,但也面临着难处。天气越来越冷,粮饷更是接济不上,围城的清兵也是困难重重。崇祯十四年(1641)十一月,皇太极让降卒入关,表达了要与明朝议和的意向。兵部尚书陈新甲对此做了口头许诺。但陈新甲并没有把此事告诉崇祯帝。他深知崇祯帝对此的一贯态度,更不会忘记袁崇焕的教训。

到了崇祯十五年(1642)正月,形势越来越严重,眼看松山、锦州就要支撑不下去了。陈新甲见军事上毫无进展,便又打起了议和的主意。他暗示了解前方情况的宁前道副使石凤台,把清朝打算议和的有关情况婉转地向崇祯帝汇报,以试探崇祯帝的态度。没想到崇祯帝勃然大怒,把石凤台投进了监狱。但陈新甲仍认为只有议和一途,才能扭转关外局势,于是与大学士谢升相约,再次斗胆向崇祯帝提出。崇祯帝此时的态度已有改变,他只是担心皇太极是否真是打算议和。在谢升的附和下,崇祯帝同意由陈新甲秘密主持议和。

陈新甲随即推荐主事马绍愉,加职方郎中,赐二品服,充任使者。马绍愉等便立即出关驰赴宁远,与清朝前线将领接触。

清廷则明确要求马绍愉等应持有崇祯帝的敕书,以作为信物。马绍愉立即禀报朝廷,兵部随即向皇上奏报。然而,崇祯帝却不肯出此手诏。他的理由表面上是担心泄密,实际上却是放不下架子。直到三月中旬,崇祯帝才以“谕兵部陈新甲”一道敕谕,代其手诏,交前方议和人员作为凭信。但此举为时已晚!松山、锦州已经投降了。

被困在松山的洪承畴等人,日子已相当难过,几乎到了非饿死即被杀死的地步。崇祯十五年(崇德七年,1642)二月二十一日,松山副将夏成德秘密派其子夏舒,前往清营与豪格、多铎联系献城投降之事,约定于二十八日夜动手。至此日夜,清兵发动攻城,夏成德如约内应,松山沦陷。洪承畴、丘民仰,总兵王廷臣、曹变蛟、祖大乐,游击祖大名、祖大成,兵备道张斗、姚恭、王之祯,副将江翥、姚勋、朱文德等被俘。最后,丘民仰等一百名军官、三千余名士卒被一齐诛杀。只有祖氏三人因是锦州守将祖大寿的弟兄,被赦活命。而洪承畴最终投降了清廷。

洪承畴被俘之初,清兵令其跪,洪承畴不肯跪,并说道:“吾天朝大臣,岂拜小邦王子乎?”于是清兵把他械送沈阳。在皇太极的感召下,洪承畴最终投降,并受到优厚的待遇。后清兵入关,洪承畴被重用,为清廷开国创制、平定江南立下了大功。

崇祯帝在北京误听到洪承畴已经捐躯,十分痛惜,下令赐祭建祠,并亲自祭奠,直到后来弄清了真相,才予以停止,弄得崇祯帝颇有点下不了台。

松山一失,锦州城便无法再守。已坚守锦州一年之久的祖大寿,至此也出城投降。尽管祖大寿十年前既降复叛,至此又坚守锦州一年,令清廷费尽气力,但皇太极仍对他予以宽容处理。祖大寿本人受到了优厚的待遇,其妻子奴仆及部下官属兵丁共四千余口及他们的财产,也都得到了妥善的安排和保护。从祖大寿的遭遇,不难看出皇太极为争取辽将辽人势力所用的手段,是何等地高明。

在和议未有实质性进展前,皇太极乘胜再次发动攻势。四月初九日,多尔衮和济尔哈朗等用红衣大炮攻克了塔山,并进行了屠城。二十二日,又用红衣大炮轰击杏山城,杏山城投降。松山、塔山、杏山随即被全部拆毁。至此,清廷在整个松锦战役中获得全胜。明朝在山海关外的防线,被迫后退至宁远。

明清之间的议和仍在进行之中。

说实在话,如果崇祯帝能面对现实,放手议和,松山、锦州的局面或许不至于会弄成这样。崇祯帝囿于宋金和议的故事,摆着天朝皇帝的架子,不敢速断速决,最终贻误了战机,葬送了关外的局面。当然,崇祯帝作为天朝皇帝,对议和抱有这样或那样的想法,大概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在于,如朝廷不想议和,则应在其他方面早做决断,绝不能坐失良机。如果再从河南、湖广的局势来考虑,那么,崇祯帝就更应在议和方面慎重处置。

再说皇太极拿到崇祯帝的敕谕后,对崇祯帝的傲慢口气很不满意,认为崇祯帝以天子自居,鄙视他人,口出狂言,不愿和好。皇太极随即以长篇敕谕交付诸王,令其传示明朝使者。马绍愉接到敕谕后,立即赶回呈报。

崇祯帝得到马绍愉的报告后,经过一番盘算,仍决定派使者议和。他给陈新甲下了一道敕谕,内称因未派使者赴沈阳,不通消息,致使“休兵息民”之事没有下文。因此他授权兵部派使者赴沈。与对方接触,探听消息。至此,他虽同意议和,但仍然不肯直接出面与皇太极进行平等对话。

马绍愉及兵部司务朱济之,随即率官员十余人,从役近百人,拿着崇祯帝的敕谕,前往清国,并于五月中旬到达沈阳。此时塔山、杏山已失,形势又有变化了。

当时清朝有许多官员已提出挟松锦大胜之威,继续进攻明朝,以成一统基业。如张存仁等就上书皇太极,陈述明朝国运已衰之势,要求乘此机会扩大战果,并建议“首广其地,次广其财”。不过,皇太极并没有接受这些建议。他仍十分认真地对待议和。他下令对使团予以隆重接待,并予以丰厚的赏赐。最后,皇太极写了一封长信,令马绍愉等转呈崇祯帝。

此信除把战争责任归咎于明朝外,其内容主要是重申和谈之意愿以及和谈的基本条件。这些条件是:两国平等;遣返对方逃人;明朝每年给清朝金万两、银百万两,清则报之以人参、貂皮;以实际占领区划定两国边界等等。以清兵当时的优势而言,皇太极开出的这些条件,虽说咄咄逼人,但也算是基本合理。

不过,对明朝的许多官员而言,这一条件是相当苛刻的,简直就是宋金和议的翻版。因此,当这一内容被百官知悉后,群情激愤也就在所难免。

在马绍愉等返京之前,朝中已就不很太平。起因是大学士谢升对议和一事说三道四,被言官获悉而上了奏疏,以致传到了外廷。崇祯帝只得将谢升削籍,以塞众口。未料不久风波再起!马绍愉带回的有关议和材料,竟被陈新甲的家童误为塘报而被抄传,群臣百官意外获悉密件内容,一再传闻的议和消息终获证实。一时间群情汹汹,朝野哗然,令崇祯帝、陈新甲措手不及。

陈新甲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

不过,陈新甲却认为,此事虽是由自己一手操办,但始终是奉旨行事,并未出格。因此,他态度强硬,甚至还有点有恃无恐的样子。他哪里知道,崇祯帝面对群臣的指责,为保全自己的面子和尊严,又要故伎重演,委屈他人了。陈新甲已是在劫难逃了。

七月底,陈新甲被逮入狱。当陈新甲知道崇祯帝要让自己做替罪羊时,急忙遍托人情,希望能起死回生。但崇祯帝决意要杀他以谢天下,谁的人情也没用!九月二十二日,陈新甲被斩于西市。

陈新甲被杀,议和之事便自然停顿下来了。

既然议和无望,皇太极于是决定派兵再次奔袭关内。崇祯十五年(崇德七年,1642)十月,皇太极任命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与内大臣图尔格率领满洲、蒙古、汉军各固山额真等军进攻明朝。皇太极此举也可算是对明朝不肯议和的报复。皇太极除要阿巴泰等注意不要妄杀之类的事项外,还另外交代了两点:一是大军无权与明国议和。如明廷要议和则须直接与清国皇帝进行。二是大军如遇农民军,则应善言相待,不能造成冲突,如果他们有使者求见或有书信,则应速转等。

当时明朝的防御情况是这样的:关外、关内分设辽东总督、蓟辽总督,另又设保定、昌平总督;巡抚则有宁远、永平、顺天、保定、密云、天津六个;总兵则有宁远、山海、中协、西协、昌平、通州、天津、保定八个。表面上可谓是星罗棋布、无地不防,而实际上是事权不一,未必有效,更何况松锦大败,九塞之精锐、中国之粮刍,已经尽失,明朝已虚弱得不堪一击了。

战争的进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清兵自界岭口突入长城后,击败蓟辽总兵白腾蛟、马兰峪总兵白广恩,连破迁安、三河等地,分道一趋通州,一自柳树涧趋天津。

崇祯帝随即宣布京师戒严,令勋臣分守各门,征诸城镇兵入援。

由于朝廷无法组织起有效抵抗,各地官吏或望风溃逃,或献金帛迎降,清兵在畿辅、山东如入无人之境,先后攻陷兖州、顺德、河间三府,以及十八州,六十七县,共八十八城,降一州五县共六城。鲁王及乐陵、阳信、东原、安丘、滋阳诸郡王遇难。府州县官吏死难者数十人。被俘人口三十六万余、牲畜三十二万余,被缴黄金一万余两、白银二百余万两、珍珠四千余两、彩缎五万余匹,清兵可以说大获全胜。

面对清兵的奔袭,崇祯帝及其大臣们却是一筹莫展。直到崇祯十六年(1643)四月初,阁臣周延儒在万般无奈下自请督师,但直到二十日才出京。而到四月二十八日,清兵已沿原路北归。周延儒率诸援兵始终跟随其后,不敢与之交战,犹如列队护送一般。

这是清兵入关前的最后一次奔袭,历时七个月,大获全胜。此次奔袭,严重打击了京畿、山东等地区,使这些地区更加凋敝残破。同时,此次奔袭,更暴露了明王朝的不堪一击,增强了皇太极等人夺取天下的信心。皇太极本人虽于崇祯十六年(1643)八月英年早逝,没有亲眼看到江山一统的盛举,但他的后继者却不负其志,不到一年,便完成了他未竟的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