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叙述张献忠谷城受抚之前,有必要追述一下朝廷方面的有关情况。
崇祯七年(1634)正月,因农民军势力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朝廷特进延绥总督陈奇瑜为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诸省军务,以重臣开督府,统摄讨伐之事。没想到陈奇瑜这位书呆子,在汉中上了张献忠等的诈降之当,失去了全歼农民军主力的绝好机会。崇祯帝大怒之下,查办了陈奇瑜,并重用了洪承畴。
十二月,洪承畴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督晋、陕、豫、川、楚诸省军务。洪承畴依靠镇压农民军,由一位小小的道员接连破格升迁,至此而极。崇祯帝全力支持洪承畴,并令他于六个月内必须彻底解决问题。
没想到农民军竟于崇祯八年(1635)正月由河南奇袭凤阳,一举得手,令天下大震。至同年八月,崇祯帝见洪承畴一人难当重任,便又任命湖广巡抚卢象升升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理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五省军务,并规定卢象升负责东南,洪承畴负责西北,联手合剿。
卢象升接手东南战事后,敢打敢拼,竭尽全力,其局面虽不能说占尽优势,却至少尚能维持。到崇祯九年(1636)春夏,正当卢象升与洪承畴对农民军展开东西夹击,形势极为有利时,朝廷却因清兵入侵,不断抽调中原战场上的边兵精锐入卫北京。到九月份,崇祯帝竟下令当时正在郧西追杀农民军的卢象升,总督各镇兵马对抗清军。不久,卢象升又被任命为总督,主持宣大、山西军务,正式离开了中原前线。
卢象升的调离,是朝廷的重大损失,直接导致了中原战场的恶化。这一重大人事变动,虽说是首辅温体仁暗中操纵,但崇祯帝也难辞其咎。
接替卢象升的是王家桢。
王家桢,直隶长垣人,天启年间进士,素喜谈兵,官至兵部侍郎。至此,因卢象升调赴边关,王家桢才又被召复出,总督五省军务,不久又兼河南巡抚。此人少有将才,既无才能,又无魄力,上任后除在河南南阳进剿当地农民军首领杨四处外,竟然举兵不知所进,更不敢出中州半步。他认为自己的处境比卢象升更难,注定难有起色,于是从一上任开始,便以身体有病为由连上辞呈。崇祯帝先是准他辞去总督之职,专任河南巡抚。不久,他的家兵竟发生了哗变。一方大将,竟连自己的家兵也约束不住,哪里还谈得上剿匪灭贼!崇祯帝一气之下,将他革职。
当时的西北,因有洪承畴及陕西巡抚孙传庭的力战,尚可维持。而原由卢象升主持的东南,自从卢象升调离后,则因将帅无能而显得困难重重,十分被动。除王家桢外,其余如郧阳抚治苗胙土、继任者陈良训、总兵秦翼明等,都只能龟缩在郧阳、襄阳城中,不敢出战。他们当时写的报告,内容大多是匪情。不过偶尔也有妙语,说什么“大小数十战,我既未败,贼势也未衰”云云。
在这种局势下,崇祯帝急于任用新人,以求局面改观。崇祯九年(1636)十月,兵部尚书张凤翼因清兵入侵损失惨重,不能安于其位,便自请赴边带兵御敌。此举正合崇祯帝之意,他立即同意了张凤翼之请,同时准备起用新的兵部尚书,即杨嗣昌。
杨嗣昌,字文弱,万历年间进士,湖广武陵人。崇祯二年(1629),其父杨鹤曾因力主招抚而被任命为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赴陕北招抚农民军,结果大败而归,被崇祯帝逮捕严办,差点丢了性命。当时杨嗣昌为救父亲,先后三次上疏要求子代父罪,不仅使其父终免一死,而且还多少感动了崇祯帝,对他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崇祯五年(1632),杨嗣昌被任命为永平、山海关巡抚。崇祯七年(1634),又升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大、山西军务。不久,因其父杨鹤去世,杨嗣昌卸职回家守制,又再居母丧,一直赋闲在家。
崇祯帝选中杨嗣昌,也不是偶然的。杨嗣昌博涉文史,多识先朝故事,口才很好,酬对敏捷。更重要的是,他不肯浮沉宦海,而是想有所建树,具有强烈的责任心。早在陈奇瑜主持剿局时,他就曾屡次上书,献计献策,颇得名誉。兵部尚书张凤翼自请外放后(不久即自杀),兵枢要职空缺,而朝中诸臣中也无合适之人,崇祯帝便想到了杨嗣昌。此时正好田贵妃之父田弘也上疏称赞杨嗣昌之才,于是崇祯帝便正式下诏,任命杨嗣昌为兵部尚书。
崇祯十年(1637)三月,杨嗣昌抵达京城,崇祯帝立即召见,君臣相见甚欢。崇祯帝认为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位能敢作敢为、能以宏大的气魄彻底解决多年祸患的能干之臣,因此他屡屡召见杨嗣昌,商讨军国大计,并予以绝对的支持。如此知遇之恩,也使得杨嗣昌决心一倾其才,竭尽全力为崇祯帝出谋划策,排忧解难。
不久,杨嗣昌便向皇帝和盘托出了自己的宏大计划,即“四正六隅、十面张网”之战略。“四正”,即陕西、河南、湖广、江北四个地区,此四区被作为正面战场,由当地巡抚主剿。“六隅”,即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此六地被作为辅助战场,由该六地巡抚分防协剿。以此“四正六隅”,形成“十面之网”,由总督、总理协调。这一计划,是朝廷主动出击的攻势计划。杨嗣昌企图步步围逼攻剿,把农民军一网打尽。
杨嗣昌与洪承畴有明显不同。洪承畴老于世故,对农民军能剿则剿,不过分强求,有时甚至是抱着“知其可为而不为之”的态度。杨嗣昌则不然,他具有盲目的自信心理,不讲条件,不看主客观形势,总以为只手也可力挽狂澜。不过,他的这种态度,崇祯帝当时实在是太需要了。
为了贯彻这一计划,杨嗣昌一方面议兵议饷,一方面物色人选。
杨嗣昌建议增兵十二万。其中:凤阳和泗州祖陵官兵五千,承天祖陵官兵五千;陕西三边总督官兵三万,总理军门官兵三万,作为追剿之用;凤阳、陕西二巡抚官兵各一万,湖广、河南二巡抚官兵各一万五千。
为了应付新增官兵的军饷开支,杨嗣昌要求增饷二百六十余万两。户部尚书程国祥则认为至少需要二百八十余万两。这笔饷银,崇祯帝当然是拿不出来的,因此杨嗣昌建议按田亩加派。但其具体办法,却与卢象升不同。卢象升主张让地主、富户承担重头,而杨嗣昌却主张依田亩一体均输,不计贫富。崇祯帝接受了这一主张,并于崇祯十年(1637)四月正式下诏加征剿饷。剿饷之征,可谓是饮鸩止渴,给本已艰难的穷苦小民加上了重压,朝廷因此也大失人心。北京城里的百姓甚至称崇祯为“重征”。
杨嗣昌还竭力推荐两广总督熊文灿接替王家桢为总理。他上疏说:
“臣思总理一官,与总督专任剿杀,须得饶有胆识,临机应变之才,非现任两广总督熊文灿不可!”
熊文灿何许人也?与他素无交往的杨嗣昌,为什么却要如此力荐呢?
熊文灿,贵州永宁卫籍,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崇祯元年(1628)被任命为福建布政使,不久升任福建巡抚。在巡抚任内,他成功地招抚了海盗郑芝龙,得以升任两广总督。后又借郑氏之力,平定了海盗刘香,一时声誉鹊起。崇祯四年(1631),徐光启曾向崇祯帝推荐过熊文灿。后来,崇祯帝为了了解熊文灿其人,曾以赴广西采办药材的名义派出一位亲信太监,赴广东密访。熊文灿不明真相,自然不敢怠慢,不免馈送宴请。没想到他酒后一时失言,竟把自己从两广总督这个肥缺位置上推到了中原火山口。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一日熊文灿宴请太监。席间太监谈到了日益严重的中原形势,连称无人能为朝廷出力。
已有几杯酒下肚的熊文灿,听到此言,故作姿态,竟拍案而起,大声骂道:
“诸臣误国!要是我去,怎么也不会弄成这样!”
太监见到熊文灿义形于色,正中下怀,便推心置腹地告诉他实情:
“我此行目的,并不是赴广西采办,而是奉旨来专门考察你的。此事非你不可!我这就回去覆命,圣旨很快就会下来,你赶快早作准备。”
熊文灿没想到竟有此等巧事,深悔失言,连忙补救,举出“五难四不可”等客观原因,希望能推辞掉此职。太监听后笑道,这些事等我见了皇帝后立即帮你请求解决,如果皇帝能不吝答应,你也就不能推托了。
太监回京后,果然如实汇报,崇祯帝便有了重用熊文灿的念头。杨嗣昌见此,也就投其所好,力荐熊文灿出任总理。
崇祯十年(1637)十月,杨嗣昌准备就绪后,便正式上疏,提出了“下三月苦死功夫,了十年不结之局”的所谓“三月平贼”的狂妄计划,经崇祯帝批准后正式下达。
杨嗣昌的计划,十分详细。其主要内容是,以河南、陕西作为主战场,并彻底切断陕、豫之间的联系,防止两地义军合流。具体分工是,陕西巡抚扼守商、洛,郧阳巡抚扼守郧阳、襄阳,湖广巡抚扼守德安(今湖北安陆)、黄安(今湖北红安),安徽巡抚扼守英山、六安,凤阳巡抚扼守住颍州、亳州(今安徽阜阳、亳县)。同时,应天巡抚应堵住太湖、潜山一带,江西巡抚应堵住湖广之黄梅、广济一线,山东巡抚南下堵住徐州、宿州等地,山西巡抚应截住河南陕州(今陕安)、灵宝一线,保定巡抚应前推至河南延津一带。
各地守住之后,由总理提督边兵,监臣率京兵禁旅,河南巡抚率左良垂、陈永福等部,合剿中原。如果陕西的闯王、过天星诸部杀出潼关,则洪承畴应率左光先、曹变蛟、祖大弼等部进入河南作战。
杨嗣昌的计划,首先遭到了陕西巡抚孙传庭的反对。他认为,各边精锐已经调空,各地民膏也已刮尽,增兵加饷只能是句空话,而且农民军的主力集中在陕西,因此应先集中力量解决陕西的问题,只要陕西一定,各地的农民军自然就会平定。
孙传庭的看法,代表了陕西将领的立场。洪承畴、孙传庭等秦将,与杨嗣昌是有矛盾的。不过,他们也明显感到了杨嗣昌的压力。尤其是李自成等部突入四川,朝野纷纷指责洪承畴有意纵寇入川后,洪承畴更是日子难熬,唯有竭尽全力,加紧拼杀。至崇祯十一年(1638),洪承畴、孙传庭基本击溃了李自成部,总算是保住了面子。
就在洪承畴在川、陕拼杀时,熊文灿也想竭力做出点成绩。不过,熊文灿本钱不足,无法像洪、孙那样风光,无奈之下,他又施出了旧法,最终酿成了大祸。(www.xing528.com)
熊文灿走马上任后,请求以左良玉部六千为亲兵,另外招募了两千粤人和精通火器的“乌蛮”作为自卫。十月,熊文灿到安庆。左良玉不大看得起他,更不愿受其节制,便纵兵与熊文灿的卫兵发生冲突。熊文灿只得把那些粤兵和乌蛮兵遣开,而左良玉也不受其节制。无兵可调的熊文灿,只得再请调边兵。朝廷便把冯举、苗有才部约五千人拨给熊文灿。
熊文灿自江北进击湖广后,便在通衢大道上张贴招降告示,劝张献忠、刘国能投降。十一月,熊文灿到达了广济(今湖北蕲春东南、黄梅之西)后,便正式上疏,一方面提出冯举、苗有才的五千之兵,人少势弱,请求增调边兵,另一方面又说什么蕲春、黄梅一带,农民军在此活动已近一年,原因就是此地野有鸡鹜,食有稻粱,沿江一带物产丰富,所以招来了农民军。他竟然建议,如果把百姓移入城中,坚壁清野,使农民军得不到给养,则肯定不战而退。
崇祯帝阅后大怒,连斥熊文灿是在“玩寇”。杨嗣昌也是哭笑不得,但仍为熊文灿辩解,并增调了真、保、山西之兵三千人给他。
熊文灿此举,虽遭否决,但从中已能看出他想用非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企图。
熊文灿确实想用招降的办法来不战而胜。在他看来,武力解决困难重重,不如走偏锋,用招安之法瓦解农民军,说不定事半功倍。他也有这方面的经验。早在崇祯元年(1628),他就成功地招降了海盗郑芝龙,立了大功。崇祯七年(1634),熊文灿曾试图招抚海盗刘香,没有成功,还受了处分。不过,熊文灿并未因此而放弃此道。到了湖广,他便又想再试此法。
据说熊文灿赴任时,曾专程上了趟庐山,去拜谒熟识的僧人空隐。空隐见他就说:“公误矣!”熊文灿急忙令人退避,询问原因。空隐说:“公自度所将兵足制贼死命乎?”意思是说你自己估估你自己的兵力能否剿灭农民军。熊文灿连说不能。空隐又问他:“诸将有可属大事,当一面,不烦指挥而定者乎?”意思是问手下是否有独当一面的大将。熊文灿对此也无把握。空隐一针见血地指出,兵将既不足以剿灭农民军,而皇帝却仅以空名把你推到这样的位置,一旦失败,则必诛无疑。熊文灿听后,呆立良久,然后冒出一句:“抚之如何?”空隐答道:
“吾料公必抚。然流寇非海寇比,公其慎之!”
空隐似乎早已算定熊文灿的命运,并警告他流寇不同于海寇,要慎之又慎。然而,面对重重困难,熊文灿仍决意以抚代剿。
崇祯十年(1637)年底,熊文灿即派生员卢鼎进入张献忠、刘国能营内招降。张献忠一面表示愿意接受招安,一面却犹豫不决,把队伍经安陆移到承天(今湖北钟祥)、襄阳地区。
春节前后,太监刘元斌在十天之内,连续两次向朝廷上疏,报告张献忠愿意接受招安的信息。
正月初九日,张献忠部移驻湖北谷城(今湖北谷城),将闯塌天的部队赶走,并发布告示,说什么“本营志在匡乱,已逐闯兵远遁。今欲释甲归朝,并不伤害百姓”。同时,拘集当地绅士为他具结担保,要求朝廷同意招抚。
就在张献忠积极准备接受招抚时,闯塌天刘国能却先行了一步。崇祯十一年(1638)正月,刘国能在湖广随州(今湖北随县)正式向朝廷投降。
刘国能是与张献忠、李自成同时造反的,而且此时的实力已与张献忠不相上下。但他的情况与其他首领又多少有点不同。他本是位庠生,家庭也较富裕,当初卷入造反浪潮,多少带有点偶然性。数年来,虽转战南北,稍具势力,但毕竟仍是流寇,且前途渺茫,既谈不上建功立业,也不能回乡安居,与张献忠等更是矛盾重重,因此便产生了改悔之意。朝廷招安,无疑是一条生路,加上他母亲也力主投降朝廷,于是便决意立即归附朝廷。
刘国能的归附,令熊文灿喜出望外。熊文灿立即为他向朝廷乞请赦罪,授予守备职衔,隶属左良玉指挥。刘国能也是知恩图报,竭尽全力为朝廷服务,终于在崇祯十二年(1639)被破格提升为副总兵。
刘国能的投降,对湖广的局势产生了很大影响。刘国能当时有部众五六万人,是农民军的主力。刘国能一降,朝廷顿失重负,官军不仅信心大增,而且更能集中力量攻击其他的农民军,局势因此大变。
四月,张献忠在谷城接收了朝廷的招抚。
刘国能一降,张献忠明显感到了压力,加紧了投降的步伐。他得知熊文灿贪财这一信息后,便派孙可望拿着两块一尺多长的碧玉和两枚直径逾寸的珍珠献给熊文灿。这一招果然有效!熊文灿立即上书朝廷,建议招抚张献忠,并派张大经为其监军。
张献忠是位老谋深算之人,深知受抚仅是权宜之计,不论是真降还是假降,保存实力最为紧要。于是,他利用熊文灿等人急于招抚的心理,辅之以行贿等手段,与朝廷讨价还价。
他坚决不遣散部众,更不愿交出兵权。在乞抚之时,他不说“解散归农”,而是称带兵万名“剿贼自赎”。当熊文灿要调他四千兵马时,他却又以“安集未定”为借口,不肯奉命。
当时并不是没有人看出其中的问题。兵部尚书杨嗣昌就很担心张献忠可能是假降,弄不好要养虎遗患,所以他主张要张献忠先袭杀李自成或老回回(马守应)后,方许招抚,否则就应借此机会“厉兵剿杀”。不过崇祯帝却在太监刘元斌和总理熊文灿的影响下,唯恐剿之不胜,错过了招抚的机会。于是崇祯帝便当面驳斥杨嗣昌道:
“岂有他来投降,便说一味剿杀之理?”
皇帝的话自然是一锤定音,没有人敢再啰唆。
三月二十五日,郧阳巡抚戴东旻造报了招献忠部的花名册,其中解散归农的约一万八千人,精兵约一万一千人。
张献忠就抚后,把大营安扎在谷城外十余里的白沙洲,造屋买地,定居下来,并派兵监视谷城。
对这种情形,朝廷中不少官员表示担心。有人主张把张献忠部调至前线作战,也有人主张予以彻底遣散,以免后患。最后还是崇祯帝发了话,说张献忠在谷城“造房种田,正是招抚的好处,又要遣散往哪里去”。
有了这句话,张献忠便能在谷城立住脚了。张献忠派人去北京,遍行贿赂,以求支持。对熊文灿等地方大员,更是大献媚心。他向巡抚林铭球行跪见礼,求封总兵职务,但又不到驻地襄阳驻防。兵饷不足,他就自立关梁征税,并抄没豪绅大户家产。张献忠显然想通过招抚成为一方霸主,并不是像刘国能那样死心塌地地投降。
朝廷竟然能容忍这种局面,真不知是自身无能、腐败,还是张献忠神通广大!
对张献忠的所谓成功招抚,大大鼓励了熊文灿等主抚官员。熊文灿积极派人去招抚曹操(罗汝才)、老回回(马守应)、射塌天(李万庆)、革里眼(贺一龙)等,其手法也相当妥协、软弱,以至于当时不少人讥笑他的做法是在“求贼”。
至崇祯十一年(1638)五月,一度战火又起,双方互有胜负。
但是,随着李自成在陕西战败的消息不断传来,湖北、河南的农民军首领开始动摇。
十一月,罗汝才率一丈青、小秦王、一条龙、过天星、王国宁、常国安、杨友贤、王光恩等首领,从均州(今湖北均县)上了武当山太和宫,向太监李继政投降。李继政移文熊文灿,熊文灿立刻派人招罗汝才等至襄阳,大宴于官署,并奏授罗汝才为游击,分驻其众于上津、房县、竹山、保康、南漳等地。但罗汝才不肯受官领粮,愿为山农耕稼过活,并暗中与张献忠来往。
早在此年的七月,顺义王就已在河南信阳投降。不久,射塌天李万庆也在河南投降。
一时之间,农民军投降之风盛行。即使没有投降的,像马守应、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刘希尧、蔺养成等(即革左五营),也由于势单力孤而进入低潮。陕西方面的李自成等部,也被彻底击败,不成气候。十年以来一直困扰朝廷的内乱,至此似乎已得到初步平息。
其实,这仅仅是表面现象。内乱并没有彻底解决,只不过是暂处低潮。只要一有风吹草动,时机成熟,那些暂时归顺朝廷的首领必将卷土重来,再树大旗。后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为了照顾到整体性,这里必须先叙述一下清军方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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