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王朝的内部斗争-崇祯的王朝

之所以讲明末的文官阶层要对明朝的灭亡负责,是因为他们作为当时实际统治全国的精英阶层,不仅没有有效地应对明末的局面,扭转其崩溃之势,反而起了反作用,加快了明朝的灭亡。

大明帝国,虽说由皇帝一人独统,但实际上,即使是能力最强的皇帝,也无法做到事无巨细,样样过问。真正统治大明帝国的,还是那一班文官。因此,作为帝国实际统治者的文官集团,其能力、效率、责任心等方面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帝国统治的局面。

遗憾的是,明末文官集团的表现,实在是令人失望。

自张居正之后,文官集团已无法与皇帝进行有效合作(这当然也有皇帝方面的原因),双方关系屡屡发生危机,直接影响到了朝廷的统治能力。同时,其自身内部也无法精诚团结,通力合作,反而陷入长期分裂,门户森然,党争不断,争权夺利,到天启年间竟发展到互相残杀、血肉横飞的惨痛地步。崇祯帝即位后,诛杀魏忠贤等权阉,清洗阉党,虽大快人心,但本质上也是文官内部斗争的另一形式。经过几十年的激烈斗争,文官集团已是元气大伤。更严重的是,崇祯帝清除了所谓阉党之后,文官集团原已形成的这种风气仍未有丝毫改变,相互倾轧、争权夺利的内部斗争并没有停止,仍是相当激烈。朝廷的高级官员,能超然于外而洁身自好的,可以说是寥若晨星。

依崇祯帝的本意,是要严禁植党,根除党争的,但奇怪的是,党禁越严,党争却反而越演越烈。

本来,崇祯帝在清洗阉党之后,曾任命了以韩鑛为首的东林内阁。但至崇祯三年(1630)春,韩鑛被罢,李标、成命基等也先后被罢归,钱龙锡竟被逮问。东林内阁解体后,内阁遂被周延儒、温体仁掌握。

崇祯朝的党争,导火线是崇祯元年(1628)底的廷推内阁。当时身为礼部右侍郎的东林党人钱谦益,入阁呼声很高,并被会推人选。这引起了同样想急于入阁的吏部尚书温体仁、吏部侍郎周延儒的不满,他们先是放风说钱谦益操纵了会推,继而又翻出天启元年(1621)浙江乡试的科场旧案,成功地使崇祯帝轻信钱谦益的人品有问题,而且有植党嫌疑,最终导致钱谦益丢官,并同时取得了崇祯帝对自己的信任。事实上,真正植党的倒是周、温等人。

由于在钱谦益入阁问题上占了上风,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周延儒于崇祯元年十二月、温体仁于次年六月先后入阁,前者还担任了内阁首辅之要职。

周、温两人入阁以后,自然也不会免俗,纷纷培植自己的圈子,巩固地位。不久,这两位刚刚还进退一致的同党,竟发生了矛盾,再次掀起了党争高潮。

原来,温体仁虽经周延儒之助而得以入阁,但入阁之后,位居周延儒之下,总觉得不能满足,于是便想取而代之。当然,温体仁在表面上是不会露出丝毫声色来的。

周延儒也不是没有把柄。如他的姻亲陈于泰(宜兴人,与周为同乡)被点为殿试第一;他引用的人,如登莱巡抚孙元化,恰恰在这时出了大事;他的家人被破例提升,且在原籍有种种不法行为而激起民变等等;甚至还有传言说他受了陕西义军首领神一魁的巨贿。一时舆论大哗,纷纷上书攻击周延儒,倒周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些行为,或多或少地得到了温体仁的暗中支持。

温体仁支持倒周,除了想取而代之外,也有其他的矛盾。如在用人方面,周延儒还不像温体仁那样,毫无原则。如温体仁与吏部尚书王永光,想重新起用逆案中的王之臣,周延儒明确反对,并对崇祯帝说:如王之臣能用,则崔呈秀也可平反了。于是崇祯帝打消了这一念头。而温体仁当然要对周延儒产生不满。由此也可看出两人之间的一些差别。

不过,在攻击周延儒的浪潮中,也有人上疏为周延儒辩护并攻击温体仁。如兵部员外郎华允诚就是如此。华允诚之疏首先指出:

“庙堂不以人心为忧,政府不以人才为重;四海渐成土崩瓦解之形,诸臣有角户分门之念。”

华允诚的意思是,局势已至如此,朝廷仍是这种样子,怎么得了!然后他笔锋一转,指责温体仁干预吏部之权,提拔同乡闵洪学接替王永光担任吏部尚书、党同伐异等罪状,给了温体仁一点颜色。

但温体仁并未就此罢休。当时与温体仁关系密切的宣府监视太监王坤,以陈于泰之事狠狠参了周延儒一本。像太监参劾内阁首辅,本来就不成体统,也史无前例。因此,朝廷上下多为周延儒辩护。周延儒身处困境,便求助于温体仁,希望他能出面说句公道话。温体仁当然不会援手,反而唆使其党羽陈赞化弹劾周延儒,罗织其罪名。吃了暗亏的周延儒,最终于崇祯六年(1633)六月被赶下了台。温体仁也就当仁不让地做了首辅,并一做就是四年。当时朝廷上下都讨厌温体仁,纷纷上书要求重新召回卸职的阁员何如宠,可惜何如宠坚决不肯应召,从而让温体仁顺利得手。

温体仁此人,工于心计,不露声色,精通权术,十分了得。自以为英明无比的崇祯帝,被他玩于股掌而不知,竟说他“纯忠亮节”。正是在崇祯帝的宠信之下,温体仁把他的权术发挥得炉火纯青,于不动声色中,把他不喜欢的那些大臣们,一一予以打击。

最典型的例子是打击文震孟。文震孟以正直、才卓而闻名。在他以少詹事的身份担任皇帝的日讲官时,就以敢讲、能讲而深得好感。崇祯八年(1635),文震孟以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作为首辅的温体仁,对这一任命并不欢迎,但他表面上却装模作样,极力与文震孟搞好关系。每次拟旨,温体仁都要找文震孟商量,有所改动也一概听从。因此此文震盂竟觉得温体仁相当不错,连说:

“温公相当谦虚,怎么都说他奸呢?”

深知温体仁本性的大学士何吾驺好意提醒说:

“此人机深,不可轻信!”

果然,时间稍长,温体仁就故意设下圈套让正直的文震孟钻。温体仁先唆使吏部尚书谢升弹劾御史许誉卿营求高官,因为这位许御史曾以中都凤阳失守而重参过温体仁,温体仁自然要还以颜色,然后便在谢升的奏疏上故意降低处罚程度,拟旨贬谪。深知皇帝性格的温体仁当然知道皇帝不会如此轻易放过,必定要加重处罚,发回重拟,而耿直的文震孟也肯定要帮许誉卿说话、辩护。这样一来,文震孟就会与皇帝发生对立,撞到枪口上。

不出温体仁所料,崇祯帝果然认为原定处罚太轻,退回票拟要求内阁重议。温体仁随即提高了处罚程度,将许誉卿削职为民。耿直的文震孟自然不会同意,当即与温体仁发生了顶撞。温体仁则以帝意之名坚持己见。几天后,圣旨传下,许誉卿果然被削籍为民,文震孟则愤愤不平。

温体仁接着走了第二步。他向皇帝密报说,文震孟到处讲,言官(指许誉卿)被罢是光荣之事,这分明是讽刺皇上您赏罚不公等等。崇祯帝哪里能受得了这种气,一怒之下,罢了文震孟的官。文震孟入阁仅三个月,就被赶下台,创了崇祯朝的记录。大学士何吾驺也受到牵连,被罢了官。温体仁一箭双雕,一下赶走了两个政敌。

温体仁心机很深,手段老辣。当时曾有人这样描述温体仁的伎俩:如果他要推荐某人,一定嘱咐他人先出来提名,自己则跟附其后,暗处使劲,显得其正大无私。如果他要排挤某人,则故意予以宽假,但一定设下圈套,让皇帝发怒生气,从而改重处罚,他自己还落得人情。此法屡试不爽。从文震孟被罢免之事,可知此言不诬。

当时也不是没有人奋起弹劾温体仁的。朝臣如刘宗周、许誉卿,宗藩如唐王朱聿键,勋臣如抚宁侯朱国弼,布衣何儒显等等,都先后弹劾过温体仁,但都受到了处罚。更有一位名叫杨光先的千户,先准备好棺材,然后上书弹劾温体仁,结果被崇祯帝下令打了八十大板,遣戍辽西。

自恃英明的崇祯帝,之所以如此倚信温体仁,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崇祯帝自己的性格及用人方式,另一方面也确实是与温体仁权术手段的高超有关。

不过,温体仁虽如此工于心计,精通权术,但最终还是露出马脚。他忘了别人也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

崇祯十年(1637),温体仁接到常熟奸民张汉儒状告其死敌钱谦益、瞿式耜乡居不法的状子后,如获至宝,便想借机置之于死地,拟旨逮钱、瞿两人下诏狱严刑追查。没想到一向清高的钱谦益情急之下竟求助于太监曹化淳,请其援手。获悉这一情节后,温体仁立即上书崇祯帝,要求追治曹化淳之罪,却忘记了崇祯帝当时与太监的关系。崇祯帝接到其疏后,竟示之于曹化淳。曹化淳惶恐之极,竭力辩白,并最终弄清了原委,禀报了崇祯帝。深受蒙蔽的崇祯帝,一气之下,下令枷死了张汉儒,罢免了温体仁。圣旨传出,据说北京城中欢声雷动。回到老家浙江乌程县的温体仁,气急攻心,很快就病死了。

温体仁之后,朝廷党争也一直没有停止过。这种文官内部的斗争,到后来几乎就变成了争权夺利的代名词。在这种情形之下,统治帝国的这些大臣们又有多少精力去处理朝政、应对时局呢?更何况他们本身的能力原本就平庸不堪。

明季文官的普遍无能,可以说是到了令人难以理解的地步。三言两语也说不清,这里仅以内阁为例。

内阁是当时最高决策机构,朝廷大事,基本上先由此决策,再由皇帝定夺认可后即付诸实行。按理说,进入内阁的大臣应该个个是精明能干之人,才不枉担此重任。然而,纵观崇祯朝阁臣,真正具有干练之才的并不多见。

阁臣的选拔,虽需一定的程序和条件,但真正的决定权还是掌握在皇帝手中。崇祯帝选拔阁臣,一度曾以抓阄之法来决定人选,把这种大事视作儿戏。后虽弃之不用,但崇祯帝的个人倾向仍是决定性的。现在看起来,被崇祯帝看中而选入内阁的,似乎也没有几个真才实学之人。

如在崇祯帝即位之初,通过抓阄被选入阁的阁臣周道登,就是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人物。某日,崇祯帝御经筵,问他道:

“‘宰相须用读书人’当作何解?”

周道登竟回答说:

“容臣等到阁中查明回奏。”

对这种迂腐之言,崇祯帝开始十分不悦,到后来也只好一笑了之。他接着又问:

“近来诸臣奏疏中,总有‘情面’两字。何谓情面?”

周道登竟又答道:

“情面者,面情之谓也。”

这种回答,竟然出自堂堂阁臣之口,令崇祯帝哭笑不得,就连边上的太监都忍不住笑出声来。(www.xing528.com)

再如稍后的另一位阁臣郑以伟,据说是过目不忘,学问很好,但就是不会票拟。对此,他自己也很着急,曾自叹道:

“我记诵万卷,却窘于数行(指票拟),竟要被后进所看不起!”

他有一次甚至把奏疏中的“何况”两字,误以为是人名,竟在票拟中随手写道:

“何况着按、抚提问。”

直到崇祯帝改正发回后,他才恍然醒悟。

这种成为一时笑谈的书呆子行为,当然只是少数。但当时阁臣之选,多重翰林、进士,却也是实情。这些人虽有文学之才,但不谙政务,不熟吏事,很难有经世作为,更枉谈因时应变以济时艰了。这确实是当时阁臣普遍存在的问题。

像周延儒,状元出身,出道很早,在当时也算得上一个才子。他在入阁前入阁后也都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办法来应对时局,除了揣摩帝意迎合讨好外,好像也没有特别之处。再如在阁长达八年而且做了四年首辅的温体仁,更是个无能之辈,而恰恰是这种庸才,却能长居高位。

温体仁不仅无能,而且还在皇帝面前以无能为荣。当崇祯帝召他询问兵饷诸事时,他竟然说: 

“臣原先以文章待罪禁林,皇上不知臣笨而把臣拔到这个位置上。盗贼越来越多,真是万死不能塞责。然而臣虽愚笨无知,但票拟时却不说假话。兵饷之事,只有靠圣明裁决。”

温体仁身居如此要职,竟然以愚笨为借口,把军政职责推得干干净净,而崇祯帝竟然不治其罪,不去其位,反而觉得温体仁笨得可爱,笨得忠诚。说穿了,就是因为温体仁在说自己笨的同时,衬托出了崇祯帝的英明,崇祯帝听了十分舒心。在舒心之余,崇祯帝大概也觉得有自己这么英明的皇帝,大臣稍微笨一点,也无妨大局。

温体仁所引用的同类,也大都是平庸之辈。对内阁中的温体仁、王应熊、吴宗达三人,当时有一段民谣,专门予以讽刺,民谣称:

内阁翻成妓馆,乌归、王巴、篾片,总是遭瘟。

温体仁是乌程人,王应熊是巴县人,所以取其籍贯谐音,分别被名之为乌归、王巴,而吴宗达也因无所作为,被人讥之为篾片。事实上,这种说法也没有冤枉他们。温体仁等人在阁之时,内乱外患加剧,尤其是农民起义军越演越烈,而他们不仅未曾有什么大的建树,反而误事坏事不断。

如在崇祯七年(1634),当时农民军已遍布各地,形势相当危急,而身居相位的温体仁竟对山西巡抚吴甡说:

“流贼,癣疥疾,不足忧也!”

但是,就在一个多月后的崇祯八年(1635)正月,农民军竟火烧了中都凤阳和皇陵,天下震动。温体仁对形势判断的水平,由此可见!

又如崇祯九年(1636)九月对卢象升的调动,也可以充分说明温体仁的为官之道。当时中原战场的形势,一度曾十分有利于朝廷。但就在此时,镇压农民军最得力的前线大将卢象升,竟被召入援京师,从而给农民军以极好的喘息机会。更不可思议的是,卢象升旋即又被改调为宣(府)大(同)、山西总督,负责他很不熟悉的边事。卢象升的调离,使农民军摆脱了一个强劲的对手,而朝廷的剿灭局面也因此而日陷困境。卢象升的调动,名义上虽是由崇祯帝主持,实际上却是由温体仁操纵。温体仁不满卢象升不为己所用,又忌其功高,于是明知其不习边事,却仍力推卢象升出任边塞,使之身置重地,只要稍有闪失,便可任意治罪。最后卢象升战死边关,朝廷也失去了一位不可多得的将帅。

像这种内耗,在崇祯朝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大明朝步步溃退以致后来灭亡的原因,与其说是外患与内乱,还不如说是朝廷本身。而文官集团对此是要负相当的责任的。像上述的这些内耗,严重地影响了文官集团的精诚团结和统治能力,使其根本无法来应对时局,挽救危机。

文官集团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原因自然很多,但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原先约束该集团的伦理道德——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也是该集团用以立身处世、统治天下的根本武器——在新的形势下沦丧了。道德沦丧,导致文官私欲横流,普遍腐化;而文官不顾一切追求私利,反过来又在更大程度上瓦解道德,造成更普遍的腐败。如此之恶性循环,最终使局面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顾炎武说:“士大夫之无耻,谓之国耻。”

明末文官集团的腐败,真是触目惊心!真难想象这些自幼诵读圣贤书的精英们,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对这种情况,崇祯帝在登基伊始就十分清楚。他曾明确提出“文官不爱钱”之语,要求文官自律戒贪。对此,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一针见血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皇上要求文官不爱钱,但现在的世局,何处不是用钱之地?何官不是爱钱之人?皇人亦知文官不得不爱钱,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文官本来就是以钱晋官,做官之后自然要把本钱捞回来!”

韩一良接着就毫不客气地揭露当时的官场风气。他说:

“据臣所闻见,要谋得一督抚之位,至少须用银五六千两;而道府之美缺,也非用两三千两白银不可。以至于州县及佐贰之缺,也各有定价;举监及吏承之优选,俱以贿成,而吏部之始进可知矣。像科道之官、馆选之进,半数也是靠钱通关节而获得的。”

韩一良还以自己为例,来说明当时官场贿赂公行的情形。他毫不掩饰地说:

“臣是从做县官起步的,现居言路做给事中。对官而言,县官是行贿之首,而给事则是受贿之魁。现在只要一提蠹民搜刮,则全归罪于州县官之不廉。然而州县官又如何能廉?!他们俸薪才多少?而开支却不少!上司票取、书仪、岁送、荐谢之费等等,无不要钱。近来则发展至每遇考满朝觐,动辄三四千两白银。这些银子不会从天而降、自地而出,州县官能清廉吗?科道上的官员称之为开市。臣于二月之内就辞谢书仪五百余两。像臣这样交结不广的人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

韩一良敢于直陈其事,自然难得,崇祯帝不久便提拔他做右佥都御史。不过,文官集团的腐败,却丝毫没有改观,反而是愈演愈烈。到崇祯六年(1633),崇祯帝在文华殿召见群臣时,又提到了官场的腐败行为。他说:

“吏、兵二部,用人根本,近来弊窦最多。未用一官,先行贿赂,文武俱是一般。近来听说被选官员动辄要借京债若干,一旦赴任,便要还债。这债出在何人身上?还不是要靠盘剥小民。这样怎么能选到好官?选拔的官员又怎么会爱吾百姓?”

崇祯帝心里十分清楚官场积弊,但对这种普遍腐败却无能为力。所以有人在长安门贴上一首诗谣,来讽刺当时的腐败风气。诗云:

督抚连车载,京堂上斗量。

好官昏夜考,美缺袖中商。

官员选拔在这样的氛围中进行,则整个文官集团难免要散发出呛人的铜臭味。靠钱谋得职位的平庸之辈们,最关心的自然是如何捞钱。他们不仅要捞回本钱,而且还要为进一步的升迁准备更多的资金。相比之下,像报效朝廷社稷之类的“琐事”,则显得无足轻重了。

据说崇祯帝后来自缢身亡而被陈尸禁门之外时,农民军的军师宋献策与李岩偕行散步,见两位僧人在为崇祯帝诵经礼忏,而明朝降臣却绣衣怒马,叱道而过,唯恐避之不及,毫无故臣惨戚之意。李岩对此大惑不解,便问宋献策道:

“何以纱帽(指官员)反不如和尚?”

宋献策不屑一顾道:

“此等纱帽原是陋品!”

李岩仍是不解,又问道:“明朝科举取士,制度周备,为什么到了国家多事之秋,却不见多少报效之人?”对此,宋献策作了一段精辟的回答:“明朝国政,误在重制科,循资格,所以到了国破君亡的时候,鲜见忠义之臣。

“满朝公卿,哪一个不享朝廷的高爵厚禄?以致一旦君父有难,各思自保。那些做官不久的人就会说,我这功名实非容易,二十年寒窗辛苦,才博得一顶乌纱帽上头,一事未成,哪有即死之理?这说明科举之不得人也。那些旧任老臣则又说,我官居极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翼翼,才熬到这一地位。大臣又非我一人,我即独死无益!这说明资格之不得人也。这两种人都认为功名是自己苦熬而得,所以全无感戴朝廷之意,也难怪他们弃旧事新而漫不相关了。可见如此用人,本来就不显朝廷待士之恩。而朝廷却责其报效,不是痴人说梦吗?

“而那些依仗权势、通过情面而被提拔的官员,骄慢贪婪,孝悌尚且不能,怎能指望忠义?那些夤缘而进的富豪子弟,既然花了本钱,自然要捞钱赢利,哪里还能顾得上忠义?

“这就是近来朝廷取士之大弊也。”

宋献策与李岩的对话,是否真有其事,不得而知。但上述分析,真可以说是一针见血!作为当时朝廷的中坚、社会的精英,文官集团要对晚明的悲剧负绝对的责任!